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用一两句话去概括王世襄的收藏人生。
　　10月初北京恭王府乐道堂举办的了一场王世襄旧藏展，虽然展期不长，但品类丰富，除了我们熟悉的的家具、铜炉之外，更包括了葫芦、鸽哨等鲜见的内容，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则是一批首次露面的王世襄珍贵藏书，倒是可以从中看出先生收藏中的细节和习惯，拿古籍专家拓晓堂的话说“他的东西一眼就能看出来，不管什么书，封套上一定是包得好好的，工工整整用楷书写着书名”。对于入行晚，没赶上大师尚在的年代的后生晚辈们，可能只能通过展览来超越书中文字的平面化去了解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
　　
　　家具
　　
　　展览里只有两件黄花梨家具，一件花梨木独板大画案及脚踏，一件黄花梨琴桌。但王世襄的名字很难不与明式家具发生联系。
　　在《锦灰二堆》中，他写道，抗战时期，去川西李庄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因研读《营造法式》、清代匠作则例而对小木作及家具发生兴趣，日本投降后，回到北京，开始调查采访传统家具，遍及收藏名家、城乡住在、古董店肆、晓市冷摊。”
　　1985年，香港出版了王世襄所著的《明式家具珍赏》。马未都曾说过，这部书当时国内没有出，一时间港版书的价格高达近千元，却一书难求，因为这书一度成了“明式家具走私指南”，那些村村寨寨里有明式家具的老乡们炕头上都可能留着一本，这本书从客观上来说让民间的黄花梨家具加大了外流的速度，可见它的权威和细致，几乎成了行业教科书。这个结果令王世襄痛心疾首，他是最痛恨国货外流的——在《锦灰二堆》里，他在回忆受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去美国、加拿大的美术馆看家具与书画的行文中都是用“强盗”、“文物贩子”等词称呼那些从中国购买文物的馆长和主任。
　　到了1985年，王世襄的个人收藏有79件。这79件收藏，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市场价十分之一的价格出售给了他的好友、香港商人庄贵仑，条件是不能打散、自用或商用，得捐给上海博物馆。后来，庄贵仑以他父亲庄志宸的名义将79件家具都捐给了上海博物馆，也弥补了王世襄一直对国内博物馆没有单独的明式家具展厅的遗憾——这一点在解放初期他参观美国纳尔逊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时就提出来了。王世襄用这笔款子在芳草地买了公寓，搬离了1914年就住下的挤得满满当当的芳嘉园。此事的始末虽版本不一，但老人家对家具的热爱不容有疑。即便他出售了这些旧藏，也依旧在做着更多与明式家具有关的研究和案头工作，这次在恭王府展出的黄花梨家具，也有故事。
　　家具专家乔皓说：“王老其实一直想做一件融合了他自己想法的明式家具。1995年他得了两块非常大的花梨木，这两块料拿来以后很长时间先生都没有动工。他和田家青先生共同研究制作了这个大画案，制作地点在北京的北郊，王先生多次去到现场和工人去商量，画样，倾注了很多心血。”田家青是中国古典家具领域内著名的学者、专家，是王世襄惟一的入室弟子。俩人商量着做这个画案时，王世襄这回要做到“如果碰掉了画案上的任何一个配件，它就塌了，散架了”的状态，这就要求不能有任何一处是富余的，要最简洁。这块案子，后来成了王世襄晚年主要的创作基地。
　　对木头的热爱源自营造学社时期的信息积累，更来自于路灯下和老木匠们抽着烟袋锅子的闲聊、进木工房和师傅们打成一片、花五块钱从通州找来的黄花梨方桌没了运费就自己用板车拉回家、唐山地震时不舍得一屋子的家具恨不得睡在柜子里……京城第一玩家，哪里是玩出来的，去展览上看看那些葫芦杂项的封套上工整小楷写的名称特征就知道，都是花功夫得来的。
　　
　　古籍
　　
　　从体量和形态上，古籍在一个收藏大家的体系中属第一眼不太会关注的那一组，这些旧书摆在那儿，沉默着却是最好的老师。
　　王世襄的祖父一辈都是晚清的进士出身，父亲在外交部条约司工作，母亲金章是著名的鱼藻画家。虽然是世家，却不是巨富之家，他自己也开玩笑说：“十块钱以上的都归朱家溍先生玩，像我只能玩得起十块钱以下的”。拓晓堂也说，朱家溍先生的旧藏拿到故宫很多都评了一级文物，王世襄的如果拿到文物所、故宫去评级，估计只能评个二级。这些古籍中，不会有很名贵的，多是有趣的，你会发现这个老人家活到90岁，快快活活地一辈子把他喜欢的东西都研究出子丑寅卯来，写一大堆的文字还让别人读着也想凑上脑门子了解一二——这似乎与他长期的阅读习惯有关系。
　　晚清至民国时，京城一派藏书基本都是求大求贵，而江浙一派，自私家藏家楼兴盛开始，尤其是以常熟代表的鉴赏派，都是以小、精到、罕见为收藏特色。“所以看王世襄先生，其实是属于江浙一派的，且是路子非常正的那种。我举一个例子，这次展览里有一部书，《药雨谈画》，是民国期间一位有名的书画鉴赏方药雨。这个方药雨所经眼过的书，他做了一个详细的目录，是用民国初年学术界非常推崇的一种日本的美龙纸来抄，字体非常工整，抄得非常漂亮。《药雨谈画》在民国的时候曾被一个非常有名的收藏家周书涛先生收藏过。民国期间藏书界有‘南成北周’的说法，北方的周书涛的藏书是第一大收藏家，他的重要藏品基本上都是宋元本，主要在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他的明版主要在现在的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这些都是当年周先生捐赠给这些图书馆的。《药雨谈画》实际上当年就是周书涛先生收藏，在书的封面，就有周书涛的收藏印。说着多为什么？只说明这本小书不是大件，但王世襄得到了，珍藏了，一直留到现在，这是他收藏的一个特点。”
　　看完展览不少人会奇怪，为什么一个收藏家要看这么多的诗词？会有这么多诗集和词集？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的人来说，要看懂画上的题词和题诗是需要极大的古诗词储备的。王世襄到美国去拜访美术馆时，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将流失出去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出详细的笔录，这些诗词书籍在构建他的书画研究功底的过程里一定功不可没。
　　拓晓堂与王世襄有过多次交往，他也多次去到王家的老宅芳嘉园拜访，亲见过满地古籍、杂项、家具的情景，在那些略显陈旧却充满光辉的物件里更随着王老向里屋穿行，生怕一转身不小心碰掉了一件宝贝；也在大雪天里一进屋就听见王世襄揣在怀里的蝈蝈叫了，听王老抱怨现在的大葱打农药太厉害，蝈蝈吃了便死……
　　拓晓堂认为，一个不严苛的人是做不了大收藏家的，也做不了大学问，做不了美食家。在他眼里，王世襄非常严苛，真正做事的时候他瞧不上的人根本就不多说什么，这与许多人眼里的和蔼亲切并不冲突。在他的描述中一切都那么矛盾：王世襄不是穿个中山装就是个对襟的旧袄子，家里乱得那叫插不进脚，可案头上的小楷写得工整，所有和收藏有关系的他都弄得特清楚明白；大家都知道王老做菜是一绝，到了后厨师傅们压根没想过他不是厨子，可他后来一个人时常常吃剩饭，工作起来饿了就吃方便面；老北京胡同里那些最俗气的玩意儿，连武夫们玩的捉兔、逮獾他都玩，却生生玩成了一生雅趣。也许是这些矛盾让他有血有肉，让所有回忆他的人都能说出若干细节，让许多没有机会得见的小辈对着那十几部深入浅出的著作上“王世襄”三个字，不太像一个遥远的名字，而是一个亲切的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