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窦文涛邀请了德国汉学家、翻译家顾彬谈中国当代文学，作陪的嘉宾是文学评论家许子东。当天的节目中，他们谈到了莫言的作品，因为顾彬一直批评莫言是个落后的作家，说他只会讲故事，写起小说来还像十九世纪的写法。窦文涛随即有些玩笑地问顾彬：一个德国的好作家一天只会写一页，而莫言只用了四十三天就写出了《生死疲劳》，这个说明什么问题？顾彬的口吻里没有一点玩笑的意思，认真地说：他没办法修改。
    在莫言获得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再回想起这个段子，觉得顾彬真是古板的可爱。
    在他的观念里，对莫言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依然是批评大于赞扬。这不，刚刚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中，提到莫言，他依然把莫言当成一个畅销小说家，一个会讲“荒诞离奇故事”的小说家，一个只会用十九世纪的写作风格写作的小说家。当年的节目上，许子东也说，像莫言这样的作家，无论写什么东西都会出版和得奖，这样的作家共同的特点是他们的语言“缺乏节制”，一种令人眩晕的语言风格的泛滥——这不过是没法修改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
    可想而知，莫言获奖引起的争议是正如任何一个中国作家获奖都注定引发的争议。
    我们渴望持不同异见者获奖，是想在这个沉闷的国度中发出一点真正的声音，我们不缺乏有良知的作家，他们需要一次这样的机会从地下走上台面；而一个体制内的中国作家获奖，我们又会寄希望于他他能代表中国作家说出一些真话，至少能影响一些国际的注意力，让他们关注中国作家不堪的生存境遇。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持不同异见者的声音，批评的不是莫言，而是隐藏在莫言身后的那个强大的体制和国家机器。
    当然，各种的不满源自不同的境遇，有人觉得莫言不够优秀；有人觉得此次的诺奖需要的是政治正确，“给一个真正的中国作家”，而不是华裔作家；还有人觉得一个体制内的作家获奖背离了诺奖的精神。
    当然，也少不了欢呼的声音，历史性的时刻，中国第一位获得诺奖的作家，不要说中国作协，各种高层人物发来的贺电，各种管理文化的意识形态部门，就连中国外交部都冒出来表示祝贺，多少有点得意忘形的滑稽。
    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上来说，莫言获奖的整体意义大于个体意义。
    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还有很多中国作家都比莫言写得好，但是他们缺乏宣传的包装，推向国际舞台的机会。我曾经以为北岛、余华和欧阳江河、阿城等都有获奖的实力，但很遗憾的是，虽然他们在国际上成名已久，但这些年都逐渐沉默无声，缺乏力作问世。
    余华从《兄弟》开始已经失去了早年先锋作家的锐利；北岛除了经营自己的散文之外，诗歌上再无作为；欧阳江河的诗歌近些年也无作为，但是他的诗学批评倒是令人眼前一亮；阿城一直淡泊无为，作品的精致是足够，但是影响力不足。莫言的优势就在于他一直持之以恒地写作，就如同国际媒体对他的评语，他不迎合、不激进，数十年如一日写作，他是一位多产、爱幻想、无拘无束、时而义愤填膺的作家。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的1986年，莫言三十一岁，发表了中篇小说《红高粱》，随后就被张艺谋改编成了同名电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莫言此后集结出版的《红高粱家族》一直都是他海外最有名的著作。
    据他的英文译者、汉学家葛浩文称，这本小说在美国卖了近5万本。这个数字对任何一个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作家而言，短期内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莫言的作品在世界各国都有很多才华出众的翻译，日本、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尤为突出，译者们为树立他的国际声誉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他获奖前夕，瑞典文译者陈安娜翻译出版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与《生死疲劳》。有这样大面积的译介之功，自然会助涨他在世界文坛的影响力。
    从世界文学的角度而言，我们也可以窥探出莫言的作品为何获得诺奖的青睐。在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中，“通过魔幻与现实、历史与社会因素的相互交织，莫言创造了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令人回想起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以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作品，同时，他还从中国古典文学和口头文学中找到了新的出发点。”从福克纳到马尔克斯，从拉美文学到前年获奖的略萨，从略萨到莫言，如果我们能从中找到某种文学的共通性，就是对这种兼具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杂糅本土文化与异域风情的持续青睐。
    就像那部游走在残酷的现实与美丽的神话之间的电影《潘神的迷宫》，莫言的小说在写实与虚构之间，瑰奇的想象与汪洋恣肆的色彩语言之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逃离残酷尘世的乌托邦——对西方读者而言，这是一种想象的东方，是西方语境作家的东方参照。正如葛浩文在推荐莫言的作品时，一针见血的话语：“如果你喜欢艾伦·坡，你肯定喜欢莫言即将出版的《檀香刑》(Sandalwood Death)英译;而如果你喜欢读寓言，我推荐《生死疲劳》(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西方评论家对他的作品大加赞扬，但是赞扬的方式却是一种持不同异见者的政治标准。这种赞扬也许是莫言最为抵触的，他是一位温和的抵抗派，享受体制内的待遇，也偶尔替异见者仗义执言，但他绝不是异见分子。
    西方媒体称《生死疲劳》是一部充满雄心的巨帙，它以五个动物的口吻叙事，讲述了一个男人在冥界统治者阎罗王的控制下五次转世为动物的故事，这个故事被解读为中国现实的真实隐喻。
    2008年，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就曾写道，这部作品“几乎涵盖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有经历”，几乎可以算是那个时代的纪实小说。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也称，莫言的许多作品“曾经被判定具有颠覆性，因为它们尖锐地批评了当代中国社会”。
    对一个体制内的作家而言，这种赞扬也许意味着更多沉重的东西。莫言获奖后该走向何方？他还会写出更好的作品吗？他会不会按照中国的既定成功模式，成为一位高官或者掌管文化意识形态部门的领导？或者，他会为那些被淹没的持不同异见者发出真诚的呐喊与呼吁？莫言的获奖对已经陷入困境的中国当代文学又会产生多大的精神指引？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
    也许，现在我们做的就是用一种更加宽容的心态看到一位真正的中国籍作家获得世界的认同。至少这是一种信号，中国作家不用再陷入自卑的情结了，不能再用一种质疑的目光审视西方的文学奖项了。从此以后，所有写作的理由都要从自身寻找，所有的不足都要从反思自我的能力开始，所有的文学有了更为迫切的精神追求。让我们用文学评定文学，用政治质疑政治，用道德衡量道德，用人性追逐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