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有个著名的哲学论断，被后人引述甚多，博尔赫斯就无数次提及古希腊的传统中，口头吟诵的魅力远远大于书写文字。确实有些讽刺意味，因为这个著名论断为后人所知，就因为柏拉图用笔记录了下来。苏格拉底对书写毫无兴趣，更不相信其价值，他认为，写下来的东西，无论关于何种主题，基本都是臆造出来的，根本不值得注意。
    在那部探讨智慧与爱欲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说：“所以他不会看重那些用墨水写下来的东西，也不会认真用笔写下那些既不能为自己辩护，又不能恰当地体现真理的话语。”(《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相对于那些活生生的口头话语，书面话语只不过是它僵死的影像罢了。
    英国古典学家弗雷德里克·G·凯尼斯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也提到了这种说法，在苏格拉底的另一个弟子色诺芬的著作中，也记录了他老师类似的观点。至少这个论断可以说明当时书写与书籍已经开始使用，也许只是没有普及开来，遭到了保守人士的抵制，比如苏格拉底更倾向于口头教导与对话的述而不作传统。了解这些古代人对书籍最初的看法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在于，当今时代里，我们更为倾向于悲观的看法，认为电子书的出现，可能会改变纸质书籍数千年的命运。书籍没有未来，阅读的风潮即将改变，我们终于与古代人的观点开始取得了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凯尼斯的《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一书其实是他在1932年应邀在伦敦大学所做的三个讲座，主题虽然是关于古代图书的生产，但由于新的考古资料的发掘，尤其是很多纸草文献的发现，借此重新对古典学——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的发源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推演。
    稳妥而言，古典学研究习惯从文艺复兴开始叙述，因为文艺复兴之前，囿于书籍资料的匮乏，即使知道古代学术早已开始了，但是面对那些零零散散的断编残简，也无能为力。而凯尼斯正是在这种学术的背景下做了这些讲座，根据当时新发掘的一些纸草文献，将书写传统出现的时间往前推演了几个世纪。
    根据他的考据，《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以文字书写的形式撰写的，而且有其抄写副本以便游吟者记诵，但是，“要说清楚这些抄写副本的形式究竟是什么样子，或者它们究竟以何种方式传播，却要困难得多。没有证据证明有任何可以称之为‘阅读人群’的存在”。因此之故，诗作的抄写副本，即便存在，也非常少，归于一些专业的背诵者，大众则从专业的背诵者那里获取知识——基本类似于我们小时候，走街串巷的说书人，他们通过说书的形式灌输给我们一些民间传说和文化。
    图书史家沃尔特·奥恩在他的重要论文《口述文化与书面文化》里有一个核心的观点，没有任何一项发明，比书写更能改变人类的意识了。因为从口述传统到书写传统的转变中，包含着一种社会方方面面的转型。这种转型借用、吸收、同时重塑了旧的传统，以适应新的交流形式和语境。
    奥恩有一个很很形象和巧妙的说法，他说：“即使在口述环境中，口述话语也通常被认为是编织或补缀而成的”。
    口述传统中，为了保存知识，需要反复吟诵，方能熟稔于心。而在书写传统中，同样保留了口述话语的特质。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书写过程中，我们总是预先设想了场景，并且在脑中反复放映这一场景，才开始进行书写。而苏格拉底对话录的形式一贯在口述到书写传统的转型当中充当了关键角色，这是因为最初手抄本盛行时，手抄本文化为一部书保留了一种说话的感觉，一种在对话中形成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物件。对话录设定的场景就如同口语文化中相互交谈的两个人，他们的对话保留了口述这一传统的特点，但是又以文字记录的形式保留下来的。
    古希腊罗马时代里，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开始，才真正具有了阅读的大众，我们也进入了一个读者和图书馆的时代。按照凯尼斯的说法，亚里士多德伟大的著作，无论是关于物理科学的，还是关于政治建构的，如果没有一批可供参考的藏书，是不可能完成的。而正是从他伊始，树立了一种学术的样板，他的弟子们也开始模仿老师的做法，搜集伟大的著作，雇佣专业的手抄者，传道授业，以此种方式延续学术的生命。也正是从此世纪，希腊世界由口头演示过渡到了阅读习惯的养成，真正的希腊文明得以传延后世。
    古希腊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事业在公元前六世纪进入了繁荣期，其后几百年间，书写文化达到了顶峰。书写和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因素。
    图书馆藏书的质量和规模更是评价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依据，除了公共藏书之外，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私人藏书，亚里士多德的图书馆就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图书馆之一，他的学生和同行都可以入馆阅读。这个图书馆的命运也具有传奇色彩：据说馆藏的图书多年后被亚历山大人或罗马人带走了，也有人说流传到了君士坦丁堡。战争给古代各大图书馆带来了不祥的命运，书籍和知识不仅吸引知识分子，同时也吸引着野蛮人。比如后来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几经战乱和火灾，损失惨重。但是它的威名至今不衰，我们一直都在想象着那个遥远的智慧圣殿，一如博尔赫斯的言语，天堂就该是图书馆的模样。那是对古希腊文明的致敬之辞。
    凯尼斯的《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一书，从古典文献学的角度，考证了那一时期从贵族到普罗大众对普及阅读，传播知识的巨大兴趣。希腊文明得以流传至今，与当时的日益平民化的阅读氛围有关，阅读荷马史诗、各种哲学家、喜剧诗人作品的比比皆是，这种阅读不但通过书面文字，还通过手抄文本，更通过口头传播的方式散播开来。直至随着基督教的扩张，对异教文化的大加挞伐，这股人文主义的思潮才陡然衰落。但谁敢说，这种衰落不是一次默默潜伏呢，就如同我们如今对书籍的悲观命运，当文艺复兴的光芒开始照耀历史的天空，文明哪怕是以迂回曲折的方式，也注定会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