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哐！底座闷哼一声，本次春拍首个一锤子买卖在贵州达成。付清26万后，某先生喜笑颜开地接过了第一件战利品—一瓶1966年产的贵州茅台。
　　如果仅仅从上个月许多针对性很强的报道来看，本次春拍不失为成千上万场“喜创新高”的拍卖会中的一员。实际上，精品仍是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北京荣宝，一上来就抖出了齐白石的《荷塘春秋》和张大千的《玉簪花》—两位泰斗之作品，对于每场拍卖会来说，已经是赵本山、宋祖英之于春晚一样不可或缺。至于同场同时推出的清雍正仿官釉弦纹双贯耳方瓶，对许多行内人士，更是如雷贯耳；国际巨头苏富比则在2012春拍上准备了齐白石的《溪桥柳岸、海棠秀石》《云龙图》《璎珞长垂》《秋色》；佳士得有曾梵志的《飞翔油彩》、赵无极的《仰卧的裸女》、林风眠的《纨扇仕女》、掐丝珐琅太平有象一对、乾隆的粉青釉刻博古纹尊(六字篆书款)。说到瓷器，当然，谁能忘记苏富比北京春拍预展上，那三件估价都达到八千万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明永乐青花荔枝绶鸟图大盘和明宣德青花暗花海水游龙图高足碗呢？
　　不过，尽管仍有大量精品压阵，但不能否认，本次春拍在开始之前，可谓是颓势尽显。2011年春拍，10家大型拍卖公司单件拍品成交额逾百万元的达5700余件，较2010年增加2000多件。然而就如同第一只无人接手的股票总是在人们最疯狂时出现一样，2011年秋拍创下近三年来最低的成交率，人们立刻怀疑是否市场的拐点已经到来。一个非常显著的凶兆就是，今年拍品的征集难度明显加大。最近几大艺术论坛和北京狂轰滥炸的征集拍品广告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恐惧：随着去年秋拍市场的惨淡收尾，许多拍品流拍，或成交价不够理想，很多藏家已经产生了悲观的预期。
　　没有什么比数据更有说服力了—2011年4月，苏富比的春拍征集到的3600件拍品总估价超过24亿港元，最后以34.9亿港元成交。然而近日，香港苏富比连续举办拍品预展，争取今年4月春拍的“开门红”，但2900余件总估价约18亿港元的拍品，还是让人感到这一拍卖巨擘已经有些揭不开锅了。
　　同时，似乎是刻意为了让疲软的艺术品市场难堪—茅台、龙井之类的“实用性奢侈品”(实际上，“实用性”奢侈品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奢侈的本质，就是“无实用性”，两亿元买一架飞机永远没有两千元买一桶矿泉水来得奢侈，尽管后者可能会遭到非议。顺便一提，这也是那些富豪们能够在买下飞机时表现出各种抠门，却在齐白石、杰夫昆斯上随随便便就扔上亿元的道理)，在春拍开始时，显得异常强势—不仅价格相当可观，而且成交率普遍在80%以上。
　　实际上，茅台受资本市场追捧不是什么新鲜事情，2011年，贵阳共举办6场陈年茅台专场拍卖会，共拍出各类陈年茅台655个标的共计1312瓶，实现拍卖成交额4072万元。然而，就算在去年下半年秋拍已降，酒拍卖市场渐趋理性的转折时期，贵阳拍卖会平均成交率仍高达85%。1990至2000年出产的茅台，拍卖市场价格已经比当年市场零售价平均高出10倍，成交多在3000至1万元。而1950至1980年期间的茅台，则要比当年的零售价飙升近百倍。
　　在国有的卵翼体制下，许多普普通通的商品都带上了暧昧可疑的“收藏价值”，其实这并不奇怪，在它身上花钱的人不心疼，它的价钱就下不来。
　　然而，非常有趣的是，拍卖市场又给了人们一记重重的耳光，先是多家媒体一致认为欧美金融市场的不景气，尤其是欧元区接连不断的危机，海外市场理应是哀鸿遍野。谁知，不论是在纽约还是伦敦，成交额从2011年中期就一直在稳健增长，分别直逼历史最高成交额，吓掉了《纽约书评》杂志编辑的下巴。今年年初至今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近10%的增长，使得艺术品市场回到2008年危机前的高度，更是让那些叼着烟斗的艺评家大跌眼镜。
　　3月24日，在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中国嘉德29期嘉德四季拍卖会(春拍)开槌。众多前几日没来得及观看预展的买家，挤在书画提货处看货之后进拍卖场举牌拍货，拥挤程度犹若菜场，现场气氛热烈爆棚。傅抱石《高山流水图》以425.5万元高价成交，黄宾虹《秋山重冈图》276万元成交，齐白石《大吉图》与范曾《蒲松龄写照》均以195.5万元成交，而李可染的《牧牛图》最终以89.7万元成交。最让人惊奇的是估价80万元至120万元的黄胄的八开《人物册》，出场时现场出现了40多次叫价(这个数量属于四季拍卖中相当高的，据嘉德工作人员透露)。最终，《人物册》也以724.5万元成交，摘得头筹。
　　如果要给“夸张”这一修辞手法找个范例的话，去年便是这样的年份。根据Artprice相关数据，2011年，张大千与齐白石的作品拍卖总额达到世界排名第一与第二，安迪沃霍排名第三，毕加索退居第四，前十名中还有徐悲鸿、吴冠中、傅抱石、李可染，六位中国艺术家占尽世界艺术市场品拍卖排名的风头，让人无法不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刮目相看。而继法国艺术品信息公司Artprice去年3月授予中国艺术品市场第一桂冠后，TEFAF欧洲艺术基金会最新发布数据指出，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并且，仅仅一个月时间，包括欧洲艺术基金会在内，相继有5家国内外统计机构发布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数据报告，欧洲艺术基金市场研究报告阐述了以下主要内容：
　　2011年，中国以占全球艺术品拍卖和销售总额30%的成绩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与古董市场。
　　美国占全球份额29%，比去年下降了五个百分点。欧盟27个国家所占总份额为34%，下降了三个百分点。在欧盟国家中，最大的市场仍是英国，占全球22%，第二为法国，占6%，两国的世界排名不变。
　　中国的艺术品和古董拍卖市场是全世界最具上升动力的市场，2010年激增177%，2011年又继续上升了64%。
　　尽管由于统计口径的区别，几份报表上具体数值上有所出入，但是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正处于全世界文物艺术品交易的风口浪尖，是一个无法遮掩的事实。
　　然而，随着玉凳、金缕玉衣等事件的爆发，高速疾驰的列车上开始冒出令人担忧的一缕青烟。首先，是数字和规模上的水分—这水分主要的原因是内地企业的竞争习惯较差，喝着体制的母奶，习惯了在数据的提供和操作上含糊不清。另外一方面，还可能有外国机构自身的因素，许多统计机构并不具有权威性，操作也并不严谨，却被一惊一乍的国人放大。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时透露，某国外知名文物艺术品统计机构，曾经向其发送过一份他们统计的全球前30强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但这份名单让他大吃一惊，上榜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多达16家，其中有多家企业竟然是国内二三流企业，有的企业名字自己还闻所未闻。“二三流中国企业都能进入全球前30强，这也太不靠谱了吧？”该人士随即致电对方，向其提供国内多家知名拍卖公司的资料和相关统计数据。此国外统计机构才“恍然大悟”，表示万分感谢。
　　其次，是艺术品价值上的水分，众所周知，如今在内地市场上呼风唤雨的保利、嘉德等拍卖行，发迹之路与如今以百度为首的绝大多数国内巨头如出一辙，它们早年沾了体制的便宜，在跟苏富比、佳士得隔绝竞争十余年，把内地市场吃干啃净了，才有了今天的一席之地。但，中国的月亮不好看，不代表着外国的月亮就能圆一点，实际上，2000年，佳士得与另一家主要拍卖行苏富比也爆出过合伙操纵佣金价格丑闻。佳士得前主席坦南特与苏富比前主席陶布曼订立协议，规定不论卖主找上苏富比或佳士得均抽取不容议价的佣金。最终，佳士得因与美国联邦调查局配合而免于起诉，大量苏富比高管最终被开除，陶布曼甚至服刑一年。
　　纵观如今的艺术品热，很难让人相信没有拍卖行本身背后的炒作。就拿张大千和齐白石这两位目前艺术品市场上最“贵”的中国绘画大师来说吧，上届纽约亚洲艺术周上，他们二人大受追捧，齐白石的一幅水墨画《松鹰图》，苏富比的估价是120万到150万美元。不过，司徒河伟认为，中国收藏家一旦入场，价格就会攀高。佳士得国际事务亚洲艺术总监维赫也表示，富裕的中国人怀着爱国情结，往往开出令人咋舌的天价。他指出，中国买家尤其对历代皇朝的传统艺术品有莫大兴趣。的确，外国人非常看好中国古代艺术品市场，但是还有更多的状况是国际大拍卖公司在“忽悠”中国人进场，一个最简单的证明就是毕加索的作品。西班牙人入场的很少，杰夫昆斯的作品，欧洲各国都有巨头感兴趣，梵高、莫奈、高更的作品，更是全世界艺术爱好者的梦中之物。然而看看如今齐白石、李可染、张大千，还有清朝瓷瓶这些东西，苏富比和佳士得的拍卖会上，有几个外国人在举牌？不夸张地说，超过一半的都是中国的买家在那里“血拼”，事后还沾沾自喜。有些民族主义者就认为这两大拍卖行有和统计机构串联“炒作”中国艺术品的嫌疑。
　　事实上，中国的拍卖会景象，结果令人吃惊，过程却乏味得可怕—在中国人的拍卖竞争中，越是成交额令人震撼的拍卖会，通常情况下，拍卖会就越会让人觉得索然无味。大多数场次的内容是这样的：几位超级激动的嘉宾，在耀眼的灯光下，不断地冲击洗刷我们这些平常人的认知。不夸张地说，一切都是数字，人们在抛数字，人们在喂数字，人们在咽数字，回答关于数字的问题，有时甚至只是对着数字指指点点，然后开怀一笑，宛若他们刚刚发现数字这一有趣的东西。就好像一场冗长的大会，无论场面何其绚丽，它与你无关这一点总会令人觉得无聊，但那些看似无关的决议背后的意味却又让你后背发冷，忍不住多看几眼。
　　在玄之又玄的拍卖场越来越不透明可信的情况下，艺术品金融化、份额化，无疑是一个分摊风险和收益，提升趋势透明度、减轻震荡的重要途径。在为艺术市场打入一桶新鲜血液的同时，金融产业的发展也需要这样一条新的途径。相关机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相关基金数量已达100余项，已披露募集资金总量超过1300亿元人民币(股权投资研究机构清科研究中心数据)。
　　然而金融机构介入艺术领域，主要从事的是艺术品融资、艺术品信托、艺术基金几方面的工作，这些本质上只是把艺术品作为抵押品和代偿物。这些零散的产品级的合作，无益于艺术品本身价值被人们所认知，因为它们无法体现“艺术品之所以为艺术品”的独特之处，“在社会漫长演进中，被挤压出来的，煤一样的艺术品”，有其不可取代的“源价值”。与其发展乏力形成有趣呼应的是，这个产业的盈利能力并非像它们的名字一般，“山寨”得让人看不到希望—以文化类企业上市集中的深圳市场为例，传播文化成分指数今年2月份市盈率接近36倍，比深圳300指数17倍的市盈率高出100%。
　　然而，艺术品份额化、上市化，这些能体现民族艺术素养实质内容的项目，却一直进展缓慢，不尽人意。的确，一个健康社会的发展，是以每个人自发地参与为基础，文化的健康发展，不能单靠“引导”“整治”“改革”。正如日本友人加藤嘉一所质疑的，前阵子提“文化改革”，“文化”是怎么个“改革”法？文化不应该是自发形成的东西吗？
　　难道一切不会结束？还是说，一切还没有开始？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是一个让人笑得出来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