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的美国人文大川正在做的事情，并不为很多中国人所理解。他带着城市里的中国人去自己的河流上漂流，他希望通过漂流这种生活方式，把江河和大自然的壮美与更多人分享。而随着长江上游林立的水电站形成的高峡平湖，许多河流里的第一漂也可能成为最后一漂。“我就是想让中国人都去自己的母亲河上看看，再不去它们就消失了。”文大川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说。
如果不是来北京大学参加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研讨会，文大川（Travis
Winn）不会从怒江的山区里回到城市。上次在北大做讲座，他想带着皮划艇到未名湖里演示静水漂流，结果被学校保卫处婉拒。
这个美国人做的事情并不被很多中国人理解，他总是要花费很多口舌解释自己的工作。他是一名职业漂流者、漂流向导，出生在美国的一个漂流之家，在水上长大，漂过了美国的大河后来到中国。至今他已经漂过长江上游通天河、长江中上游金沙江、雅砻江、怒江、澜沧江。
2006年，他与朋友成立“漂流中国”项目，带城市里的中国人去看中国的江河。他把项目命名为“最后的漂流”(Last
Descents)，因为在很多河流里的第一漂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漂，长江上游林立的水电站形成了许多高峡平湖，常人已不可接近。
中国人与自然江河的距离有多远
28岁的文大川留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大胡子，上一次刮胡子还是8月份离开昆明回怒江的时候。这一次来北京，他借宿在朋友家的沙发上。
文大川和妻子李伟怡像是不停迁徙的鸟，没有自己的家。
李伟怡是广州人，他们在广州没置业，现在暂住在怒江州靠近西藏的贡山县的朋友家，从他们的寓所就能听到怒江险滩的流水声。
李伟怡是被文大川彻底改变的第一个人。她原本是典型的城市女孩，现在却在博客里贴着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的篇章：所谓生活必需品?有人尝试着不要它，不管是出于野蛮还是贫穷，或者只是为了一种哲学的缘故，都很难做到。对许多人来说，从这种意义讲，生活必需品只有一种，那就是食物。
李伟怡现在是“漂流中国”的一员，与他们一同工作的还有文大川的父亲，地质学家、漂流专家 Pete Winn；米哲（Adam
Elliott），他的祖父是美国第三大漂流公司的创始人；以及几名中国向导和国际山地救援专家。
一年中，他们有10个月以上的时间在山区居住或是从事漂流。有时他们在水上，没有手机信号，不能查收邮件，有些想参加漂流的人也无法联系他们，但他们却很享受这种不被科技打扰的宁静。
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做交流后，文大川明显觉得自己跟不上城市的节奏，别人说话很快、讲的事情也很新，北京让他这位户外专家有点迷失方向。
很显然，他更适应水上的生活。
中国人对自己母亲河的陌生也让他觉得不可思议，有时他会拿一张照片来考中国人，大部分不知道那是金沙江的虎跳峡，即便有人听过金沙江，也很少有人知道那是长江的一条支流。“那时，我才知道中国人与自然江河的距离有多远。”他后来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叫“大川”。
2007年，他开始带中国人去漂澜沧江、怒江，旅程短则几十公里、长则百余公里。这些路线不是一口气漂完的，中间会停下来徒步、扎寨，还会为漂流者讲述这些山川是如何形成的，“漂流就像在逛一座历史博物馆。”
文大川每次带的人并不多，有时是三口之家、有时是20多人的团队。他希望通过漂流这种生活方式，把江河和大自然的壮美与更多人分享。“徒步的时候，你自己在动，自然也在动，会很累。
一下水就会感到，这个地区真是有生命的，我可以吸收这个力量，把这个力量带回城市。把自己充满，让大脑慢下来。
漂流世家
参加过文大川漂流活动的人，都不会忘记他的父亲Pete。Pete退休后，跟随儿子来中国从事漂流向导的工作。
Pete自小跟随从事军医的父亲走南闯北，在学校里学会了漂流。大学时遵从父亲之命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心理学。赶上了1960年代的反战潮，萌生了退学的念头，于是干脆去当了漂流向导。
他先是在米哲爷爷的公司里打工，后来在科罗拉多大峡谷开了自己的公司，还把四个兄弟也培养成漂流向导。在漂流中，他对地质构造着了迷，想回到学校里系统地学习一下，于是他挑了一所离大峡谷最近的学校，课余时间他仍不放弃漂流。
在大学里，Pete认识了同学地质的文大川的妈妈，后来Pete把她也培养成了漂流向导。她很大胆，第一次当向导就独自带游客下水，游客问她当向导多久了，她说：“5分钟！”
Pete后来进入矿业公司工作，而妻子则成了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专家。文大川小时候，父母亲中的一方总是莫名消失一阵子，去河流上勘探。
1984年，文大川才出生6个月，父母就把他带到了皮划艇上，妈妈在船尾做了一个小秋千，她每划一次船，秋千就摇动一次。
文大川觉得，与中国的孩子相比，大自然太过厚待他。他出生在科罗拉多和犹他州交界的一座小城，临近I70国道和科罗拉多河，他从小就有大把的机会去河边。
七八岁的时候，文大川开始学习自己划船。10岁时，他已经敢独自在水上漂流几天。即使碰上了独自漂流者最要命的翻船，他竟然也不感到害怕。
13岁时，他完成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独木舟漂流
，16岁进入美国青年急流皮划艇锦标赛前三名。漂流逐渐成了文大川的生活方式，比他小5岁的妹妹也重复着同样的成长经历。
文大川9岁那年，中国科学院的一个项目邀请Pete来中国——这件事改变了文大川此后的生活轨迹。
当时，前者希望Pete帮助他们绘制地质地图，因为当时的条件所限，绘制地图时只能航拍，所以上面的山川是准确的，下面的江河情况却不够清晰。此后每年Pete都会到中国来考察三个星期。
回到美国后，Pete把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讲给儿子听，这让文大川对于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一直央求父亲带自己来中国，在他16岁的时候，父亲送了他一张去中国的机票作为生日礼物。但那一次旅程因为剧烈的高原反应而匆匆结束。
真正改变他的是19岁那次中国旅行。2003年，Pete的科考活动因为“非典”被迫取消，Pete让文大川替他去四川阿坝做一些考察的工作。
他记录着行程中的水文情况，感受着当地的风土，从那时开始，他觉得自己难以离开中国的山河。
文大川在大学时听说了中国西南建水坝的事，他听说父亲最早去漂流的澜沧江区域很可能被淹掉，心里很着急。他想把在中国有影响力的NGO、媒体和企业家带去那里，从2007年开始，他先后把中央电视台、美国国家地理、中国国家地理、凤凰卫视、旅游卫视等媒体带到长江上游通天河、长江中上游金沙江、怒江等河流上，宣传江河的价值。
回到美国后，他先后三次组织美国国际独木舟（高中）学校的学生、美国奥林匹克皮划艇总教练到中国来。
在美国，他与一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生共同建立了一个中国江河基金会，这名博士生曾与他一起来中国漂流，她在美国负责文书的起草和一些法律事务。
起初，基金会发展得不错，有一些人捐款，也有美国人愿意随文大川一起来中国看看，但是，2009年的金融危机让美国人变得“小气”起来，他们对文大川说：“保护中国的江河是中国人的事，为什么要我们美国人出钱？”最后，基金会不得不关闭。
漂流虎跳峡
但是中国的NGO和环保人士给了文大川信心，“带中国人去看看自己的江河不就是一种环保形式吗？”
“漂流中国”最开始的路线是带中国的媒体、环保组织和知名企业家去感受江河。2009年的一次活动，因为王石的参与而变得特别起来。
中国国家地理出版了一本名为《最后的漂流》的图书，详细记录了这次旅程。
当时，“漂流中国”在环保领域已经有了一些名气，一些参与过的环保人士邀请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任职的王石参加。王石当时刚从新西兰登山回来，他有过很多登山和空中滑行的经历，还从没玩过漂流，也不太感兴趣，只是碍于朋友的面子才决定参加，但7天的活动行程他只能参加4天，然后就要回去工作。
王石刚来就后悔了，因为二十几个团员中老弱妇孺不少，还有一些没什么户外经验的中科院专家，以及山水的负责人吕植等。
他们漂流的一段是位于金沙江的虎跳峡，在云南西北部。虎跳峡是闻名中外的自然遗产，也因为上下落差196米，是水电站开发的“理想”之地。
如果水电站建起来，10万当地人要面临移民，20万人的生活要受影响。更让人惋惜的是，这里的自然和人文风光将统统淹没于水下。绝大部分小水电站的建设并没有经过环评，有诱发地震等灾害的风险。
“中国水污染地图”的作者、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马军，《南方周末》前记者、《最后的漂流》作者刘鉴强也在这次漂流队伍中，他们是最早一批关注虎跳峡大坝的人士。在他们的呼吁下，虎跳峡龙头大坝的计划被搁置，但此次漂流，他们发现有许多支流小电站已经偷偷动工，而这是国务院明令禁止的。
有媒体报道，金沙江中游计划开发上虎跳峡、两家人、梨园、阿海、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观音岩等“一库八级”电站，总装机规模超过三峡。金沙江全流域共计划开发25级电站，总装机规模相当于4座三峡。
而怒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除雅鲁藏布江外，怒江是中国最后一条干流上未建水电站的原生态河流。去年底，《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走访调查发现，怒江上已经有90座水电站切割了66条支流。
就在今年的两会上，云南代表团的官员明确说明，目前怒江没有开发任何水电项目。
但当地的管理者希望利用他们的地质优势发展经济。怒江州算过一笔账，如果2030年前建成13个梯级电站，将带来近45万个就业机会，全州50万人口，“整个怒江州的人不用上班都可以养活了”。
当地人真的愿意放弃土地，去水电站领工资吗？在2009年这次漂流上岸时，王石与队员来到了一座美丽的小村庄，那里有旖旎的梯田，一位当地姑娘正在种麦子。众人问姑娘：你知道这里要建水电站吗？姑娘浑然不知：不是这里吧？
文大川说，他了解到的情况是，水电站和政府的收入有关系，但人均GDP并不会提高很多。金沙江边建水电站时，有的居民一下子拿到一笔补偿，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些财富，他们就通过赌博和不良投资将其挥霍掉。
“其实，最需要的还是那块地。村民应该逐渐地到城市居住、接受教育改变他们的生活，而不是通过一大笔财富。”他了解到，金沙江边的居民其实不太愿意搬，他们并没有想很多，只是担心分给的地不好，水土、海拔不一样而带来的不习惯。
王石的四天行程很快就结束了，他上岸的地点就在梨园电站那里。梨园水电站正在建设，巨大的声响惊扰了附近的鱼和生物。施工中泥沙俱下，使周边碧绿色的水变得浑浊不堪。漂过水电站时，大家都沉默不语，有人干脆别过头去不看它。
上岸后，队员让王石分享他的感受，王石说，以前都是从山上往下看河流，现在从河流往上看山川，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他说：“没想到这次不可预期的收获比我想象的还要多。我收获最大的是，如何在社会上形成一股环保力量，如何让涓涓细流汇成大江。”
那天一上岸，王石就说希望文大川再组织第二次漂流，但当年水已经涨了，不适合再漂。那一年，万科公益基金会的方向有几项都跟水有关系。
然而很多时候，文大川都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2009年带这个团队漂流之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马军等也曾给环评部门写去信函，并且在社会上呼吁停止梨园水电站的建设，但最终这些努力杯水车薪，2010年起，这段水域已经不能再漂。这一次漂流真的成为了“最后的漂流”。
我不想告诉中国人应该做什么
“漂流中国”初期是希望通过邀请一些有影响力的人，比如像王石这样的公众人物来参与，从而产生推动力量。他们的客户也多是深圳、北京、上海企业家。一来是活动成本较高；二来，这些人是能够推动中国的变化和发展的。
把“漂流中国”做成一个商业项目起源自文大川在北京参加的一个研讨会。当时有企业家朋友劝他们：你们要把漂流这个事干下去，就一定要把它变成商业项目，碰钱并不脏。
“有人让我写商业计划书，我总是拖着不写，一是自己不擅长，二是我要不断说服自己去做这些事，我不喜欢，所以现在还是穷光蛋。”文大川说。
他觉得这几年自己太着急了，他总在思考，怎么把事情做得相对简单一点，那就是回到以人为中心。
“一个人去自然感受，回去自然会跟周围的人分享。虽然这个过程很慢，却是有持续力量的。”
他在琢磨，漂流在美国发展得很好，单单科罗拉多峡谷，一年的漂流产值就是十几亿美元。其实，最早这些住在城市里的美国人就想去玩、去郊外玩，逐渐漂流变成了很好的商业旅游项目。在漂流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自然的美好，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对环境的认识，最后产生了保护环境的欲望。
而中国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人们意识到环保的严峻形势，环保组织呼吁人们去看一看自然，可能下一秒这些景观就不复存在。人们才会来到自然里。这种过程是被动的。
他想了解中国人在想什么。他在想怎么跟中国人表达漂流是什么，到底是运动，还是环保？让他也有点困惑。
明年，他希望让自己的漂流活动更接近普通人，他计划在通天河组织一些3到4天的80公里左右短途探险，费用控制在5000元以下，这样许多城市里的白领也有机会参与进来。他还想培训当地向导达到一定规模，逐渐降低一些成本。
他随身带着一本厚厚的小册子，是科罗拉多漂流公司做的发给旅游者的手册，里面记录了当地生态系统、地质、人文风貌、漂流知识等。文大川希望也给中国的江河做一本这样的手册，因为他发现这一领域完全是空白。
文大川对他的事业依然抱有信心，但他的妻子却有点担忧，许多国内户外同行不理解他们做的事。
“在中国，保险系统和风险意识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你们做这些都是吃力不讨好的。”而且许多他们花费巨大财力、精力开发了几个月的线路，因为水电站的建设，漂过一次甚至没漂就不能再漂了，这样的事一次次地摧残着他们的信心。他们只能靠自己的信念支持着。
一次次挫折也让文大川越加平和。小时候他很喜欢美国作家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的一本小说《有意破坏帮》（The Monkey Wrench
Gang），讲的是美国西南部的水坝如何被环保人士炸掉的故事。艾比的小说影响了许多美国和其他国家民众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小时候，文大川爱把自己幻想成书中的环保人士，有一次还与妹妹开玩笑，等到他八九十岁的时候开飞机俯冲下去炸掉大坝。
来中国以后，文大川学到许多中国规则，也学会了妥协，他现在对艾比的作品一笑置之，认为他太过激进。
而“漂流中国”做的事也极为单纯，他们只是带中国人以旅游的方式感受江河，而不是给当地政府递交请愿书，或者在国际上呼吁什么。
“我们的漂流和环保成果的关系有点微妙，我知道有些国外的环保组织过来说中国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不希望这样做。”文大川说，“应该有一个声音和渠道去了解江河，不单是为了保护环境而保护环境。从我的角度，看到大厦里生活的人们因为体验了大江大河，而有变化、有收获，这就足够了。”
正在发生的改变
李伟怡的相机里，几乎找不到一张文大川的大头照，每次她举起相机，他都别过头去，很生气地叫她不要拍，因为“他觉得在自然面前，人应该是渺小的”。
文大川说：“漂流最吸引我的是在大山大谷中静静地在水上荡桨，领悟人是多么渺小，领悟人类在大自然中应处的位置，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不能被征服的。即使只是看看两岸的岩石，看看江水是如何侵蚀它们留下了如此美丽的图案，这些过程比人的历史还长。就算只是暂时摆脱科技的束缚，来感受不同的人是如何生活的，也是有魅力的。”
他的梦想很简单，只需要住的地方周边有好环境，周围的人也会欣赏环境。漂亮的房子和车子对他没有吸引力。现在他考虑在怒江、玉树做一些除了漂流之外的活动，比如开办一些瑜伽、冥想的项目，“我们的家在这发展，最终可以引导周边社区的发展。”
其实，文大川的到来已经给怒江州带来了些许变化。他们刚来怒江时，曾在州旅游局工作的一位朋友参加过科罗拉多的漂流，他很支持文大川的事业，还组织自己的漂流比赛，现在文大川一回州里，旅游局的人还会拿文件给他看，是一些他们自己开发的漂流路线，让文大川给提提意见。
文大川喜欢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文化，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也喜欢与当地人交谈。
在他曾经到过的玉龙雪山脚下，金沙江漂流的起点，他曾听说过很多纳西族的传说：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是三姐妹，周围的群山是她们的兄弟，起初，三条河都是向南而流，金沙江是最调皮的，兄弟们负责看着她，一天玉龙雪山睡着了，哈巴雪山那天晚上本来要当值的，但他也累得睡了过去。金沙江忽然一跃而起，从她的兄弟中间奔涌出去，翻过虎跳峡，向上海的方向流去，所以就有了今天的母亲河长江。
他发现传说竟然和地理发现惊人的巧合。怒江、澜沧江、长江这三条江原本是一条向南流的江，被印度板块挤压，最后变成了三条向东流的江。
每次回到江河，他都像回家，见到了老朋友，每一个险滩、拐弯、沙滩，都那么熟悉。每一个险滩都有一个名字，比如烤火滩，因为原来淘金的人做的划艇每一次到那里都会翻船，他们吸取教训把金子缝在口袋里。落水后要游泳很长时间才能到河岸，然后上岸烤火。于是就有了这个滩名。
他为这些故事着迷，在一次演讲中，他说起这样一个故事：在纳西族古村的山洞里有一幅远古壁画，讲的是署神，纳西族信仰的神灵。署神和人类共同降生于世界，他头如蛙、身如鱼、尾如蛇。人类一毁坏地球，署神就会用地震、洪水和旱灾报复来实现平衡。其实就像过去十年我们看到的，问起纳西族老人现在全球环境变化的原因，他们会说那是署神在发怒。
这不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