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不知道，他感情深厚的二弟梁启勋，在北平沦陷后会为日本人做事；他也不知道，他所乐见的梁氏大家庭会因此事而破裂；他更不知道，年老的梁启勋为兄长的信札认认真真一页一页编号粘贴时，是怎样的心情。当然，他更不会知道，梁启勋精心保存的兄长的信札手稿藏书等物，马上要被换成钱了，而且打着其兄长梁启超的旗号。
　　9月17日，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召开“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出现于今年12月5日到7日的匡时秋拍。北京匡时还与中华书局清华大学签署合同，将定于11月前就拍品举行以“梁启超与现代中国”为主题的出版与展览。
　　在匡时提供的资料中，拍品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及梁启超使用过的家具等共计950件物品。匡时董事长董国强在发布会上表示，梁氏档案拍卖将不会采取整体拍卖的形式，而是根据类别分成100到200个标的，总底价是5000万元。事后有业内人士评估，拍卖价可能超1亿元。
　　发布会有梁启勋外孙孙军出席，他介绍了“南长街54号”的相关情况。在孙军及匡时的描述中，南长街54号为梁启超、梁启勋兄弟的共同居所，甚至为“梁启超在北京事实上的故居”。
　　10月8日，梁启超的直系亲属委托早报记者关于此事的声明。声明中称，梁启超逝世后，其后人已遵照遗训，将藏书、信札、手稿等捐献国家图书馆及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这次以“梁氏后人”为重要宣传点的拍卖，令他们感到蒙受委屈。声明指出，南长街54号为梁启勋故居，而非梁启超故居。声明上签名的人，包括梁思礼(梁启超之子)、梁再冰(梁思成之女)、梁柏有(梁思永之女)、吴荔明(梁思庄之女)。
　　那么，这次拍卖到底是谁的物品？为何梁家人会有不同表述？匡时拍卖公司又有何解释？为此，早报记者通过采访相关人士，试图还原此事的内情。
　　9月17日，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举办“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公开拍卖，并称“南长街54号”是梁启超“在北京实际意义上的故居”。
　　日前，梁启超直系后人特委托早报发表由梁启超之子梁思礼等签名的《关于梁启超档案拍卖的声明》，指出两点：1.对梁启超档案拍卖不知情；2.南长街54号不是梁启超故居。
　　梁启超外孙女吴荔明知道“南长街54号”的“梁启超档案”要拍卖的事情，是在新闻出来的几日后，一个朋友跟她开玩笑：“听说你们家要发财了。”
　　9月17日，北京匡时拍卖公司举办“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公开拍卖”，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共计950件。同时，介绍南长街54号为梁启超、梁启勋兄弟共同出资营建的居所，为梁启超在北京实际意义上的故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匡时老总董国强透露这些拍品的总底价为5000万元。
　　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询问的并不止那位朋友一人。1997年，梁家后代将梁启超400多件书信手稿捐献给第一历史博物馆，当时参与捐赠仪式的一位在场者也联系了吴荔明：“你们家还有那么多东西啊？”
　　“我们家所有的人加在一起，都凑不出这么多件东西。”吴荔明回忆她看到报道的第一反应，“梁家人该捐的都捐了，公公的纪念品我们各自有一些，但是用于珍藏，绝对不会拿去变卖的。”

　　梁思礼：只留有三件遗物

　　身在一个传奇家族，梁启超的儿孙辈却尽可能少地与媒体接触。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科院院士梁思礼是梁家第二代唯一一位在世者，现已88岁。《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的作者吴荔明表示，舅舅对有关梁家的采访一般能推则推，但这次主动要求出面澄清，因为有一条底线被触犯：拍卖。
　　生于广东农村，虽是耕读之家，年少时的梁启超也得面临“欲购一潮州刻本之《汉书》而力不逮”的窘境。一方面深知借书之难，一方面致力开启民智，他生前是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身体力行者，身后则将其收藏捐赠“以供众览”。
　　梁启超的后人一直恪守其遗训。1930年2月，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遵父遗嘱，主动将天津饮冰室的藏书、碑帖石刻、墨迹手稿与私人信札“永久寄存”于北平图书馆(解放后改名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
　　仅天津饮冰室的藏书中，刻本、抄本便有3470种41819册，其中不乏珍本孤本。一并捐献的还有1284件自商代至民国的碑帖拓本，在《中国书法大辞典》中收录的中国历代碑刻中，梁启超饮冰室所藏拓本占其半数，其中包括颜真卿的《争座位帖》。
　　对于这位近代思想家，天下公器重于个人爱好，因此在身后将毕生之力的收藏全数捐出，不私子孙而公诸社会。
　　梁启超上世纪20年代在北海公园的快雪堂创办松坡图书馆，后来并入北平图书馆，梁启超生前所使用的书桌文具等一并捐给北平图书馆。1931年，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后，专辟“梁氏纪念室”，陈列梁启超生前所用书桌文具及其金石书画等。1954年，为配合北京图书馆善本名家文库的建设，梁启超长女梁思顺(令娴)捐赠了三大箱梁启超文稿手迹及其他墨迹。梁启超生前笔耕不辍，著述1400余万字。这批捐献的手稿不仅包括了收入在《饮冰室合集》中的全部文稿，也包括相当一批未入《合集》的稿件。
　　即便在改革开放后，梁氏直系后代还是坚持捐赠给国家机构的方式。1997年，梁启超子女梁思达、梁思宁、梁思礼向第一历史博物馆捐献了1903到1928年间的梁启超书信，共14册，416件，不仅包括与历史人物杨度、段祺瑞、蔡锷、张君劢等的通信，也有梁启超写给子女的大量家书。
　　在2005年，吴荔明还向天津梁启超纪念馆捐赠外公当年收藏的一锭贡墨。“即便是这些小纪念品，也捐得七七八八了。”吴荔明说。
　　被梁启超昵称为“老白鼻”的幼子梁思礼，展示了他仅有的三件梁启超遗物：“一幅字本来是思忠的，但思忠早逝，后来就给了我了。另有一枝饮冰室的毛笔。还有一幅画，其实是别人的，只是父亲在上面题了字，也就算一件了。”

　　“南长街54号是梁启勋家”

　　“我们不想影响他们拍卖，但我们有必要指出一些事实，要说明的是：南长街54号并不是梁启超故居。”在北京西三环的寓所里，梁思礼对早报记者表态。
　　在匡时公司的资料中，“南长街54号”被描述成梁氏兄弟共同的故居：1912年9月，梁启超被任命为司法总长，梁启勋任中国银行监理、币制局参事，“在北京忙碌的工作中，他们亟待要觅得一处蔽身之所，几经辗转，最后选定了‘南长街54号’。”兄弟俩共同出资、共同营筑，“梁氏两个大家庭在这里度过了十余年相濡以沫的光阴。”
　　事实上，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结束流亡自日本回国后，在选择京津居住时并非没有犹豫，反而梁启勋极力劝阻他在北京定居。1912年10月24日，进京应酬了4天的梁启超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提到：“吾十年来，颇思念北京房子，谓为安适，今乃大觉不便，汝二叔更大攻击，吾初亦有迁居北京之意，今不复作此想矣。非惟房屋不佳，即应酬亦不了矣。” 11月1日返回天津，又给梁思顺写信称：“吾极喜欢北京房子，汝叔始终攻击。谓一返天津，如登天堂，吾不谓然。然吾实不能居京，居京则卖身于宾客而已。”
　　《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介绍，梁启超回国之初，租住在天津日租界荣街，一大家子回国之后，搬到德租界。1914年，他在天津意租界西马路买了近4亩地，1915年建成前后两栋寓所，在其南侧的书斋饮冰室则要等到1925年建成。
　　北平(北京)图书馆在1930年与1954年两次前往梁宅接收梁启超藏书、手稿时，接收地点分别是“天津意租界西马路二十五号”及“西单手帕胡同甲三十三号梁宅”。前者即饮冰室，后者即王夫人解放后在北京住处。
　　公认的梁启超故居，除了天津一处，另一处在其出生地广东新会。至于梁思成在北京的“挂牌”故居：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3号，梁思礼回忆，那是1930年大姐梁思顺所购置，他小时候常去玩。但1929年即去世的梁启超显然未曾住过。
　　有史可稽的梁启超在北京的住处，一是在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时的团城。吴荔明听其母梁思庄回忆，小时候曾在团城上骑小自行车。而另一处，则是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教工宿舍。1924年出生的梁思礼回忆，他当时觉得自己的家就是清华，但父亲确实会在周末的时候，带他去南长街54号梁启勋家。“南长街54号当时确实是梁启超一个重要的落脚点，但是不能就因此说是故居吧，毕竟那是梁启勋的家，跟走亲戚一样。我去亲戚家里住了两天，就能说这是我的故居吗？”梁思礼说。
　　在梁启超对长女事靡巨细一一报备的书信里，并没有见到对南长街54号“共同出资”、“共同营筑”的记载。在梁启勋外孙孙军的描述中，当时南长街的地段并没有那么值钱，梁启勋分三次买了地开始建房。而另一位梁启勋的孙辈听来的说法是：梁启勋当年购地建房时，梁启超作为兄长曾出钱资助。而当梁启勋要还钱时，梁启超说：“不用还了，我也要住。”
　　“梁启超在世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是不分的，不光是跟梁启勋，跟其他兄弟姐妹、小辈，乃至夫人娘家的一些人，都是在他身边，靠他生活的。梁启超是长子，他父亲去世后，亲戚生活没着落都会找他。”解玺璋说。
　　梁启超去世后，梁家经济转困，天津的王夫人卖掉了原来的寓所，住在饮冰室。1950年，因为想念都在北京的儿孙辈，她将所余书籍捐献，将饮冰室卖了约合3000匹布的价格，购置了西单手帕胡同一处小四合院。吴荔明认为，如果“南长街54号”真的跟梁启超家有关，那么王夫人迁居北京就不必那么折腾，“我们那时候每周末说去婆(吴荔明称外公为公公，外婆为婆)家，指的就是手帕胡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公公在南长街54号还有房子。”
　　“梁启超基本还是住在天津，在清华讲课的两年，是比较集中住在北京的时候，平时住教工宿舍，进城的时候住在南长街54号。这些都有很多书信、记录可以证明。资料显示，房子是梁启勋买的，花了一万多块钱，故称故居并不合适”北京大学教授、梁启超研究者夏晓虹认为，房子不是梁启超购买并日常居住，因此不能称作故居。

　　“兄弟二人关系很好，抗战结束后两家断交”

　　梁启超与梁启勋兄弟感情甚笃。梁启超流亡海外时，梁启勋负责护送其家人去日本。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结婚时，因梁启超正生病，在中国同时举办的文定礼，便在南长街54号由梁启勋主持。梁启超的正室李夫人去世时，梁启勋负责操办墓地，在条件艰苦的香山上待了两个月。
　　“梁启勋是梁启超同父同母的弟弟，梁启超活着的时候，他们两家关系非常好。梁启超会要求他的儿女每个人都给梁启勋写信，梁思顺有次一个月没有写，梁启超就写信给梁思顺催她给二叔写信，说二叔老问你。”解玺璋说。
　　但这种家族情感在梁启超过世的八年后结束。1937年12月，留在北平的梁启勋出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汇局调查室主任，调查日伪各银号经营情况和市面金融动态。其婿杨正彦在2010年发表的《梁启超的纪念馆应当设在哪》中，并没有将这段历史隐去：“日伪出于对梁启超的尊敬，给了他(梁启勋)一个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虚职，报酬有限，不得不把大部分的房子租出去，靠这笔收入维持生计。”
　　“抗战结束后，梁思成从大后方回来，就率领兄弟姐妹跟梁启勋断交了。”吴荔明回忆。
　　在这次拍卖的宣传中，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南长街54号”担任了秘密基地和庇护所的功能。但梁思萃表示，南长街54号确实帮助学生转移去解放区，但具体负责的，并不是梁启勋，而是他的儿女们。解放前夕，梁思萃在北大上学，当时她有3个同学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她考虑到南长街54号“深宅大院，便于隐藏”，便跟梁启勋的女儿梁思明提出能不能帮助转移。“那是1948年8月，我二伯在圆明园避暑不知情。这件事是思明接手的。他的儿女们确实做了很多贡献，这些都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