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坐于沙发的这位退休探员满头华发，他声音轻柔，语调平缓，讲话时，会时不时抖个机灵，逗人一笑。也时常偏转头去，观察着四周的环境。采访开始的时候，他体贴地将录音笔放在离声源更近的地方，“我以前也在喧闹的酒店大堂给盗贼录音，但往往录不好，最好的地点是车厢。”
　　惠特曼有着东方人的眉眼，这得自日裔母亲八千代·惠特曼的遗传。惠特曼于1955年出生于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父亲曾在二战时于太平洋战场作战，而母亲则是当时他所生活的社区中唯一的日本女性，时常遭受各种来自于美国社会的歧视。父亲为了养家做过各种生意，但经济情况始终没有太大改善。后来，老惠特曼开了一家东方古董商店，成为他经营历程中最为满意的生意。
　　1960年代，惠特曼进入学校之时，也正是美国民权运动汹涌澎湃的年头。因为早年母亲曾经受到歧视，他更为FBI探员在民权运动中保护弱者的表现所触动。而当时的流行文化也在塑造这个机构的高大形象。当年一部风靡全美的电视剧《FBI风云》在少年惠特曼的心里投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是正义与美国梦的高尚守护者”。这些渗透于当时文化的因素加之幼年的经历，使得他执着于成为一名FBI探员。
　　作为一名艺术品犯罪组的探员，艺术史知识与艺术鉴赏力不可或缺。1988年，当惠特曼从一名农业报纸记者成为一名探员之后，他被送到广有油画收藏的巴恩斯基金会学习艺术知识，在课堂与市场中学习关于艺术品的知识。他拥有了能够出席各种艺术品论坛与人交流的自信，也有了与艺术品窃贼博弈的底气。
　　“做探员，最重要的武器并不是手中的枪，而是灵敏的脑子和清晰的思维。”事实上，执行卧底任务时，惠特曼往往不配枪，有时是因为在外国执法，不能配枪，更多的时候则是为了得到罪犯的充分信任。
　　“FBI探员也没有什么读心术，他们最多是学习根据人的肢体语言来掌握对方的心理。”对于惠特曼这样的卧底探员来说，心理博弈的能力至关重要。然而，这些诀窍并不是什么不传之秘，而是来源于经验积累。惠特曼说，“在FBI中，并没有固定的守则或者说诀窍。一般是在FBI的环境中学习而来，而另一方面则是自己在生活中的积累。”
　　“办案时，人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但这项任务往往要求我们要有充分的耐心，人总是在紧张与耐心之间焦灼。”与艺术品犯罪打了半辈子交道，惠特曼见过形形色色的窃贼，他们远远不是许多好莱坞电影所描绘的身手不凡、风度潇洒的雅贼，而大都是贪婪、凶狠的亡命徒。“他们偷窃艺术品也不是因为热爱，作案手段也并不比一般案件高明。偷艺术品只是为了钱，他们甚至连马奈和莫奈都搞不清。”
　　如今，早已退休的惠特曼与妻子唐娜开了一家艺术品保安公司。坐在丈夫身边的唐娜回忆曾经在家等待丈夫办案归来的岁月：“每次实行抓捕之前半小时他都会给我打电话，说说话。”在唐娜眼中，丈夫最危险时的一通电话不仅是爱意的表达，也是在做一种“有去无回”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