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市场又该发挥什么作用？政府和市场之间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本文将讨论这些问题。
1.多边国际合作
国际金融环境的不稳定给后起货币的国际化带来风险，单极向多极国际货币体系的平稳过渡需要多边的国际合作。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而言是机遇和风险并存的。我国学者关于政府是否需要主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存在很大争议。争论的实质在于人民币国际化是帮助中国规避国际货币风险还是导入国际金融风险。
人民币国际化最关键的一步是资本项下的完全可兑换。但是目前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实践经验表明：在国际货币金融环境不稳定背景下，资本账户的开放将导入更多金融风险，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也将急剧增加。前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就指出，“中国不应追求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资本账户开放是自毁长城”。
国际货币与金融环境的不稳定将显著影响中国政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信心和决心。或者说，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我国政府相关政策组合及其推进次序的合理性，而且取决于国际货币金融环境的稳定性。一个波动不定的国际金融环境使后起货币的国际化征途走得更为艰难。日元的失败与欧元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重创，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于刚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而言，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格外审慎。
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是市场选择的结果。目前支持多极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大都认为，多极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形成取决于大国政府（主要指中国政府）的意愿与市场的选择。他们并未考虑国际社会是否需要为多极储备货币体系的形成做些什么。
IMF前总裁康德苏牵头的皇宫创议（2011）提出“如何以多边的方式促进储备货币的多极化，避免官方储备变动引起私人投资组合的不稳定变动”作为未来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部主任Paola
Subacchi曾经表示，国际社会需要通过政策合作来管理从单极走向多极储备货币体系的过渡期。但是对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平稳过渡，他们并没有提出具体意见。这是需要我们加强研究并予以倡导的。
2.政府转变职能
行政管制型金融体系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实现经济金融转型，才能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就中国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显然需要政府主导。这是因为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以健全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系为基础。政府职能的转换，即从金融资源的行政垄断和配置到保护最终债权人和投资者权益的有效金融监管，是建立健全有效金融市场体系的前提条件。
不少学者和金融机构的经济学家一说起人民币国际化，就要求资本账户开放。似乎是资本账户一放就灵。他们认为开放有助于促进改革。
我个人并不十分认同以开放促改革的思路。人们通常认为，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可以推动改革，但事实却令我们失望。加入WTO后我们以商业银行股权引入外资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虽然外资银行参股从银行内部管理体制和管理技术等方面提高了商业银行的现代化水平，但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银行服务业对外资和民营资本的开放受到强势利益集团的阻碍。当外资金融机构无法参与金融机构重大决策，无法改变银行业经营环境时，他们也就从战略投资者变成了战略投机者，成为特权利益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中资银行垄断利润和政策性利差补贴的分享者。当未来盈利空间收缩时，他们就兑现丰厚的利润，将股份一抛了之。美国银行抛完建行股票，汇丰转售平安保险都是如此。
加入WTO十余年，金融体系并无重大变革。最后我们发现，开放事实上并没有促进改革，只有危机才能促进改革。在内部金融体系存在巨大扭曲时，只有改革才有助于开放，不改革的开放只会引来更多的投机者，引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中国的改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决策层的政治意愿。随着危机因素的增长，不改革的成本与日俱增，改革的阻力相对减弱。启动改革的时间窗口就此打开。把握这样的机会，在正确的改革理论指引下，我们就可以适时推进改革并取得成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不可持续的性质已经日益显现。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路径的选择有其内生性质，一定程度上是前30年的工业化战略与后30年改革开放政策共同决定的。因此，未来10年中国经济金融的转型本质上需要对已经实施了60年余年的基本政策做出重大调整。这种经济金融转型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修为，而人民币国际化只是成功的经济金融转型的外在表现。
我国长期实施的金融抑制政策，其主要功能是为工业化提供廉价资本。基本特征是政府压低利率或资金成本，并通过行政干预或产业政策将低成本资金配置给特定产业和企业。抑制型金融体系主要通过低利率信贷规模的扩张支持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政府基础设施领域的增量投资。其积极作用在于促进了工业化战略的成功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人为维持资本低成本的政策和资金融通对银行体系的过度依赖，已导致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膨胀，产业结构扭曲，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和向国家财政转嫁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