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万元定期存款，一年到期后想取出来，却发现卡上分文不剩。钱存到银行也能失踪？”山东枣庄的张杰回想起自己的经历，眉头紧皱。
　　山东东营的王心波、毛先生、郝女士，以及枣庄的王爱民都和张杰有同样的遭遇，他们先后在山东高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中心路分社开户5张银行卡，分别存入300万元、300万元、300万元以及200万元的定期存款，然而到期后都惊愕地发现卡上资金余额为“0”。
　　2011年12月1日，张杰一纸诉状将高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中心路分社告上法庭，要求支付他的存款；12月6日，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立案审理。2012年2月8日开庭审理，储户认为银行违约要求维权，而农信社却认为储户蓄谋合同诈骗。
　　直到今年1月11日，张杰意外收到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被告知“山东省高青县公安局已于2012年7月2日，以张杰合同诈骗为由立案侦查。”至今，该案悬而未决。
　　当地监管部门的知情人士向《经济参考报》记者透露，“涉及这件事(存款失踪)的远不止这些人，其中牵涉到非常复杂的高利贷借贷关系，金额非常大，具体我们不能透露，一切等公安机关调查结果出来再说。”

　　千万元存款“不翼而飞”？

　　2011年6月，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被山东省农信社表彰为“六型”团队的先进基层单位。然而，就在这一年，该社多位储户在取款时发现自己的高额存款“不翼而飞”。
　　张杰回忆说，2010年5月，枣庄的王爱民告诉他淄博一家信用社揽储，只要把钱存一年定期，就可以每个月获得3分的利息。“当时，王爱民承诺这笔利息由他支付给我，与银行存款利息无关；我想可能是银行找来一些有社会关系的人帮忙高息拉存款，之前也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并且王爱民说他自己也在那儿存了200万元。”
　　在高利息的诱惑下，当年5月29日，张杰驾车从枣庄到高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中心路分社开户。“我先见了这家分社的主任郑保新，他让我到柜台办理开户手续。柜员给了我一张空白的开户单，并复印了身份证件，填写完后，柜员给了我一张借记卡，之后我就回枣庄了。”
　　5月31日，张杰为了检验借记卡的真伪，先后在枣庄的两个信用社网点营业柜台上，通过原有的其他银行存折转账到该卡10元钱，再取出9元，发现这张卡能够正常使用。因此，他随即通过转账的方式向该卡转存了200万元。
　　然而，令人费解的事在这笔资金存入两天后发生了。高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中心路分社的交易单据显示，6月2日，张杰借记卡的附属卡发生了一笔150万元的转账交易，并且是柜面操作，转入的户名为项文杰，张杰称他“并不相识”此人；业务代理人为韩磊，信用社授权人是郑保新。
　　此后的2010年6月3日到6日，张杰名下剩余的50万元也在高青县农信社不同的分社，陆续通过附属卡取现以及POS机消费的方式被“取走”。
　　“哪来的附属卡？不可思议！”张杰强调，“我当时就只填了一个开户单，并且只办理了一张借记卡，并没有事后银行说的什么附属卡。”《经济参考报》记者看到，张杰所持的这张借记卡标明为山东省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信通借记卡，有16位卡号和银联标识。而交易单据上显示的附属卡卡号和张杰持有的主卡卡号完全不同，但却是5月29日张杰办理信通借记卡后的5分钟内，以张杰的名义开的户。两张开户单的经办人均为李娜，且有郑保新盖章。
　　和张杰同样遭遇的还有山东东营的王心波等4人，他们均表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其借记卡附属卡“被开户”。存款到期后，他们分别来到高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中心路分社取款，都惊愕地发现卡上余额为“0”。王心波提供的开户单显示，他2010年9月16日在高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中心路分社开户，之后的5分钟内“被开户”了附属卡，经办人同样为李娜，有郑保新盖章。
　　王心波的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0年9月17日、18日两天，王心波向卡内累计存入300万元，此后9月18日-24日期间，这300万元通过附属卡在高青县农信社不同的分社被转账、取现。

　　存款“被转账”或涉高利贷

　　据调查了解，张杰等5个人从事不同行业，有的做煤炭生意，有的做建筑材料生意，都是当地的民营小企业主，衣食无忧。
　　王心波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事发之后，我找到中心路分社的韩磊，他写给我一份情况说明。”
　　从情况说明中，记者获知，2009年8月，韩磊让东营的林经理去物色所谓的“投资人”，以月息6分的条件谈存款业务，具体操作为“投资人”持有主卡，韩磊等持有附卡，而附卡由韩磊借用“投资人”的身份办理。2009年9月，韩磊打电话给一位叫王小龙的人去银行用名为王心波的附卡转账，韩磊称这种转账为找王心波“贷款”。“此笔贷款的额度为300万元，目前附卡在我手中。”韩磊在情况说明中写道。
　　王心波后来得知他的这300万元流向了河南一家企业，具体是什么企业他不清楚，只打听到和韩磊等人放高利贷有关。
　　东营的毛先生2010年6月将300万元存入高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中心路分社。“我存款时也是通过朋友介绍，给我3分的月息，存3个月。我通过电汇转账的方式将钱存入这家信用社的借记卡内，事后才得知被分两笔通过附卡转走。2010年10月，我直接找到郑保新，他向我承认在资金转账过程中他帮了忙，而资金用作投资棉花生意了，短时间内收不回来，希望我宽限一段时间，千万不要把事情闹大。”毛先生说，“当时，郑保新都给我下跪了。但2011年春节后，我再去找郑保新，却发现怎么也联系不到人。”
　　东营的郝女士也对记者表示，她的300万元同样是陆续通过高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所发的借记卡附卡“被转账”。据她事后打听，这些资金流向了山东济南一家房地产企业。
　　“实际上，牵涉这件事(存款失踪)的远不止这些人，还有别人向我们投诉。”淄博银监局高青县办事处一位人士对《经济参考报》记者透露，“我们去年对此展开了一些调查，后来汇报给淄博银监局监管二处，交由他们进一步调查处理。整体来讲金额非常大，具体我们不能透露，一切等公安机关调查的结果。据我所知，其中牵涉到复杂的高利贷借贷关系，还有的人是直接和郑保新等人建立的借贷关系。听说郑保新得神经病了，已经被开除，其他员工也已被开除。”

　　山东农信社风险控制现“真空”

　　记者来到高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中心路分社，只见该网点门可罗雀，面积非常小，仅有3个办理业务的柜台窗口，没有专门的客户休息区。当记者询问李娜、韩磊和郑保新是否还在时，被告知“不清楚有这些人”。该网点员工透露，“我们一年会轮一次岗，不是长期都在这里。”对于办理借记卡附卡业务，员工说，“需要由本人持身份证办理，不过现在这个业务已经停办了。”
　　高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副主任王玉华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我们在2007年就推出了银行借记卡办理附属卡的业务，目的是方便储户由亲友代办业务，附卡和主卡的资金额度相通，只是卡不同而已。2012年，附卡业务办理得比较少，我们也意识到了问题。”
　　对于储户存款“失踪”，王玉华连连“喊冤”。他否认李娜、韩磊、郑保新是该信用社的员工，称银行员工不可能私自为客户开卡，并认为张杰等人储蓄资金“被转账”和该信用社无关，很可能是储户合同诈骗。
　　然而，这5位储户如此大笔金额的频繁转账，农信社为何没有警觉并且监控？高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厅的大堂经理告诉记者，“一般超过5万元的转账，在柜面办理的话，必须由本人带着身份证原件来填写单据，如果有代办也需要持卡人的身份证原件和代办人身份证原件。额度十分大的转账，还需要复核并由主任签字授权。”由此不难想象，如果高管参与或“协助”将储蓄资金挪用，就能轻而易举避开风险监控。
　　在农信社的监管机制方面，据了解，地方农信社管理和风险处置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监管部门组织制定风险处置方案，央行则提供再贷款支持及风险处置分工和机制安排。大多数省份已通过组建省联社的方式负责风险管理和处置。
　　不过，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县级农信社的领导一般由县政府任命，当地银监部门没有具体实权，而是在监管上给予指导意见。”
　　“近年来，确实有银行员工充当资金掮客参与高利贷的案子，不过，多名员工作案、金额高达千万元以上的应属大案，银行风险监控必然存在问题。”中部地区一银监局合作监管处负责人对《经济参考报》记者分析称，“银行有向银监部门报送风险案件的责任，而银监部门也会就此对银行进行考核。若发生风险案件，地方银监局会派人到现场调查，情节严重的则要求更换高管。”
　　据悉，目前高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主任为孙希荣，上任至今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2012年初，该农信社更换了主任。对于千万元存款“失踪”的事件，孙希荣对记者避而不谈。

　　案件移交公安悬而未决

　　2012年2月8日，张杰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在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张杰的代理律师鲍家振说，“当天，对方律师称郑保新精神异常，而且李娜、韩磊等关键人物都没有出庭。不过，庭上，被告(高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对原告(张杰)没有收到过附卡的事实表示无异议；对200万元存款由被告支付给韩磊等人的事实也无异议。但最终没有宣判。”
　　“法院迟迟不出判决结果，之后也没有再开过庭。”鲍家振阐述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6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需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所以，我建议张杰提出判决申请。”
　　2012年12月26日，张杰向淄博市人民法院申请“依法对本案进行裁决”。但出乎意料的是，2013年1月11日，张杰收到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被告知“山东省高青县公安局已于2012年7月2日以张杰合同诈骗为由立案侦查。”因此，法院将该案件移送给高青县公安局。
　　“这显然是农信社去公安局报了案。诈骗属于刑事案件，按照我国经济审判中‘先刑后民’的原则，就需要公安机关先调查取证给予侦查结果，然后法院才能去审判张杰的民事诉讼。”一位处理经济案件的资深律师对《经济参考报》记者分析称。
　　该律师还坦言，“银行采取缓兵之计的情况很常见，如此一来，法院的审判就不受法律审限期的限制，案子可以遥遥无期。还有种情况就是，银行把责任归咎于涉案员工，那么即便是案子判下来，也可以和自身撇清关系，免去额外赔偿的责任。”
　　在电话采访中，高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副主任王玉华坚称，张杰等人储蓄资金“被转账”和该信用社无关，很可能是储户合同诈骗。“我相信公安机关3个月后会有一个调查结果。”
　　除张杰外，王心波也起诉了高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我是10个月前起诉的，2012年11月8日在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至今没有判决。不过，我的案子还没有移交公安局。”
　　“我还没有起诉，但咨询过律师和银监部门的朋友。”毛先生说，“现在维权无门啊，300万不是个小数字。我只有先观望张杰他们的审判结果再做打算。”
　　“之前我要求法院尽快判决，现在我要求公安局拿出调查结果，哪怕是我诈骗的证据。前不久，公安局仅例行公事地来问了我一些情况，之后没拘留我也没再找过我。这件事明明我是受害人，在他们(高青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变成我诈骗了。实在无法理解！”张杰十分无奈地说。
　　截至记者发稿，高青县公安局并未透露案件具体情况，仅表示，“案件目前正处于侦查阶段。”
　　对于此案进展，本报将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