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循环中，最终是消费者主导、重建信任的过程，很大程度上由消费者发起，生产者迎合。”翁乾春说经历了吃吃错错错错吃吃，如多数关心食品安全的消费者那样的历程，6月，夏宁决定和翁乾春一起，整一个农夫市集。而后者，已经在农业领域摸索了五六年。
　　这是一个风格迥异的组合，夏宁干净、精细，有着年轻成功投资者冷静甚至有点冷峻的脸庞；而翁乾春质朴，不修边幅，偶尔的沉默里有似乎难抑的热情。
　　12月28日，将是圣甲虫农夫市集第15期，也是2013年最后一期市集。5个月中，市集不仅组织农户亲自销售自己的生态产品，拓展出创意手工小市集、亲子跳蚤会、农耕学堂等附属活动，还承办了第一届上海参与式保障体系（PGS）交流会。
　　从2010年内地一线城市出现第一个有机农夫市集，至今3年多过去，今年“参与式保障”突然成了有机农业圈的热门话题。这也是夏宁和翁乾春最乐于谈及的主题。市集上，农户与消费者面对面交流，仅是这个话题的一部分。通过消费者、农场与市集三方参与的规则制定、数据检测、透明决策等，市集实际上成为中介与平台，促成一个共同参与、共建信任的循环。
　　“在这个循环中，最终是消费者主导、重建信任的过程，很大程度上由消费者发起，生产者迎合。”翁乾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而两人，也走过了一段从寻寻觅觅的消费者，到农业领域的实践者，最终创办市集的历程。
　　
　　内心深处的追求
　　
　　2008年的都市白领热衷“农场”偷菜。这当然是一个虚拟的农场，在通讯行业工作的翁乾春却从中嗅到了第一个商机。
　　杭州一片有山有水、风景秀丽的地方，翁乾春创立了自己的“开心小农场”，分块出租给那些想自己种块地的人们。这寄予了他对农业最初的希望，来自江苏昆山的他觉得，“我们国家农耕文化的底蕴非常深。历史上，名人归隐都喜欢跑到田野乡村。现在大家在城市忙忙碌碌，压力也挺大的，如果想要安逸些，自自然然就会想到去农村搞个山庄田园农场之类的。”他说，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诉求”。
　　彼时夏宁已经成立了自己的私募基金，四岁前度过的乡村生活几乎是不复可及的记忆。但他至今还记得，年幼时是如何在阳台的小小角落里，等待一棵毛竹发芽，然后每天去测量拔高了几毫米的心情。毛竹没长多大就挂了，可田园之想似乎不曾离开。直到2009年，他在崇明租了一百多亩地，由他人管理，种植生态食材，算是第一次触电农业。
　　他们身后，风起云涌。2008 年，国内第一家本土化的CSA农场——小毛驴市民农园在北京凤凰岭下成立，此后CSA在中国成长颇快。CSA如今定名为“社区互助农业”，是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生态生产模式。此前，主营有机蔬菜配送的多利农庄于2005年成立，正谷于2007年成立。尽管一直存有争议，这些大型公司的进入，无疑带动了有机概念的大规模传播。
　　到白领偷菜热的那些年，一些消费者种地，看中的还是好玩、消磨时间，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寻找安全食品的期望。由于农场距离太远，客户流失率很高，不久翁乾春放弃了这个项目。随后，新一波的阳台种菜在食品安全问题频爆的2010年前后火了起来。
　　翁乾春想，把菜园搬到家里，客户就不用来回奔波了。这一年，他做起了阳台种菜项目“易栽乐”。他分析说，阳台菜园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趋势和流行，也和大环境有关，“随着住房条件改善，人们逐渐有条件去追求它。”
　　夏宁也在自己的轨道上慢慢行走着。2010年，因为无法亲自管理产生的问题，他关闭了崇明的农场，打起检测的主意来。“感觉很多食品有潜在风险，但消费者无信息知情权，没有知情权也就没有选择权。成立一个检测机构，将成本降低，可以同时为家人挑选食材，为其他委托人提供检测服务，也可以帮助真正的好农场证明自己。”
　　
　　给消费者选择权
　　
　　圣甲虫俗名“屎壳郎”，土地中极为普通的一种昆虫，在古希腊却有神圣的意义，“古希腊人认为，地球是由屎壳郎推动形成的。”翁乾春说，圣甲虫虽不起眼，所做的事情却对整个地球生态大有稗益，这就是市集名字的由来。
　　市集是一种古老的体系，人与人在这里相聚，物质超越单纯的交换价值，成为人际沟通的载体。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曾一言以概括农夫市集的魅力：“它的简朴无法超越，货品来自附近村庄而保持了自然新鲜。”在北京的农夫市集之后，上海已有友好农夫市集、嘉善老集等，而广东、浙江等地近年也陆续有此类市集出现。其模式是相似的，通过近乎传统的、农户与消费者面对面的售卖形式，促进供应链上下游的交流。加之市集常有一些附属项目，如亲子市集、手工课、食品安全方面的讨论等，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周末休闲的去处。
　　夏宁想得更远。他动过检测的脑筋，现在，他又想把参与式保障体系引入。
　　就算在国际上，参与式保障都是颇新的概念。它于2004年在“另类认证”研讨会上提出，其核心在于生产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有机担保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已成立近3年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在今年10月初的一次大会对照参与式保障体系各项要求，给自己打了74分。“生产者和消费者意识和理念相对滞后，不愿参与。”北京友机的组织者之一常天乐说，这可能是PGS在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新的思维对消费者提出了要求，同时也在挑战着生产者。好在，翁乾春看到，参与市集的约40家农户中，多数是更具理想色彩、更有城市气质的新农人，他们心态开放，乐于让消费者和市集介入。消费者更有机会走进农场，而市集作为第三方，提供检测服务，公开各种信息，将从绿色到自然农法的各级农场分类，他们始终强调的是透明，而透明，正是给予消费者选择权的前提。
　　而当消费者真正选择了这些安全健康的食材，他们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态度，“这也是对生态环境的支持，把手里的选票投给坚持生态种养的农人，也是从微观层面支持信任重建。”夏宁说。
　　
　　可传递的信任
　　
　　记者第一次见到夏宁的时候，他似乎只是市集中一个忙碌的工作人员。他不满一岁的孩子由太太抱着，也许是那次市集最小的参与者。夏宁说，自己从小身体不好，对食品问题比较关心，而自从太太怀孕，这几乎成了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
　　多次市集后，他们也发现，年轻的父母亲是市集非常大的消费人群。这也对应了一个事实——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有机农业兴起的时候，主要依赖的，也是年轻的家庭主妇。而在中国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也发展得极好。
　　但夏宁也发现，这群体本身极需要可靠知识。在这个人人空前关注健康问题的时代，随意打开微信、微博，总有那么些健康小贴士漫天飞——其中不少属于以讹传讹。“消费者错误的认识会导致恶的循环。网上流传的一些方法其实是错误的，譬如鸡蛋，以前大家说蛋黄红就是好的，其实这错了。我们会综合一些农场主的意见，把鉴别方法做成资料。”夏宁说，由于联结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类似的知识普及工作也是市集题中应有之义。
　　创办市集之前，夏宁也很注意选择有机食材，产品多来自他的EMBA同学的农场。这是一种传统的、依赖直接的人际关系取得的信任。生态农业圈的信任关系，一度依赖于这种脆弱的人际——今年，微博上的生态农业圈子也一直在讨论如何突破小圈子局限。
　　“我们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信任可以传递，而不限于这一群人。如果我信任市集上一个农场，也就信任其他农场。”夏宁说，市集组织许多对农场的考察和取样检测，同样的，如果你信赖的朋友去过那个农场，你也会信任那个农场。
　　但他们也认为，长远来看，消费者与生产者接触所产生的信任关系，应让位于制度与规范所确立的那种信任关系。而这，正是目前逐渐风行农业界，作为有机认证之补充的参与式保障体系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