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应给地方政府一个明确的借债上限。解决地方债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也要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职能，这在地方债化解过程中至关重要。

　　著名经济学家　厉以宁：当前，我们推行城镇化，除了考虑建设问题，最要紧的是体制问题。城镇化需要改变什么体制？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一直到现在的城乡二元体制。这个难题不取消，那我们就与市场经济还有不小的距离。

　　银监会前主席　刘明康：原来有一个观点，民营银行一定会支持民营企业，我感觉不完全如此。如果缺乏很好的政策引导，在扭曲的利润考核导向下，民营银行容易走形。综合来讲，成本低且效益高的，一般是大型企业客户。几乎所有银行都喜欢大客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白景明：地方债风险总体是可控的，但对其快速发展积累起来的风险须保持警惕，尤其要防止下一步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地方债务迅速膨胀，引发债务风险进一步扩大。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利率市场化将导致银行利差收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总体上将推动市场利率上升，从而不利于缓解资金市场紧张状况，货币政策应当对利率市场化给予适当配合。

　　复旦大学知名教授　谢百三：房价不能不调，但不能调死，调死对经济影响甚大。中国不能像日本那样把楼市调死，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因楼市泡沫对地产出重拳，造成经济陷入“失去的20年”，长期低迷，股市大跌，这是中国必须汲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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