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玉凳” 一次耐人寻味的穿越》
从汉代玉凳之争,到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文物局就“进一步加强文物鉴定类广播电视节目的规范和管理”出台多道限令……2012年,有关民间文物鉴定引发出的关注与争论频频,呼吁规范管理、建言立法的声音也越来越高。
“不打假”历来是古玩收藏界的“行规”。然而,在利益的驱使之下,人为地制造混乱、扰乱市场,使得原本小众、自娱自乐的收藏行为变成了舆论焦点,实际上反映出的是目前国内艺术品鉴定市场处于的“三无”状态:一是无法可依,《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等与文物鉴定有关的法律法规,难以找到与民间鉴定有关的字眼;二是无机构管,要知道文物部门只对其批准设立的文物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管理;三是无责任担,现行《文物保护法》没有针对文物鉴定环节担责方面的规定,损失的只是名声而已。然而,在巨大利益诱惑面前,对于某些人而言,“名声”又值几个钱?
鉴定是民间收藏的一个关键环节,它会牵扯到不少与收藏有关的领域,比如拍卖、艺术品保险、艺术品评估等等。显然把握不好鉴定关,那么结果将会“一环扣一环”,甚至一些原本看起来很美的理论,到实践中不免沦为一纸空谈。
《今年两会 修订文物法呼声高》
修订,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为什么要修订?因为民间收藏蓬勃发展,并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这部颁布了30年的《文物法》,有些跟不上形势,甚至有的地方略显“外行”,缺乏可操作性,造成了有法难依的现状。所以,无论是官方还是业内人士,对修订已达共识,并有望在今年付诸于行动。
如何修订?业内人士议论纷纷,其中重要一点即是希望藏宝于民。这些年来,民间收藏在文物保护、文化传承方面有着积极的贡献。民间收藏的整体水准也在逐步提升,有些藏品甚至能填补国家收藏的空白。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随着民间收藏的发展,回流的海外文物也不可计数。在这种情况下,业内人士期望《文物法》中对于民间收藏的口子不妨开得再大一些,真正做到藏宝于民。
法律要改,文物管理者的观念也要变。文物收藏又是个特殊行业,其法规政策制定需充分征求专家和业内意见,了解行业的规律,在行业内广泛讨论,也不妨对国外的相关管理办法进行一些研究与借鉴。
《新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即将揭榜》
该报道一经刊发,立刻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围绕这一重量级榜单的热议之声四起。同时,此报道也引起了本次评审工作牵头部门工信部的重视,一些内容还被引用在评审协调工作的内部资料中。从2012年4月份评审结束到10月份公示榜单,整整半年的时间这份名单才迟迟露脸。是什么让其这么难产?一份大师名单真的这么难圈定?
于是,人们在欣喜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出炉的同时,也对整个评审过程品头论足一番。最终名单反复调整、迟迟难定,自然有严肃慎重考虑的因素,但组织工作的不严谨、协调工作的不顺畅以及种种利益关系的纠结也难辞其责。参评者四处活动,走关系、拉选票,评审者有心袒护,权利弊、衡得失,“大师”的头衔似乎成了“利益”的博弈,几家欢喜几家愁。人心浮躁,无暇创作,在利益的漩涡中,工艺美术的未来实在令人堪忧。
《当代艺术市场有望重新起跑》
2012年的当代艺术市场可谓路途坎坷,4月查税风波、秋拍滑铁卢、初冬房租涨价、仅7%的画廊盈利……中国当代艺术的“黄金八年”在去年全球经济遇冷的大背景下,曲终人散。不管是炒作泡沫被挤干还是“击鼓传花”的游戏被终止,当代艺术市场不得不重新开始。
形势所迫,当代艺术市场开始冷静下来,不再埋怨现有环境的恶劣、艺术生态的畸形,画廊不再仇视拍卖,而是注重改变和适应现状,思考如何依托艺术品市场成熟的产业链,寻求持续发展。
不过,历经大喜大悲的当代艺术市场在2012年也看到了重新起跑的契机:各方看重收藏、投资的同时,更加提倡当代艺术消费;除了对名家精品依然不舍追求之外,更多去发现新兴艺术家,甚至不忘培养潜力股;北京画廊协会等行业组织的成立,让画廊也开始抱团取暖……
虽然当代艺术市场要成功构建自己未来的大厦,在业内普遍看来至少需要5年时间才会有初步成果,但这座大厦恢宏成就的不止是当代艺术,还有它在国际市场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过云楼藏书之争 源头在哪里》
围绕这场举世瞩目的拍卖,如何行使文物的优先购买权、到底谁才有资格行使优先购买权、始终是人们关注和议论的焦点。我们注意到,国家相关法律条款的“粗线条”,即《文物保护法》对于优先购买权实施细则的缺失,以及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概念的模糊,是导致此次过云楼藏书之争的“罪魁祸首”。“游戏规则”设定上的缺陷,最终使得游戏的参与者举棋不定,不知所措。随着我国艺术品收藏市场的进一步繁荣,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珍贵文物浮出水面,那么怎样才能使得市场交易的结果最有利于文物的保护,同时又不挫伤竞买者的巨大热情,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此外,伴随这场拍卖而来的各拍卖公司别出心裁的营销策略,也成为此次过云楼事件之后的又一亮点。“收藏寻城记”、“投资大讲堂”、线上与线外、文化与理财,各种宣传营销手段在颇显惨淡的2012年艺术品拍卖市场中竞相上演,异常热闹。很显然,不如意的市场环境使得大家都更加坚信这一点:谁抓住了藏家、开拓了市场,谁才能在“不景气”的文物艺术品市场中笑到最后,获得回报。
《有多少博物馆担得起“一级”的分量》
自2008年国家文物局开展国家一级博物馆的评估定级以来,社会各界的关注目光就从没离开过。通过评估定级,社会公众全面了解了近年来博物馆事业的进步。与此同时,评估定级也激发了博物馆的活力,促使其提升业务水平、改进陈列展览、完善教育服务等。
在取得进步的同时,评估定级也暴露了一级博物馆的诸多不足。如运行与其定位和发展战略、业务拓展等不匹配;因动员机制不足,接受社会捐赠不多;对社会和学校的利用率较低;建设投入与产出的社会效益不成正比等等,种种不足不只在于软件指标,也体现了当下博物馆的软肋。
不仅如此,经费不足、藏品管理难、陈列展览的社会教育功能发挥不足……不少一级博物馆仍被各种顽症缠身。“有多少博物馆担得起‘一级’的分量”,还需各家博物馆扪心自问,更需静心沉思,多听听公众的心声,而不是仅以几个量化的指标作为自己的考察标准。
《这个秋季 拍卖玩起一进一出的博弈》
苏富比选择这个时候进入中国,充分说明他们对于未来中国艺术品市场十分看好。不过,合资的艺术品拍卖公司在中国还是第一个,受到内地法律的限制,苏富比(北京)拍卖公司还不能在中国内地经营其擅长的文物艺术品,苏富比入驻北京前途如何还是个未知数。此外,苏富比带来的国际规范与中国的法律怎样对接和融合,也是一个问题。
出征香港的内地拍卖企业同样也存在着“水土不服”的问题。以拓展海外业务的需求来增强竞争力,无疑是内地拍卖行纷纷出征香港的重要原因。但是,高昂的运营成本、香港政务部门严格的审计和督查都是“拦路虎”。再加上驻扎香港多年的苏富比和佳士得[微博]两大拍卖巨头已经基本把持了香港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话语权,能否从苏富比、佳士得那里分得一杯羹,显然也是内地拍卖公司走出去需要解决的一道难题。
更加引人关注的是,随着内地龙头拍卖企业的“出走”和国际拍卖巨头的进入,香港和北京的“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之争也更加趋于白热化。不过,走进和走出都是一种交流,有竞争才有活力。不管是北京胜出还是香港胜出,竞争能促使市场更加规范、健康的发展。
《追续权 看起来很美》
在欧洲已有90年历史的“追续权”,在中国显然还是个“新鲜出炉”的事物。从保护艺术家权益来看,追续权的确是一项进步的制度,初衷也是希望确保利益平衡,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悬殊,实现著作权法的价值目标。但是在艺术品市场还处于发展阶段、各项制度还不够完善的中国,追续权真的能扎根吗?
一方面,实施“追续权”必将给刚刚兴起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带来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流通环节成本的增加会抑制收藏家的收藏热情,从而增大艺术家的作品推广难度,使艺术家的利益受损。法国当年设立“追续权”是为了保护那些穷困潦倒的艺术家,而今天作品能走上拍台的中国艺术家,他们的经济实力和当时已不可同日而语。
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与艺术品市场相关的确权、鉴定、评估、交易等环节的制度都还没有建立,比如艺术品一级市场的欠缺、艺术品真伪鉴定的混乱等,都将影响制度实施的效果。一个无法实施的制度,其结果只能是降低法律的权威。因此,从保护艺术家的权益出发,当下最紧迫的事情,不是扩张新的权利,而是落实《著作权法》已经确立的各项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