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构成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精神的是一大优秀小说家的成就，那么改变了我们灵魂的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则主要由诗人来书写。这些俄罗斯诗歌金链上的天才人物，终其一生，陷入各种困境，大多数结局悲惨，或被暗杀，或被迫害，或被流亡。一个狂暴的君主下台，换上另外的统治者，同样是无休止的折磨。他们中的一位，安娜?阿赫玛托娃，曾经预言说：“相信我，帕斯捷尔纳克、我、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我们开始于十九世纪精心创作的漫长阶段已经结束。我和我的朋友用的是二十世纪的声音发言。然而这些新的诗人构成新的开端——现时在监禁中，但他们将挣脱和震慑世界。”
　　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群体，他们的存在代表了我们对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的最大敬意。这种敬意通过约瑟夫?布罗茨基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致奖词表达了出来：“这些身影常使我不安，今天他们也让我不安。无论如何他们不鼓励我妙语如珠。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我是他们的总和——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在他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家之前，阿赫玛托娃曾不无自豪地说，布罗茨基是她亲自培养起来的。
　　当然，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是阿赫玛托娃，提及布罗茨基是因为他代表了那个特殊的群体“挣脱和震慑世界”的诗歌精神。
　　英国传记作家伊莱因?范斯坦通过《俄罗斯的安娜》，向我们展示出了一个“半是修女，半是荡妇”的女诗人。这部传记之所以显得中规中距，是因为我们通过阿赫玛托娃的同类，通过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曼德尔施塔姆等各种侧面了解到她的一生。他们的人生都过于惨痛，乃至于我们习惯性用苦难和悲悯的目光注视着这些天才诗人。但是当伊莱因在书中展现出阿赫玛托娃在私生活中的混乱，以及她那种从不放弃对爱情的追寻时，我们的震惊与其说来自意外，不如说来自敬佩——那是一种任何压制、迫害与苦难都无法压垮的对美好爱情生活的向往。
　　1945年，哲学家伯林访问俄国时，得知阿赫玛托娃还活着的消息，惊呆了。他应邀去拜访这位属于遥远时代的诗人，数十年后回忆他们相见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安娜?阿赫玛托娃极为雍容华贵。她举止从容，道德高尚，容貌端庄而又略显严肃，而且表情总是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忧郁。我向她鞠躬致意。看起来我做得非常得体，因为她的尊荣和举止就像悲剧中的女王。”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无论她的生活陷入了何种的贫困，无论她遭受到了怎样的苦难，那种天鹅一样的高傲，那种奇异的沉着，那种女王一样的高贵都丝毫不变。当年她与伯林相遇是已经五十六岁了，三十六岁的伯林与她一夜倾谈后，难以自制，早晨回到住处，翻来覆去只是重复那句话：“我爱上了，我爱上了。”
　　这当然不是第一个爱上阿赫玛托娃的男人。事实上，伊莱因在《俄罗斯的安娜》中花费了大量的笔墨理清她的爱情与婚姻——某种程度上，她大量的诗歌与她混乱的爱情生活有关。
　　1914年，她喜欢的诗人勃洛克对她的诗歌发表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她写诗似乎是站在一个男人面前，而诗人应该在上帝面前。”这是她爱慕的人，为他写过诗，像少女的情怀。同样，有许多人会爱上她，有许多诗人，包括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古米廖夫——她接受了后者的求婚，但是他们的婚姻充满了专断与不公，“古米廖夫既不是年轻的阿赫玛托娃的榜样，也不是她的良师益友，甚至不是她的诗作最早的赞赏者”。背叛与外遇，不停地邂逅爱情，成为了他们沉默的生活方式。她不幸的三段婚姻是为她的诗歌提供食粮么？我们似乎无法把一个女王与一个在婚姻中处处忍受不幸的人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不幸确实源自她个性中的软弱，以及她悲剧性的命运。
　　1946年斯大林通过苏联作家协会发表的评论对她进行了最为恶毒的攻击：“她的诗歌局限在非常小的范围之内。它的基础就是恋爱与色情的曲调，与悲哀，忧郁，死亡，神秘主义和注定灭亡交织在一起。不完全是修女，不完全是荡妇，更确切说，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与修女。”更要命的是，这种评价如果从她有多个情人的方面而言，其实是正确的。当然，这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不能成为攻击诗人的理由。我们心知肚明发生了什么，阿赫玛托娃带着显而易见的镇定忍受着这样的侮辱。她甚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这种批评，这就是她在1965年再次见到伯林时对他说过的，她确信她与伯林的相见惹得斯大林暴跳如雷，这个事实某程度上加剧了冷战的爆发——诗人改变了历史，通过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