2011年，网上有一篇名为《我为什么离开磨铁？》的文章流传甚广。文章描述了民营图书公司的一位执行总裁，从他进入磨铁图书开始，如何大张旗鼓地进行改革，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把磨铁从一家“作坊”成功转型为一家“企业”的励志故事。那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的部分在于，这位志得意满的职业经理人，把图书出版变成了一桩赤裸裸的生意。
　　书是一种特殊性的商品，首先表现在，图书出版确实一桩生意，但是书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在于，书又不仅仅是生意。
　　我们消费图书与其他商品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书的文化附加值是其他一次性消费商品无可比拟的，如果撇开这种书的精神性指向，撇开一本书所隐含的文化意蕴，只是一种商品，那么这本书就算你再畅销，也没有任何意义。从这个方面来说，这位职业经理人就算卖出了几个亿的销售额，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出版人，充其量是一个成功市场销售员而已。图书出版人的特殊性在于，你首先是一个文化人，然后才能是一个生意人。只有在这两者之间求得一种微妙的平衡，才能在这个千变万化，日益萎缩的图书市场中生存下去。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大多数出版人都不太合格。要不是过于看重文化的附加值，对市场化的道路不屑一顾，要不就是像上面提到的这位职业经理人一样，把图书看作了一单单生意，只顾着炮制各种粗制滥造的畅销书。近几年随着民营书业的短暂崛起，进入图书出版业的门槛降低了很多，一方面是打破了传统老牌出版社的垄断性，但也因为民营出版业接纳了很多年轻人，多少有些急功近利，某种程度上又助长了出版业的混乱局面。
　　俞晓群在《那一张旧书单》中提到了很多值得敬重和学习的传统与现代的出版人，比如张元济、王云五、沈昌文、陈昕、林道群，当然还包括俞晓群自己，他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愈加“高危”的行业中坚守下来，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图书出版业的痴迷，因为这种偏爱，他们才更乐意接受和认同时代的变革，认清形势，如何在这个纸质书没落的时代里，延续一脉书香。
　　俞晓群在《大师的纠结》中写到出版史上著名的张元济：论出身，清末进士；论资历：“百日维新”中的核心人物；论开拓性：创立商务印书馆百年伟业；论学识：版本学研究的第一人；论志向：昌明教育，扶正天下；论文化交流：引介西学，开辟新域……不要说对比同时代，就是放眼近代到现在也无人能比。这大概是每个有志于图书事业的出版人高山仰止的人物。
　　同时代人里，俞晓群写到了沈昌文，这是俞晓群的出版笔记里出现最多的一个人物。这是个好玩的老头，也是个门清似的人物。扬之水在《<读书>十年》里写到了这位执掌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很多年的灵魂人物的很多趣事，在从三联书店退休后，他也没有闲着。俞晓群当时担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邀请他合作编书，一拍即合，一来一往竟然合作了二十多年，至今还常见他的新著集结出版，精力旺盛暂且不说，对出版事业的这份痴迷可见一斑。
　　俞晓群在《身段最低的出版家》中总结沈公成就，自学日俄多种语言，翻译出版多种著述；做出版做到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组织出版过《宽容》、《第三次浪潮》、《情爱论》等畅销学术书籍；策划《万象》杂志、“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最早引进金庸、蔡志忠、几米等作品。现如今仍然活跃在文化圈，2009年俞晓群进京担任海豚出版社社长，又参与策划“海豚书馆”，至今仍在陆续出版当中。当年红极一时的董桥热也是得力于沈昌文的大力举荐之功。
　　沈昌文偏爱董桥，在担任《读书》主编时，发表过《你一定要读董桥》(柳苏)，出版过《这一代的事》和《乡愁的理念》。俞晓群回忆说，董桥的文章妙文连连，但言语不合时宜之处更多，沈先生爱之深切，亲自动手“修修掩掩，只求平安上市”。 在内的出版人都会有过这种审查与删改的窘境。这种妥协并不值得炫耀，但是无奈之中，只好自嘲自乐，就像俞晓群评价沈昌文的做法，说这是一种“删改的艺术”。
　　沈昌文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期间，许多名噪一时的著作都是经由他手才出版的。这些书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常出版”，要感谢沈先生的“曲线出书”。有人问他诀窍何在，他说了四个字“跪着造反”。具体而言就是，要考虑时局，不能大刀阔斧，不能滋惹是非，不能图一时之快，失去话语权。俞晓群在《删改的艺术》中还提到沈先生修改的一个有趣例子。沈先生在修改《人有病，天知否》和《花忆前身》时写道：“我希望作点修改，提出这意见，实在是因为很喜欢这两文，怕全文被枪毙。可否删去副题：‘回忆张爱玲与胡兰成’。我喜欢胡兰成，但怕犯忌讳，在题中不去张扬其人。一旦有人告状，我们就说自己实在水平低，不知胡兰成其人，以后一定要加强学习，努力提高水平云云。（顺便说说，我一直认为，文人不必‘有行’。‘文人无行’才好看。且‘无行’的文人必有歪才，甚至奇才，把这些人的‘才’和‘行’都写出来，文章才好看。）”
　　在中国做出版，不但要考虑文化意义、市场价值、畅销前景，更重要的还要考虑政治敏感度。一个合格的出版人会利用各种策略来试探这个无形的审查制度的G点，因为审查制度并没有明确地规定一个限度，换言之，在一个具有弹性的政治敏感区域内，我们要试着争取更大的言论自由，而不是主动自我阉割和自我审查。所谓“删改的艺术”，所谓“曲线出书”，不值得鼓励，却值得我们反省，因为出版业承载的价值也许就在你放弃争取自由，主动阉割的那部分文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