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北京过年的难度在于如何复制出一桌子家乡的年夜饭来安抚乡愁。

    在北京的“北漂”都会有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在北京安定下来之后，希望把自己家人接过来，在这个城市度过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农历新年，一方面当然是希望这种逆流动可以避开一年一度的人类最大规模的迁徙。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典型的北漂，似乎只有完成了这个仪式，才昭示着某种意义上的融入。
    专栏作者红叶觉得自己没那么急功近利，巴巴地向远道来的父老乡亲们展示新北京人对城市机能的稔熟，哪里买烟花，哪里逛庙会。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她去年才第一次把父亲母亲从云南召唤到北京来过年——奶奶的去世让为了老人而拼凑起来的团圆瞬时破裂，叔叔家住得远，首先就表了态：过年还是自己在小家里过吧，谁也别折腾了。“得了，都拉到北京过得了！”红叶说。
    在北京过年的难度在于如何复制出一桌子家乡的年夜饭来安抚乡愁。可惜的是，灵魂人物已经不在了，“记得小时候过年，一大家人团团围坐在一张枣红色的大桌子旁吃饭，奶奶的位子却总是空着。她在厨房进进出出，总觉菜少了，要去多炒几个。等家人再三唤她过来吃，她才搓着两只手，笑眯眯坐下来，没吃上几口，就又站起来到厨房炒菜了。等到大家年夜饭吃得舒齐了，她就一个人躲到房里去包给儿孙的压岁钱，然后又要收拾碗筷。一顿年夜饭，都没吃上几口。”
    操持了一辈子团圆饭的父亲的观点是，人不在了，味道要在，就算在北京也一样。“每个云南人的神圣而庞大的年夜饭周期都开始于做腊肉灌香肠的时候。”红叶说，因为在北京，担心外地商贩急于回家地年，原料凑不齐，她的父母几乎是提前两个月就开始了这项运动。办年货几乎就是年夜饭食材的指代品了。从海里的到山里的，从新鲜的到腌制的，无所不有，无所不包。且大多数都是荤的，反正听说过购置年货买根黄瓜或买棵青菜的。另外，年货们还都要具有同样的特征，要大，要完整，最好还要成双成对。总的来说，北京的新源里菜市场是所有南方人的福地，物流发达的便利，这里能买到许多南方特有的新鲜食材。和卖肉的小伙子搞好关系也很重要，他能特意留下一些结实的肠衣和板油，这里面学问很大，好的香肠要用中号大小的肠衣，肠衣太大，灌出来的香肠太大，吃起来不爽口。如果太小，自己灌十分麻烦。卖肠衣的小伙子吹口气，三五下把肠衣一端的口子系上，待上一阵检验是否漏气。如果膨胀的肠衣表面看上去比较厚的话，会影响口感。最好是白色呈透明状的，鼓起来平滑得像金鱼的腮帮子。运气够好的话，还能在香料档里买到提鲜用的木姜子油。
    整一桌古典而完整的西南地区年夜饭，灌香肠、做腊肉、熏香肠腊肉、挑肥鸡、炸酥肉，在整治肉食的同时，还得去面坊吊汤圆粉、做糍粑。用香料码好味道的猪肉馅，灌进薄薄的肉皮里，再用绳子绑成一节节，红叶家没有阳台，没有地方晾晒和风干，腊肠就缠绕在厨房的管道上，耷拉得很低，挑衅式地往下滴着腊油。“灌香肠的同时，家里开始腌肉，我爸总是买来几条大五花，切成块，放在大的面盆里腌制。”更关键的一点，在西南地区的人看来，如果腊肉不熏制，简直没有办法见人。于是，他们在小区楼下支了一个用纸箱糊起来的简易熏炉，下面烧柏树枝，每次烟熏火燎五小时，再拿出来晒太阳，如此反复三次，才算完成。红叶不太买帐，家里人口少，做这么多根本吃不完，加上这个炉子太招摇，引来了小区里的其他模仿者，一度引起了物业的盯梢。加上受过现代的营养学教育，在红叶看来，腌腊这种在食品存储难度极大的时期被发明出来的食品加工工艺，到了现在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无论小辈们如何反对，长辈们还是要极力炮制出一桌和家乡一模一样的年夜饭。真正的战争在春节的前两天打响——这里面有着极其严格的执行顺序，提前一天把熬高汤用的干货泡发好、肥鸡和鱼杀掉清理好、腊肉香肠要用淘米水刷洗干净；到了年三十当天，早上四点就要开始炖鸡汤，腊肉香肠最好也是中午之前就蒸好、中午的时候好开始准备新鲜的炒菜的原料，下午3点开始慢慢切香肠腊肉之类蒸菜，好方便摆盘。
    年夜饭的真谛从来都不贵在质，贵在量。以多服人，所有的盘子一个架一个，歪歪斜斜，汤汁随时有溢出的危险，桌子堆得什么也放不下了。比如生冷的大肉菜：猪蹄、牛肉片、香肠、猪耳朵等等。每个都有讲究，比如凤爪是抓钱的，猪手也是抓钱的，切成圆柱的卤味是元宝。
    时间到了下午5点钟，无论如何慌乱，也要开始烧鱼炒菜了，这样才能来得及让大伙有足够的时间吃饭喝酒，也方便大家吃饱了好迎着寒风出发，好坐到电视机前，看越来越无聊的春节联欢晚会，一直等到0点淹没所有声响的烟花和鞭炮。在喜乐感恩的心情里，全家吉时出门接神，眼看又是一年。
    这时候，红叶才发现，自己自顾自地，为了“不折腾”的原则而远离乡土的年夜饭，依旧走上了繁文缛节的道路。今年年前她和父亲聊天，商议在北京过年的事宜，“他顾左右而言他了半天，才带着商量的口气问道：咱们还是在老家过年好不好？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刻意抛弃的传统里，存在了多少长辈们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