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完先贤祠出来，正好赶上夕阳。先贤祠前方的小广场真是美极了，没有一辆汽车，石板路上走着的大多是在索邦大学的学生，附近倾斜的小路上只有书店和餐厅亮着暗暗的灯光。那一刻，我仿佛能理解伍迪?艾伦为什么要让欧文?威尔逊在午夜巴黎穿越到上个世纪20年代，只有这样的色调和建筑，才能留下那些生活一团糟，但又极度需要文艺情愫的作家们。
　　于是我们临时改变了行程，打算跟着海明威的步子，前往他在《流动的盛宴》里反复提到的那家咖啡屋丁香园，没准也能来上一次穿越。
　　那天巴黎有难得的夕阳，此前两个礼拜，巴黎一直风雪连连。我们打算就着夕阳步行到咖啡馆去，法国Orange的3G服务的确糟的可以，使用智能手机的地图，基本上只能显示你当前位于哪儿，茫然地走了一个街口，我们遇到了几个警察，把丁香园的地址拿给他看后，他用一口流利的法语告诉我该怎么去那儿，可惜的是，我听不懂。用身体语言比划了好几分钟后，我和朋友决定放弃步行，打个出租车。
　　出租车司机同样不会英语，在巴黎，总是觉得出租车司机很拘谨。有一天难得遇到一个会讲些英语的司机，他又跟我抱怨起了我们这些源源不断的游客让巴黎天天那么吵，那么挤。他说自己家已经在巴黎生活了三代，但也不算是巴黎人，在他们心中，除了土生土长世世代代生于此的巴黎人，剩下的一概要算作外省人。跟他细聊，才知道，这还是得怪过去欧洲常年的战争，巴黎周边的那些省份陆陆续续属于过西班牙、英国、奥地利，国王那么多，封地那么多，只有巴黎一直属于法国，在今天，巴黎就是法国的象征。怪不得Coco　Chanel当年在和人打官司时，被一个银行家讽刺为乡巴佬。看来，地域歧视确实哪儿都有。
　　坐在出租车里，我们一路经过了卢森堡公园、马可波罗广场，再开个大概五分钟。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了。站在这咖啡馆门前观察，还真是不觉得这咖啡厅有任何特别之处，如果是走路前来，一不留神我们可能就错过了，咖啡馆外围爬满了绿色植物，将里面挡了个严严实实。
　　晚上6点半，正应该是供应晚饭的时间。一个面无表情的服务生用生硬的英语问我们要喝东西还是吃饭，这些简单的词汇，我们却花了两分钟才明白。吃饭和喝东西是分隔的区域，喝东西的桌位更靠近吧台，已经坐了一些人，而吃饭的区域还没有一个客人。
　　领位的服务生看来是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冷冷地扔下了两份法语菜单就消失了。照理说，这样一家有名的餐厅，服务员至少要在客人的可视范围之内，好用眼神交流啊。但是，他还真就消失了，相信我，自己起身去找服务员换英文菜单这件事，在巴黎的餐厅真不多见。
　　既然是冲着海明威来的，我们当然要找海明威曾经坐过的桌子，餐厅的氛围是那样好，会说一点英语的经理过来，告诉我们这家丁香园辉煌的历史，在喝东西的区域，每张小桌子的右侧都有一个镀金的铜牌，上面烙着一个作家的名字。而海明威，最喜欢在晚上坐在吧台，喝着酒，谈他的一战经历和当下的写作。
　　100多年前，离丁香园不远就是他住的地方，据说过去这片地方挺破。从今天街道两旁现代建筑风格看起来，能想象得到这些房子建起来前，是应该很泥泞。海明威在他的书里写到巴黎一个又一个小酒馆，而提到次数最多的就是这家丁香园，他在这儿喝酒、会友、打架写文章赚些可怜微薄的稿费，再和住在阁楼的老婆去旅行，这就是他在这儿的全部生活状态了。
　　20年代整个巴黎充斥着像海明威这样的伟大的疯子们，阿波利奈尔、阿拉贡、莫迪利阿尼、马蒂斯、雅里、毕加索，勃拉克。他们通常两手空空、穷困潦倒、衣衫褴褛、生活在巴黎的贫民区甚至是河边的“洗衣船”或者贫寒的木板出租屋里，他们打架，在蒙马特高地的大街上随意开枪，身边不断更换女人。丁香园只是盛放这些文艺故事的其中之一，还有数不清的小酒馆、舞厅甚至是海滨，一战后的巴黎，是这群疯狂天才的天堂。
　　我们坐在那个小酒馆里，一边聊着那个伟大的20年代，说着当年谁曾戏噱过谁，一边忍受着服务员无声的服务，他一句建议也没给我们，看到那个冷漠的服务员，真是让人生气啊。但后来，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我们之间的零交流并非是他本意，而实在是因为，他的英语说得太烂了，他也觉得抱歉。出租车司机们也是，他们不是不愿意说英语，实在是真的说不好。或者他们想的是他们的老国王路易十五和他那该死的七年战争，要是没有那次失败让英国人抢走了世界，今天的世界语言就是法语了啊。雨果说的，再也没有比法语更美的语言了。
　　他们脸上的那种傲慢表情真是常见，最常见的，有的原来是因为拥挤，就像上海人对于外地人的傲慢，有的，或者就是沟通不畅时的自我保护，再或者，就真的是巴黎的过去确实太不一般了，还从来没有一个城市，能像巴黎一样，这样的经过改造而完美重生（如今巴黎的老区，是经过奥斯曼改造后的新巴黎），也从来没有一个城市，能像巴黎这样，当走在塞纳河两岸时，随便扔一个砖头都能砸到装满了顶级艺术品的历史遗迹。当我们站城市东部巴士底回溯，会逐渐意识到波旁王朝曾经是多么的辉煌和残忍，又是怎样地变得脆弱，让整个法国陷入了近百年的血腥争斗。巴黎人也是这样一点点，从大革命前不堪受压的民众变成大革命后嗜血的革命分子，再一点点的在法律的教化下，变得文明。当1885年，人们驻足在凯旋门下为雨果的灵柩送行时，巴黎人才开始真正法国贵族们在《人权宣言》里声明的平等、自由、博爱的含义，因为上一次，他们还是在为强权者拿破仑的离世默哀。
　　要是你的城市也经历了这些，你会不会面对每天熙熙攘攘的游客时，脸上挂起一丝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