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发明了时尚，而美国人发明了时尚新闻。无论是营造梦幻的时尚摄影，还是以文字见长的时尚写作，在过去一直都被美国媒体们垄断着。前者有《VOGUE》、《Harper’s BAZAAR》等杂志保驾护航，后者则是被《纽约时报》树立成了行业标杆。
　　最早倡导专业时尚写作的是记者Virginia Pope。她从三十年代起开始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对巴黎各大时装屋最新系列的报道以及纽约制衣区的活动情况。时至今日，人们依旧是遵循着她提出的三点时尚写作原则：“避免单调；不要过于激动；最重要一点，所写事物要足够精确。”早年时尚版是和生活版并在一起的，包括了食物（food）、家庭（family）、装潢（furnishing），当然还有时尚（fashion），被人们戏称为 “4F版面”。随着社会变迁，特别是从八九十年代起大型奢侈品集团开始成形出现，时尚越来越被视为是一种商业而并非一味的小众审美。新时期的时尚记者Amy Spindler、Cathy Horyn、Holly Brubach、Guy Trebay、Eric Wilson等等，用独到的文字为我们提供看待时尚的另一种可能。
　　大部分主流时尚杂志的编辑记者们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各个品牌把新产品卖出去。而《纽约时报》则是一直用知识分子的眼光打量着纷繁热闹的时尚界：这么做合理吗？有哪里是值得质疑批评的地方？这也引来在2002年时《女装日报》刊载了一篇文章，大标题便是写着：“《纽约时报》痛恨时尚吗？“但正是这种怀疑一切的态度，叫后者的报道在时尚圈内显得独树一帜。
　　无需向广告商们卑躬屈膝给了记者们充足的新闻自由，尤其对于极度商业化的时尚业，这一点更是难得可贵。另外，《纽约时报》对员工又有着严格的规章限定：记者、编辑不允许收取报道的品牌或相关人士赠与的任何礼物。而只有这样， Suzy Menkes可以直接披露指责快时尚品牌旗下工厂工人遭受的不人道待遇；Cathy Horyn可以批评《VOGUE》杂志的“Fashion’s Night Out”活动对时尚界没有任何推进，只是加剧了美国消费主义的倾向。
　　有一点很好玩的是，《纽约时报》报道时尚的记者们大多没有严格的专业时尚教育背景。Cathy Horyn大学期间主修的是新闻专业，毕业后也是曾报道过五花八门的各类主题（据说她还曾担任过战地记者）；Guy Trebay则是高中时就主动辍学，跑到纽约来为《村声》杂志撰写文化专栏，直到后期《纽约时报》将其挖去做了时尚与文化报道记者。
　　但是他们在各种文化领域的背景知识却是众所难敌。在他们的笔下，时尚不单单是挂在商店里有待出售的商品，而是真正可以折射出相应的社会动向和文化层次。比如Guy Trebay就曾在一篇报道春夏风衣潮流的文章里，先是引用了中国宋朝战士的装甲做例子，又是使用了大量层次高深的英文单词来加以说明。“我知道这样显得很做作，但只有这样你才能把一个问题解释清楚。”他后来接受采访时补充道。
　　很多人将时尚新闻和时装评论等同起来。准确来讲，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小范畴。毕竟，每一年总的时装周时间加一起还没有半年时间。剩下的内容还是要靠记者们主动发掘选题来填补版面。而这正是体现时装记者们顶尖的地方之一。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不久前我在为另一篇讨论“LGBTQ”族群是怎样影响到时尚界的文章搜集素材时，时装记者Eric Wilson八年前的一篇特写几乎是全球唯一一篇对这个话题有着深度讨论的报道；而去年Cathy Horyn只是在时报网站的博客“On the Runway”上简单聊了聊名媛Eunice Johnson未曾入选过“国际最佳着装名单”的事，今年便有《W》、《System》等杂志为这位引领黑人时尚的大人物做了特写专题。
　　要想让自己的文章脱颖而出，适当的锋利语言必不可少。但为什么顶尖的时尚记者们在写下偏向负面的报道之后，依旧会收到行业内外人士的尊重？因为他们并非只是为了毒舌而毒舌。每一篇文章的背后都有着无数采访沟通和历史背景资料做有力支撑，因此才能做到言之有物。这可不是靠着恶毒和插科打诨博眼球的不专业人士学得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