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奥斯卡开始接收各国递交的竞争明年最佳外语片的候选影片。电影的国际影响力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在中国迫切希望融入世界的当下，中国电影亦渴望通过折桂奥斯卡来赢得国际认可，却屡屡失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理解西方经典文艺传统。电影作为叙事艺术的延伸，承继了西方严肃文学的精髓。西方文艺传统的精髓何在？
    首先须有超越民族和国别的内涵。这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形而上哲学传统，即探求事物的本质，比如《英雄》拷问英雄的定义，即可视作与古希腊求真精神的契合。形而上学还希望揭示不同现象之间的共通性，影片需要让外国观众能够感同身受，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虽然是讲述传统中国剧情，但其隐喻可延伸至生存本能和官场里的尔虞我诈，是不同文化所共有的，可以被西方观众理解。
    西方文学里的主要人物都经历了困苦，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传统。困苦不是指物质匮乏、缺衣少食，而是指向人物内心的矛盾与困惑，比如生与死的挣扎，与外部环境的格格不入等等。《卧虎藏龙》中的俞秀莲在欲望和世俗之间的徘徊，《英雄》中无名在杀与不杀之间的犹豫，日本片《入殓师》中的大提琴手如何调整为逝者美容与艺术信念间的落差，这些都与哈姆雷特“是生是死”的内心冲突一脉相承。
    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艺的重要影响体现在蜕变和救赎主题的表达，比如出场时的坏人经历世事后，在影片的结尾遭遇“肉体毁灭，精神重生”。人物递进式的心路转折历程可视为蜕变的一种变奏，比如《入殓师》中的男主角起初为谋生而进入尸体美容行业，但在从业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其意义，不仅自己消除了抵触情绪，并且感染和影响了周围人。《卧虎藏龙》中的玉娇龙经历江湖险恶后，从少年轻狂过渡至看破红尘，也是一种蜕变。
    与此相对，人物由善到恶的蜕变也可能揭示深刻的主题，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出于生存需要，从清纯转为狡诈，《霸王别姬》中的霸王也从最初的刚强过渡到最后的软弱和屈服。
    以往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影片中，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占据主导。
    2009年获得提名的五部影片中，德国片《白丝带》通过扭曲的童心来影射纳粹主义的萌芽；法国片《先哲》从狱中囚犯关系折射出法兰西人、科西嘉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民族矛盾；秘鲁片《心酸的奶水》直面妇女承受的暴力；以色列影片《阿加米》涉及巴以冲突；而获奖的阿根廷影片《谜一般的眼神》则批判专制时期的黑暗。这些作品的产生不仅来源于创作者的人文情怀，更需要有培植批判和反思精神的社会环境。
    本着社会批评与反思的精神，反映弱势族群生存困境的影片往往容易引起关注，比如菲律宾此前送交的《巴奎》，将镜头投向同性恋者遭受的社会歧视，未映已先热，这非常有利于引起奥斯卡评委的关注。
    虽然影片的商业成功可以助影片入围（如《卧虎藏龙》），但众多外语片在初选阶段，奥斯卡委托的几位资深评论家便决定了其去留。这些评论家年龄偏大，更看重影片的制作水准与思想深度，甚至偏爱一些先锋作品。提名名单出炉后，必须在大银幕看过所有影片的奥斯卡评委（其中不乏商业片明星）才有资格投票，而他们的口味比较大众化，对评论家们的“剑走偏锋”会起一定的平衡作用。《入殓师》最初被评论家们视为五部提名影片中“最平庸”的一部，但笑到了最后。
    一些国家将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视为政治营销舞台，但明显带有政治营销味道的影片往往遇冷。将获奖视为一种政治或民族使命而量身定做影片，赢的几率反而渺茫。
    话说回来，即使失意奥斯卡，也不必认为对方有意压制中国影片。好莱坞一直被犹太人主宰，这是公认的事实，但来自以色列影片虽然已获10次提名（包括今年的《脚注》），至今仍颗粒无收，好莱坞总不会有意压制与自己沾亲带故的以色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