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这个地方的奇特就在于“本地人很躁动，外来人却求平静”。我们采访了来自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新景德镇人”，他们因为不同的原因退而隐居此处，但陶瓷都是离不开的注脚。
　　在景德镇这个地方，一切都与瓷器有关。
　　来自北京、上海和广州的新景德镇人，有的是为了学习陶瓷制作技艺，有的则纯粹向往过一种无人打扰的生活。我们虽不知道这些“隐士”是否找到了自己当初想要的东西，但至少他们有勇气迈出远离都市的第一步。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受到了学者涂子贺以及景德镇当地著名画家石明辉的热情接待。涂子贺认为，景德镇这个地方的奇特就在于“本地人很躁动，外来人却求平静”。他告诉《外滩画报》，在景德镇的外来人口中，有很多藏龙卧虎之士，他们常住于此，却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看似每天没有做什么，却也许有着大作为。他们不奢求别人的理解，也不屑于对外人解释。”
　　其实这些所谓的隐士也并非不谙世故，更不是看破红尘，只是他们更愿意寻求一片无人打扰的净土，安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希望用自己的力量传承陶瓷艺术。至于外界是否知道他们的名字，则显得不再重要，因为他们已然从陶瓷中获得了满足与快乐。

　　李玉端：艺术圈的现代派宅男

　　李玉端递给我一本他的作品画册，封面是一堆粉红色的大脑状物质从断裂的飞机残骸中流出来，我有种被电了一下的感觉。
　　与李玉端的初次见面是在他位于景德镇的家里，这里也是他的工作室，偌大的客厅摆满了已完成或者进行中的作品：陶瓷骷髅头、诡异的裸体男子、睡在云端的猪——气氛有一点点阴冷。然而李玉端本人看似和其作品的气质毫无关系，他身着海魂衫加牛仔裤，说话嗓门大，开一辆吉普车，车里的音乐是窦唯的《山河水》。
　　因为在北京艺术圈混迹多年，李玉端的贵州口音并不是很重，感觉倒是像北京来的摇滚音乐人。我们坐在餐厅里的一张陶瓷桌边聊了起来，这张陶瓷桌也是他的作品，上面印着毛主席头像，边缘处还雕刻了四个大字：“中国餐桌”。
　　有个日子李玉端记得很清楚，2005年9月28日，他第一次来到景德镇，之后就再也没有打算离开。从早期在贵州大学当老师，到后来在北京玩艺术，甚至和朋友一起开饭店，李玉端称过去的日子“一直处于一种没睡醒的状态”。其实李玉端并非像他说的那样浑浑噩噩，尤其是2002年至2005年在北京期间，他的陶瓷雕塑已经在艺术圈小有名气，同时还和另外两个老乡成功经营着“三个贵州人”饭店。从贵州来到北京，环境改变导致了意识的落差，因此李玉端的作品中常常充斥幽暗潮湿的气息，与其他一些用陶瓷做作品的艺术家不同，他从自身的生命体验进入，用陶瓷的脆弱特质表达像梦一般易碎的情感。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常有一些很敏感的题材，比如用红色骰子组成的人脑，带有黑色幽默意味的陶瓷头骨，以及有些暧昧甚至情色意味的人体展示。
　　李玉端也并不避讳外界对于自己作品情色化的解读，他认为作品中的不安可能来自于童年的阴影。“我现在想想还会有点后怕，小时候真是什么都敢玩，好几次差点命都没了，那种不安的情绪可能反映在我的作品里了。”李玉端给自己点上一支“黄金叶”抽了一口，“我现在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还要‘神游’好长时间才能睡着。”
　　因为作品中需要用到陶瓷，李玉端在两个朋友的建议下来景德镇玩。“刚开始我还是比较抵触这个地方的。”李玉端告诉我们，“我是个很自闭、好恶感强、不喜欢交际、易怒的人，所以要我改变一个想法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过，在反复来了几次景德镇之后，李玉端慢慢产生了把家搬到这里的想法，北京艺术圈的浮躁让他感到厌倦，而景德镇这个相对安静的地方让他有更好的创作环境，同时也有更悠闲的生活方式。
　　“来到这儿以后，我突然有种‘醒了’的感觉。”李玉端说，“我现在每天7点左右起床去买菜，一日三餐都自己做。一般上午我都会很严肃，不怎么说话，到了晚上才有精神。”在朋友们的眼中，李玉端厨艺了得，是个埋伏在艺术圈里的厨子。《中国陶瓷》杂志主编陈琴告诉我们，“他做豆腐特别拿手，我们都爱来他家蹭饭。”
　　一壶茶一盒烟，李玉端就可以在工作室里待一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现代派宅男”。然而和当下宅男不同的是，李玉端几乎从不使用网络，他调侃说自己对电脑一窍不通，打字都是用两根拇指。如果不是在工作室，李玉端就有可能是去钓鱼了，那是他继雕塑之外的第二长项。“我钓鱼的经验已经有十几年了，贵州、广西、云南甚至北京周边的水库都被我钓遍了。”李玉端认为，钓鱼对他来说是个既伤感又享受的过程，他有的时候可以在荒郊野外安营扎寨，一住就是一星期，享受那种寂寞又平静的心情。“有一次，我一个人坐在湖边，金黄色的夕阳洒在湖面上，水上的倒影干干净净，那幅画面美极了，如果再配上巴赫的协奏曲的话，我恨不得在这儿结束自己的生命。”
　　除了每年还要回贵州大学上一个月的课，李玉端现在几乎很少离开景德镇，顶多有时候为了展览的事跑几趟北京。“我至少还要在这儿住好几年。”李玉端说，他甚至还准备在景德镇开个饭店，名字都想好了，叫“和为贵”。

　　周涌森：三宝村里埋头造艺

　　周涌森喜欢别人叫他“大渔”，他说自己永远都是个大三学生，永远都毕不了业。这话也许是说他对于艺术的追求永远得不到满足。所以，同样是为了艺术，为了学习陶瓷制作技艺，周涌森把自己的家从上海搬到了景德镇，这个过程只用了一个星期。
　　年轻的时候，大渔曾经在广州创业，之后因为对艺术的喜爱来到上海搞雕塑创作，因为小时候有国画的功底，又有触类旁通的艺术天赋，很快就在雕塑艺术方面确立了自己的风格。前几年大渔在上海有自己的画廊，宜兴还有一个工作室，日子过得也算逍遥自在。2008年，大渔正式决定告别大城市的生活，在景德镇安家，他觉得要是想学纯粹的陶艺还是得来这儿。
　　“一切都很顺利。”大渔形容搬家的过程，“我搞了个集装箱，把家里的东西全搬来了。看房也很快，看的第一栋房子就是这儿，当时就拍板定下来了，租约十年。”而吸引大渔住在这里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隔壁的敲泥匠。“你听，那敲泥的声音多有节奏，多好听。”
　　大渔的家在景德镇的三宝村里，就在村委会的对面。“每天晚上7点，这儿有一帮老太太跳舞，音乐声大得很，我在家里能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她们相当准时。”三宝村的路不通车，如果没有私家车很不方便，大渔把他在上海开的车也一起带了过来。他住的地方风景很美，房子后面就是一片田园，有山有水。美中不足的是他家的大门正对村里的公厕——那种水泥墙上用红笔写着“男”、“女”两个大字的简陋茅厕。
　　大渔的房子是一栋三层小楼，带一个地下室和小院子。他开玩笑说，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感觉像是被日本鬼子抢劫了。“当时的业主想把这栋房子卖给我，开价17万，我没买，签了10年的租约，结果装修什么的却花了20万。”大渔说，装修时他和家人住在酒店里，一住就是9个月。“在决定搬到景德镇的时候，我就马上把上海的房子出租了，既然决定了要来我就特别果断，因为不想给自己留后路。”
　　经过9个月大张旗鼓的装修，大渔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一个像艺术博物馆一样的地方。地下室是烧窑的作坊和仓库，一楼是一个很大的客厅，五颜六色的艺术作品摆得满坑满谷，大花布铺在沙发上，颇有几分北京798的范儿。门口的院子里，大渔还开辟了一个池塘，里面养上几条小鱼，“以后也许还会种些其他什么蔬菜，搞个自留地。”
　　大渔的工作室在三宝路上，一个像职工宿舍似的小楼里，旁边就是据说常有领导光顾的饭店，蓝色招牌上有三个醒目的大字：甲鱼城。大渔说：“甲鱼城的老板人不错，有一年春节我没回家，他看我一个人过年挺寂寞的，请我去他家吃年夜饭。不过他说看不懂我的作品。”
　　大渔告诉我们，本来他的下一站是去印度学石雕，但是现在打算就扎根在景德镇了。“陶瓷的世界博大精深，能把这一门艺术学精就不容易了。景德镇有很多很厉害的手艺人，但是他们不会教你，也不知道怎么教你，所以就只能自己研究，这个过程很有趣，也很折磨人。好比以前我不知道烧窑的时候温度要一度一度地上调，泥要放上两三个月等它‘长毛’之后再用，而且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烧窑温度，这都是我经历了好多次失败才学到的经验。”有一次大渔烧窑烧到凌晨3点半，差一点点就要成功的时候，突然出了问题，导致一整窑的瓷器报废，他一气之下写了张纸条给老婆：老子再也不干了！
　　当然，大渔没有真正放弃，他在景德镇留了下来，并且和当地的村民都混熟了。“村委会老想让我把门口的公厕买下来，开价6万。”大渔说，“还有甲鱼城的老板，他说想让我帮他搞个艺术作品，做一整面瓷砖墙，上面画56个民族手拉手。”
　　走后没几天，我们收到大渔发来的邮件。其中写道：“花比前两日鲜活了许多，随眼望去，山脚不止青绿那么单一了。四季变化的美丽，让只想着读书、思考，干活的我觉得很造化。说到静嘛，鸟走鱼游，于心就好。”

　　伍一洵：莲花山上做半仙

　　伍一洵，大家都叫他“伍爷”，要见到他真是很不容易。“他就是个半仙儿。”朋友涂子贺说，“每天睡到下午才起，不太爱见陌生人。”
　　伍一洵的家是个深宅大院。我们到的时候天色已黑，老远就看见一栋孤零零的民居，门口挂着两个大红灯笼，门楣上还贴着四个字：“造物倾心”。这幅画面让人想起徐克武侠片里的场景，更应景的是，门里面还传出了非常慑人的狗吠声，一副生人勿近的架势。
　　见到伍一洵的时候，更明白了为什么涂子贺会将他称为“半仙儿”：一头灰白的头发有些飘逸，身材瘦削但很精神，走起路来脚下生风。论长相和气质，倒真和徐克有几分相似。他一露面，那只金毛立刻变得客客气气，不发声了。
　　伍爷家里像是一栋瓷器的博物馆，我们为眼前所见的陶瓷艺术品感到震撼。他很客气地叫助手沏上一壶茶，然后把我们领进书房，我看了一眼那些庞杂的书：《释迦牟尼》、《中国传统图案大观》、《百丈山志》??起初我们不知如何发问，因为伍一洵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而他又似乎不屑向不懂他的人阐述更多。
　　伍一洵出生于广州，自幼家境殷实，从小就受到艺术熏陶，大学赴澳大利亚攻读美术史专业，后又担任澳大利亚《华声日报》主编。1994年，伍一洵学成归国后加入了家族企业，先后担任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业务覆盖房地产、金融、石化行业。然而，就当所有人以为他会把生意的蛋糕越做越大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全身而退。“突然有一天我觉得烦了，一点也不喜欢待在广州，那里太乱太吵，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待着，做自己喜欢的事。”
　　3年前，伍一洵创建了自己的陶瓷品牌真如堂，所谓“真如”，即取自佛学中“万物根源”之意。在真如堂的宣传册扉页，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以阐释自己与陶瓷结缘的原因：“世人之所以爱瓷崇瓷，皆因其既‘文’且‘质’之故。‘文’是因文人精神之注入，‘质’则因其素肌玉骨的材质之美，正应对了中国人对文质彬彬、君子如玉的特殊情怀。”而“君子如玉”也正是伍一洵做人的一贯追求。
　　也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伍一洵选择了在景德镇“隐居”。虽然是因为陶瓷来到景德镇，如今他的生活却已经超越陶瓷艺术本身，延伸到了更深的层面。其实在见到伍一洵之前，就听涂子贺称他为“山大王”，当时以为只是戏言，但是直到我们亲眼见到伍一洵买下的那片山头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这里有他更广阔的世界，而只以陶瓷的境界来定义他本人，实在是太狭隘了。
　　在三宝村莲花山脚下，伍一洵将一座废弃的小学改造成陶瓷博物馆，里面分为香室、茶室、琴室等不同区域，从建筑设计到内部空间的概念都来自他本人。在茶室里喝上几杯普洱之后，伍一洵提议带我们到山上走走。
　　采访当天时值4月中旬，漫山遍野开满了油菜花和映山红，景色极美。沿一条蜿蜒的土路走至深处，出现了一栋木制结构的古老建筑，看起来像是正在改造的样子，伍一洵说这里会是真如堂的工作室和艺术品陈列室。而在更远处的另一个方向，我们看见了一小片水潭，他说这里很适合修身养性，建个祠堂或许不错。正说着，几头小羊窜了出来，走进了我们的镜头。同行的友人建议他：“也或许可以搞个农场什么的，喝茶、打坐、喂动物，你说好否？”
　　伍一洵并没有具体告诉我们这座山将会如何规划，我们只知道看得见的平地全是他的。虽然并不情愿入镜，他还是在摄影师的劝说下留下了一张以山为背景的照片，他说广州不是他的家，莲花山才是他的家。在景德镇定居3年，伍一洵就像那陶瓷器上的水墨画，墨汁已深深印入泥坯中，并且四散开来，晕出一幅很美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