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印象中，时尚杂志主编应该一如电影《穿普拉达的恶魔》中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的那位，穿着高贵华美，头发一丝不苟，做派盛气凌人。亚历山德拉·舒尔曼却对自己的着装不甚在意，发型经常凌乱着，脸上总挂着微笑，十分平易近人。
她从不认为自己属于时尚圈，却执掌著名时尚杂志《服饰与美容》(英国版)长达20年，是历任主编中最出色的一位。
反对“骨感”
现年54岁的舒尔曼4月在俯瞰女王公园的伦敦家中接受英国《观察家报》记者伊丽莎白·戴专访。房间布置颇为时尚，白色地板，墙纸上描着笼中鸟，古朴的椅子上镶嵌着明亮的绿松石，连宠物猫也与时尚有关，名叫“可可”，大概源自时尚名人香奈儿的绰号“可可”。
可房子的主人舒尔曼却不太像时尚界人士。她的长发随意散着，显然没有刻意打理，衣服不乏时尚元素，但并非夸张得拒人于千里之外：一件开襟羊毛衫，一条及膝裙，英国著名设计师安雅·希德玛芝设计的高跟鞋看上去很舒适。最令戴惊讶的是，舒尔曼正津津有味地品尝令人发胖的糕点。于是，采访就从“骨感模特”这个话题开始。
“我认为这是时装界的一大狭隘，令人沮丧，”舒尔曼说，“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如果一定要追究的话，应该始于设计师，是他们把衣服裁剪得这么小。模特若穿不进去，就得不到演出机会，于是经纪人不断催她们减肥。然后便是摄影师，还有某些服装杂志主编，他们希望用一些很酷的女孩，而‘酷女’都与设计师合作，于是便成了现在的潮流。”
2009年6月，舒尔曼给几大国际时装品牌店写信，包括卡尔·拉格菲尔德、约翰·加利亚诺、普拉达和范思哲等，抱怨他们的“超小号”服装样品迫使时装杂志主编不得不启用“一身排骨”、“无胸无臀”的模特。
“我很高兴自己写了那些信。有无效果，不好说，但至少我努力过，”舒尔曼说，“依我们西方人的眼光，那些衣服的确穿在瘦人身上比较好看，但‘瘦’和‘病态的瘦’是有区别的。我经常和设计师们交流，但他们中大多数人视而不见。”
“偶然”入行
舒尔曼从小生活在伦敦上流社区贝尔格拉维亚，伴随着打字机的声音长大。父亲二战期间从加拿大来到伦敦，为《旗帜晚报》撰写戏剧评论，母亲经常给《服饰与美容》等出版物投稿。舒尔曼回忆说，父母亲都是记者意味着自己以后也要当一名作家，“这对我来说好似一个梦魇，我想成为一个美发师”。
她在圣保罗女子学校上学时，成绩一塌糊涂。她的妹妹倒是块读书的料，最近出版了一部关于都铎时代诗人托马斯·怀亚特的传记，颇受好评。舒尔曼在萨塞克斯大学读社会人类学，后来在一份名叫《21岁以上》杂志做编辑助理，“一不小心”踏入新闻界，用她的话说，“纯属偶然”。
“我喜欢杂志社的氛围，从那一刻起，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舒尔曼说。她先后担任《星期日电讯》女性版编辑、《服饰与美容》特稿编辑，1990年成为英国版《GQ》主编，两年后执掌《服饰与美容》，时年34岁。
当时，她的任命在业内引起争议。“她不是很时髦，”一名主编回忆，“她看上去像一只摇摆的小鸡，在圈里也没有多少经验，可是你瞧，她做得多棒。”
在她的领导下，《服饰与美容》发行量大幅增长，如今稳定在每期20万册左右。在当前这个经济严峻的时代，一本售价4.1英镑的高端时尚杂志能保持这样的销量，实属不易。
拒绝完美
舒尔曼是个工作狂，儿子山姆出生后一直由保姆看护。“我妈妈记得他小时候总是说：‘我恨、恨、恨那个杂志，我希望它死掉。’”舒尔曼笑着说，心里有些愧疚。
因为自己的经历，她对职场女性的态度堪称“冷酷无情”。“事实就是，如果你暂时停止工作去生孩子，的确会影响你的事业发展。我知道应该有办法解决，但真的很难。”
她说，《服饰与美容》杂志社有很多姑娘，怀孕期间有种种计划，可一生完孩子，变化就完全跟不上计划。有的忙于照料孩子，无法回归岗位，有的回来后不久又怀孕。如此折腾数年，她们便“落伍”了，只能遭淘汰，“你无法假装不承认”。
那么，她如何看待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所在的公司，一家主要出版针对女性读者的女性杂志公司，却依然由男性主导经营……我们应该完全平等地按劳分配，这绝对毋庸置疑，但我并不认为，女人像男人一样善于为自己争取权利。”
事实上，舒尔曼认为，在她执掌《服饰与美容》杂志期间，业内最大的变化不是男女工酬是否平等问题，而是公关公司和时尚名人对行业的控制与日俱增。
“有些人，比如詹妮弗·安妮斯顿，要求做完专访后对稿件和照片进行审查，她同意之后方能发表，”舒尔曼说，“我绝不同意任何封面人物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只是认为，这样做不对，令人讨厌。”
大概正因为此，她本人在接受采访时格外平易近人，有问必答。当戴问她是否会为了取悦男人而改变自己时，她态度十分坚决：“绝对不会。”
她非常庆幸自己不是当代年轻女孩。回忆自己的年轻时代，她说那时穿比基尼不用退毛，和男人交往无拘无束，非常自在。可如今，“一个20岁女孩必须剃光体毛，精心打扮，做到完美无瑕，那种感觉真是糟透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