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肖冰　《毛主席在香山》，1949年摄，24英寸，银盐纸基，签名，证书，无限量，华辰影像拍卖成交价11万元。

翁乃强　《回访一》1966年摄，44英寸，彩色放大，签名，证书，限量10+6(两个尺寸)，华辰影像拍卖成交价30万元。

    在中国艺术品收藏领域，红色收藏作为一门特殊的、最具中国特色的收藏门类，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和热点。它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及共和国悠长历程的回溯与传承，还包含着一代中国人对往昔偶像形象与个人岁月烙印的缅怀与祭奠，汇集着历史价值与集体情怀的交融。

　　红色影像作为红色收藏重要分支，自影像收藏发端以来一直有着很好的表现，并成为影像收藏的重要脉络之一。预计在2013年，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红色影像收藏将有所表现，借此，我们对其收藏脉络和价格体系做一探究。
　　据不完全统计，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就有红色摄影的记录，聂荣臻、叶剑英、苏静、童小鹏等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红色摄影家，红色摄影在抗日战争期间得到了大的发展，有上千名摄影工作者在十多年的解放区摄影历程中，拍摄下了数以十万计的纪实照片，仅《解放军画报》的资料室就保存有近十万张的原始底片。　
　　建国之后至“文革”结束，毛泽东成为摄影最重要的拍摄对象。而以这些图片为蓝本的艺术创作，波及油画、版画、宣传画、雕塑，甚至戏曲、舞蹈、话剧等几乎所有艺术门类，成就了红色中国第一代摄影师及经典作品，在新中国的艺术史、美术史和摄影史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毛泽东影像作为视觉文本传播的载体，还凝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所有最先进、最独特的摄影技术技法和后期制作工艺，而成为国内外藏家的宠儿。
　　鉴于收藏市场红色影像繁多，可以粗略地分为原版老照片(包括长卷大合影)、红色经典纪实性影像艺术品以及影像制作工艺等几个方面，探讨其收藏的价值。

　　原版老照片

　　原版照片(vintage　print)是近年来出现在国际摄影收藏领域的品种，意指拍摄后很短的时间里洗印出来的摄影作品，有“古董文物”的收藏属性。
　　毛泽东影像的原版老照片从时间上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1949年共和国建立之前的历史影像，其二是建国后至毛主席逝世。其中第一阶段又可细分为1921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至1937年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影像，1937至1945年抗日战争阶段和1945-1949年解放区摄影影像。
　　第一阶段的影像由于当时残酷的战争和政治环境，大多都是由个人摄影爱好者或照相馆所拍摄，目前多留下了影像，而少有原版照片或底片，即使存在也藏于各大博物馆和档案馆，在市场中极为稀见。因此，目前收藏市场中出现的早期毛泽东原版照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间段，主要来自延安地区。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壮大，中共开始初步建立起摄影队伍，但残酷的战争环境依然让根据地的摄影工作举步维艰，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封锁政策后，摄影器材和材料愈发匮乏，以延安电影团为例，当时仅有五台相机，《中国摄影史：1937-1949》一书中说，“其中三台是吴印咸的，一台是四英寸皮老虎，一台是120双镜头相机，另一台是用35毫米片的小型机。因为相机少，不够用，就经常借用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的莱卡相机和滕代远的相机。所用胶片一部分是1938年带到延安的过期电影胶片，一部分来自前方的缴获。”
　　因遗留下来实物的稀缺加之一系列的政治历史变故，使得这一时期原版照片十分罕见，是收藏市场的珍品。例如，一组13幅包括拍摄于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合影和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的中共早期历史照片曾在2011年华辰影像秋拍中拍出24万元的高价。
　　据红色摄影史专家顾棣新近出版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介绍，抗战期间除延安外，还有晋察冀地区、晋绥地区、晋冀鲁豫地区、山东地区、冀热辽地区、苏皖地区(新四军)、东北地区和华南地区；解放战争期间有西北军区和一野；晋察鲁冀军区、中原军区、二野和西南军区；山东军区、华东军区和三野；东北军区和四野；晋察冀、华北军区和华北野战军等都拥有红色摄影。目前出现在华辰影像拍卖的原版照片，有延安地区、晋察冀地区、二野、四野、晋察鲁冀陈赓部队和秦基伟部队的史料，其中由卫福顺等晋察鲁冀摄影师拍摄的463张原版照片在华辰影像2012年春拍中以42万元的高价成交。
　　对那些无从找寻到原始底片的影像，原版照片不仅具有“古董文物”的价值，还可以利用数码高科技手段，从原版照片制作出高品质的展览出版照片，挖掘影像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第二阶段是建国后至毛主席逝世(1949-1976)这28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逐渐建立起以新华社为代表的官方新闻摄影机构，拍摄和制作了大量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影像。由于当时主管摄影领导人的重视和规范的运作，这个阶段的原版底片都由中国照片档案馆(新华社)留存，而市场上所见的影像多为新华社及其旗下中国图片社采用复制底片洗印制作的照片。因此，如果出现由原版底片制作出的原版照片，则为收藏领域紧缺的珍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藏品当属2007年华辰影像拍卖以72万元的天价成交的“毛泽东正面标准像”。据新华社原暗房技师陈石林介绍，这张表面布有田子格的10英寸照片，是郑景康拍摄、陈石林修版的，当年提供给天安门管理处作为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的母本。它至今仍保持着毛泽东影像的最高价格，并将作为此类影像的价格参考而长期保留。　
　　收藏毛泽东主席的原版照片，需要注意照片制作的时间。一般以“文革”开始为界，“文革”前出版发行的原版照片，数量较少，现身收藏市场的也不多，比较珍贵，价格较高，大约每张在数百元至数千元之间。而“文革”期间发行的照片，品种多，数量大，有些照片的发行量可多达百万张以上，即使同一影像内容，可能因不同尺寸、材质和品相，价格相差很大，从几元钱到几千元不等。
　　收藏中还要注意区分橱窗展览照片、大型展览照片和新闻发稿照片。其中以橱窗展览照片发行量最大，尺寸为6英寸至10英寸，少量12英寸，价格不高，应整套收藏为宜。而大型展览照片的制作量很小，常常采用国外优质材质制作，有的甚至只有一张，价格较高。新闻照片的尺寸从4英寸至8英寸不等，数量每底为数百张的制作量，这些照片至今多保存在各新闻出版单位的资料库中，仅有少部分流入市场，价格较低。
　　近几年，外国媒体在完成了影像的数码化后，陆续将档案中的原版新闻照片投放到收藏市场，其中不乏中国内容，价格不高，而且影像内容都很有价值，很多出自外国摄影名家之手，有很高的投资收藏潜力。
　　此外，收藏还可以关注一些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原版照片，如江青拍摄的毛泽东，因江青在中国摄影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历史地位，这些照片具有很高的史料、艺术和文化价值。

　　长卷大合影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原版照片中，长卷大合影作为世界摄影史上少见的、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摄影形态，很早就得到了国内外藏家的关注。
　　长卷大合影是指重大活动时，为与会代表拍摄的纪念照。目前出现在收藏市场上最长的一张，是华辰影像2010年拍品、由北京大北照相馆所拍摄“1964年第九次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合影”，数千位被摄者密密麻麻地出现在326厘米长的相纸上。
　　位于天安门边上的北京大北照相馆自1954年开始，承担起中南海怀仁堂和人民大会堂大合影的拍摄任务，几乎记录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事件。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掌舵者，是长卷大合影中最常出现的核心人物，这些合影不仅是重要历史时刻的影像记录，是共和国历史变迁中时代风潮的最佳佐证，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珍贵历史影像，还是照片中众多被摄者政治地位和荣耀的象征。
　　红色大合影的价值往往与照片记录的事件、时间及人物的重要性有关，其中拍摄于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体合影”在2011年华辰影像秋拍中拍出了近14万元的价格，是目前红色长卷大合影的最高价。此外，反映中国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大合影在市场上也都有很好的表现，如记录着“四人帮”登上权力顶峰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合影、记录着建国十五周年辉煌的“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大合影”，记录了“文革”劫后余生的文人雅士大聚合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大合影”等，此类藏品经过学术的梳理和市场的检验，已成为中国影像收藏市场中独特的藏品。

　　红色经典纪实性影像艺术品

　　作为红色年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以吴印咸、徐肖冰、侯波、孟昭瑞为代表的红色摄影师，记录了共和国的崛起、发展和变革，这些影像不仅作为影像资料存档，成为中国的摄影经典，同时也构建了中国早期红色纪实性摄影作品特殊的视觉叙事形式、美学风格和艺术价值，支撑起了摄影收藏市场纪实性影像艺术品板块。
　　有些机构和艺术家误以为将有史料价值的影像，用当下时髦的博物馆收藏级标准制作出照片，让摄影师签名、限量后，就是摄影藏品，就可以进入收藏领域。纽约国际摄影中心克里斯多夫·菲利普指出，“纪实性的影像艺术品是指用纪实性手法拍摄的艺术摄影作品”。这表明“艺术摄影作品”与“存档的有史料价值的照片”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产品。
　　上世纪50年代曾担任中南海摄影师的侯波拍摄的领袖肖像较好地诠释了何为影像艺术品。一方面，摄影师拍摄毛泽东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现场照片，如曾在华辰影像上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严谨、重大，富有强烈的形式感，奠定和构成了新中国领袖肖像所特有的视觉形式和传统，极具中国摄影美术的传统和意义”；另一方面，她也用镜头记录了毛泽东生活的种种片段，如《毛泽东畅游长江》、《毛主席与家人在北戴河》，这些温情的平易近人的具有人性化的影像，正是从延安时代流传下来的去图式化、去政治化的党和领袖形象的重要佐证。因此，侯波的领袖照片，作为摄影史上无法绕过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影像，成为影像收藏中成交率最为稳定的“蓝筹股”之一。
　　遗憾的是，由于摄影收藏是近年才出现在国内的收藏门类，很多中共的第一代摄影家，如陈正青、郑景康、孟庆彪、袁克忠等，留下了很多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影像，却少有可供收藏的原作(原版照片)。也有一些摄影家因种种原因，没有进入收藏市场，如石少华、高帆等。
　　实际上，影像的收藏分为史料、原作(原版照片)和影像艺术品三个不同层面，反映在市场价格上则不尽相同。影像的史料价格大约为百元数量级、原作(原版照片)的价格在千元数量级，而影像艺术品的价格在万元数量级。
　　因此，收藏红色经典影像艺术品，需要十分注意是否为原作(有无艺术家的签名)，是否从原始底片制作，是否为原版照片，有无限量和总版数(几种尺寸)，制作工艺以及艺术家在收藏市场的口碑和信誉。目前红色经典中王世龙和魏德忠的“人民公社”题材，蒋铎的《见证》、翁乃强的《回放》等作品，都有较好的收藏价值和投资潜力。

　　红色经典的工艺技术

　　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宣传需求，红色经典照片的拍摄和制作在特殊年代成为了最重要的政治任务，采用最知名的摄影师，使用最好的摄影器材，在最好的条件下拍摄，如“文革”期间样板戏剧照的拍摄，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革”期间，也是毛泽东影像制作和传播的特殊阶段，其影像制作的数量、复制频率和传播范围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由新华社和各地方图片社在全国制作公开发行的毛泽东新闻展览照片，一个内容就可以多达上百万，这是世界视觉传播史上绝无仅有的案例。另一方面，为了确保标准化和高度政治化的影像得以高品质完成，这些照片在洗印、复制、修版、上色、染色等工艺上，凝聚了共和国摄影人的心血和聪明才智，代表着一个时代摄影技术技法的最高水平。
　　目前所见“文革”时期制作的毛泽东影像主要收录于1967年出版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大型展览画册和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主席照片选集》，共计200余幅。虽然这些影像大多出自于党的第一代摄影名家之手，但多不以原作的形式出现，可能不反映摄影家原创的意图。因此，该阶段毛泽东照片最重要的收藏价值在其所具有的“新中国摄影发展史上的技术技法”的承载物，以及稀缺性上。
　　对照片制作工艺和材质的识别区分，成为了收藏这一时期作品的重点与难点，同一画面的照片根据不同的发行目的、大小规格、物材和制作工艺，价格可相差百倍。
　　“文革”时期最常见的毛泽东展览照片，大致可以分为展览照片、新闻发稿照片和以特殊技法制作的照片三类。发行到不同地区和单位的常常是不同规格、形式和纸张(材质)制作的，以《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展览照片为例，就有三种不同的尺寸，是送往各个军区的存档材料，数量最为稀少，每个军区仅能获得15套左右。这些照片大多使用当时最为难得的Agfa进口相纸制作，单张照片的成本往往相当于当时一个高级技师数月工资，而为了保持制作影像的品质往往需要反复洗印以求达到较佳效果，一套60幅照片的造价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
　　彩色转印工艺制作的大尺寸毛泽东照片则是“文革”时期最杰出的特殊摄影技法的代表。由于当时彩色照片的制作工艺和技术尚未在中国大陆普及，为了使用黑白的底片制作成具有“红光亮”效果的彩色照片，采用了复杂的彩色染印法(dye　transfer)。据当年参加了该项目的新华社老技师王毅回忆：“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工艺，首先需要有经验的技师目测黑白照片，并通过反复试验，制作出三张与红绿蓝三主色相对应的中间片(俗称浮雕片)，然后用中间片吸附青、品红和黄三补色，再手工将补色染料依次印制到相纸上，有些照片是经过成千上万次的试制，才达到了‘乱真’的程度。”这种工艺由于制作极为复杂，成品照片的印制数量很少，随着彩色底片的流行和使用，这种洗印工艺也随之消亡了，能完好保存至今的实物比较罕见，是中国彩色摄影收藏脉络中珍贵的实物，华辰影像2012秋拍中，18幅毛泽东主席的染印法彩色照片就以16万元的价格被收藏。
　　因此，红色经典的原版照片，无论是黑白纸基、彩色染印、还是涂塑相纸，即使没有艺术家的签名，以其作为承载着一个时代中国摄影学科技术技法最高水平的实物，都成就为中国摄影收藏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