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人为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偏偏留不住人，人才流失现象如此严重，甚至连所有创业元老都难逃此宿命，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宏离去的背影再次触动了业内反思。
　　一个需要积淀的行业，究竟该怎样留住最宝贵的人才？
　　虽然毋需否定资本的力量，但对人的重视该如何体现？
　　在股东本身存在治理难题，公司管理层常换常新的基金业，谁来为投资者、公司乃至行业的长期利益负责？
 　“历经了13个春夏秋冬，眼看着当年‘老十家’基金创始人因为种种原因陆续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不免无限感慨！”
　　发此感慨的不是别人，正是即将离开华夏基金总经理岗位的范勇宏。
　　这番感慨发于5个月前，时值2011年的冬天，范勇宏撰写了一篇非常应景的短文，题为“基金的冬天”，在文末，他饱含深情地写下了他的期待：“冬天来了，春天也就不远了。期待基金的春天早日到来！”言有尽而意无穷。
　　冬去春来，却已物是人非，重温此言，着实令人“不免无限感慨”。 如今，这位一直大声疾呼公司治理顽疾的行业大佬最终也无奈止步于“种种原因”。
　　另一位“老十家”基金公司总经理则喟叹，老的基金公司已经“没有希望”，希望新公司在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上有所改革和创新。
　　一个以人为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偏偏留不住人，人才流失现象如此严重，甚至连所有创业元老都难逃此宿命，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宏离去的背影再次触动了业内反思
　　一个需要积淀的行业，究竟该怎样留住最宝贵的人才？
　　虽然毋需否定资本的力量，但对人的重视该如何体现？
　　在股东本身存在治理难题，公司管理层常换常新的基金业，谁来为投资者、公司、乃至行业的长期利益负责？

　　制度环境：
　　股权激励非万能但有益

　　范勇宏们从没有公开说过只要有股权激励他们就不会走。但如果股权激励机制存在，是否能够减少这些尚在当打之年的创业者们离开的可能性？范勇宏们究竟值不值得给予股权激励？
　　“股权激励在未来必须要搞，这并不是说只靠股权激励就可以解决基金公司在治理结构方面的困局。”北京一家基金公司总经理说，股权激励这道坎现在不容易迈过去，但如果解决不了，公募人员流失会愈发严重，“范总绝不会是离开的最后一位总经理”。
　　一位接近华夏基金的人士算了笔账，华夏注册资金1.2亿，管理规模最高达到3000亿，现在还有2000亿，每年的管理费有20多亿，利润大约10亿；而现在的大股东前后总共投资11亿元，这些投资靠分红就已经拿回去了，卖出51%股权之前华夏基金股权市值已为170亿元，这笔投资赚了16倍，资本回报率高得惊人，“这些利润是靠注册资本金赚的，还是靠人赚的？股东在获得丰厚回报的同时，是否应该考虑核心团队对股权价值的贡献？”
　　事实上，对股权激励之于公司治理的关系，业内人士多有共识，客观地讲，作为一种改善基金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允许基金公司尝试股权激励，未尝不是一种有利于理顺股东与管理层关系、激励基金行业骨干长期为公司服务的制度选择，但也仅仅是一种制度选择而已，股权激励绝不是万能的。
　　现实的例子是，美国相当部分的资产管理公司是合伙制，有股权激励，但其发展却有好有坏，在没有股权激励的资产管理公司中也不乏行业领先者。同样，国内的私募基金大多是合伙制，股权清晰，激励机制也不错，但各自发展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
　　“双方都退一步才好说话，如果说基金公司管理层应该有‘股权激励有益但不是唯一’的自觉认识，股东也需要从客观的角度算一笔账，看看管理层对股权溢价的贡献有多少。”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说，虽然资产负债表上看不出人的价值，但谁也无法否认人才是资产管理行业最核心的价值。比如，“老十家”平均成立年限13年，以目前在其中排名第5的基金公司为标准，估算华夏比该公司的股权价值多了多少，再减去13年间华夏核心团队高于“老十家”平均薪酬的部分，就是华夏管理层的溢价，这扣掉了行业的平均增长和华夏管理团队的超额收益，是可以进行股权激励的范围。
　　不过，股东似乎更看重牌照的垄断溢价而非管理层对股权的溢价。知情人士透露，在公开的集团大会上，华夏股东方人士讲过，即使给股权你买得起吗？必须按市场价买，不能便宜卖，否则其他股东也不会同意。“股东方也是从行业中游做到了老大的位置，他们认为华夏管理层不应该老有这个想法，认为做好了就应该是自己的。”
　　一家新锐基金公司的总经理坦言，股权激励的好处和突破意义自不待言，但要有适应的土壤和大环境，现在搞股权激励的大环境还不具备。“中国有那么多企业现在都没有股权激励，基金公司只能是在约束条件下求最优解。就近来说，华夏基金的大股东中信证券自身都没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从道理上充分接受股权激励。”他认为，股权激励能否有较快突破取决于高层对民营企业的接受程度以及监管层和行业协会对改善治理结构的推进力度。“基金没有群体利益代言人，会出现一个又一个悲壮英雄，范总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基金行业应该成立类似行业工会的组织来维护自身权益。”

　　解放思想：
　　“激励”不能误读为“争利”

　　“有人言股权激励，必称利益，其实这是一种误读。企业高管追求个人事业、追求容自己自由发挥的平台，无关利益。股权激励只是手段，借此来实现经营管理的独立自主，防止过多干涉。”深圳一家中型基金公司副总经理说，现实的情况是，许多基金公司的高管都不知道完不成今年的规模指标明年自己在哪里，这种状况肯定影响公司的发展，导致投资和管理行为短期化，最终是不利于保护持有人利益的。
　　“又一曲公司治理悲歌。”对于范勇宏的离开，有业内人士在微博上评论道。多位基金公司高管认为，股权问题是公司治理的重要问题之一，其实利益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要建立良好的互相制约的治理制度。否则，股东一变，管理团队就变。如此一来，高管和基金经理会缺乏长期职业规划，基金公司也很难实现长远的发展。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总经理认为，范勇宏的离开肯定不是因为单纯的股权激励的利益，因为此前也没有股权激励。如果股东环境比较宽松，和股东沟通良好，没有股权也罢了；如果股东强势，只有两条路，要么通过股权激励谋求一定的股权制衡大股东，要么自己走人。
　　难怪有“老十家”基金公司总经理感叹：“即便给管理层5%的股权，我们也不会要，我们要的不是收益分享权，是公司治理的话语权，5%的股权和大股东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根本没用。”
　　持该观点的业内人士不在少数，深圳一家基金公司副总经理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资本不可能不说话”，现在股权结构的设计就决定了大股东的强势，争取股权激励只是希望有一个相对平等沟通的平台。一位早期任职于华夏基金的业内人士总结道，有些人或机构掌握着并不属于他们的资本，行使资本的权力，但他们的利益与理论上的股东以及职业经理人都是不同的，并且他们始终占据上风。

　　改善结构：
　　均股制衡具有借鉴意义

　　“如果当时华夏基金分散了股权，范王二人今天可能就不会出走。”一位经历了华夏数次股权变动的业内人士认为，股权分散之后，经营团队的话语权就会增大，也许不会有今日之局面。他透露，在大股东受让100%股权之前，因为明显违反了“一参一控”的政策，华夏基金当时的独立董事会开始并不想签字同意，但是股东方承诺，数月之后就会有新股东进驻，但事后长达两年时间内仍持有100%的股权，即使后来卖出了51%的股权，仍是大股东一股独大，小股东众多且股份分割细碎。
　　一位参与华夏基金筹备和初创期的资深人士回忆道，1997年底至1998年初受命组建华夏基金时，曾力拒67%绝对控股，华夏证券与北京证券、中科证券以55%，35%和10%的比例持股，避免了一家独大，不过后事难料。即使经历股权更迭，在“老十家”中仍有均股、管理层稳定且居于行业领先的基金公司。“这有赖于股东文化、管理层素质和各种难以复制的历史条件，所以并不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北京一家基金公司总经理说，“老十家”刚开始是绝对控股，后来担心基金公司的独立性出问题，一段时间里，“老十家”里有大概4家都是均股，不过经过10年，均股的公司所剩无几，搞了“一参一控”后，都不甘心没有控制权，“这个我转给你，那个你转给我”，大多寻着路子另起炉灶当大股东去了。一般来说，证券公司、银行作为大股东的控制欲更强，因为和基金公司业务的相关性更大，信托则相对较好。
　　不过，相当一部分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基金业近年来不断发展，通过均股制衡进一步分散股东结构的呼声有所提高。从国内基金行业诞生以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基金公司股权结构都有不同的要求，其核心就是平衡公司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关系，防止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股东过多干预，另一种则是内部人控制。近几年的实践证明，由于资本的天然强势和资产管理行业以人才为核心资源的特点，防止股东干预过多尤甚于防止内部人控制，这也是均股呼声渐高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是资产规模排名前五的基金公司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正是股东最为“弱势”、干涉公司内部事务最少的时期。

　　利益一致：
　　建立为投资者长期负责机制

　　范勇宏在2010年曾表示过，基金行业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团队稳定。股东一换，高管地震，骨干流失，已经成为常态，因为股权决定管理团队。一家基金公司的资本金通常为一个亿，但这一个亿往往决定一家基金公司的命运，进而影响到千百万持有人的利益。持有人把上百亿、上千亿的钱交给基金公司打理，却不能用手投票，如果遭受损失，只能用脚投票，被动赎回离开。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华夏的发展前景似乎将蒙此阴影。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总经理认为，基金公司面向公众，是为老百姓理财，老百姓的钱得来不易，更需要保值增值。基金公司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需要很长时间，付出很大代价。既然拿老百姓的钱锻炼了基金经理，就应该把基金经理的知识和经验积累都留在公募基金，继续为老百姓服务。
　　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独立董事认为，公募基金的管理人，应该带有一定程度的公益性，为老百姓服务理财，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这是和共同富裕的原则相符的，在这一点上，应该给予公募基金更多的政策扶持，想办法留住最好的基金经理来担任公募基金经理。现在相反，公募基金作为“黄埔军校”，以投资人的钱培育了大量私募经理，为富人阶层服务，投资者的长期利益难以得到保证。
　　他们认为，基金行业应当推动股东、管理层、持有人的利益一致，进一步推广基金经理和管理层乃至股东的持基计划，最近监管层提出的设立发起式基金，让股东、管理层、基金经理共同持基的方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其次，基金业应当进一步降低基金公司发起设立的准入门槛，尝试包括公司型在内的各种基金公司组织形式，推动基金业的充分竞争；还要进一步降低持有人大会的门槛，增加持有人的话语权，从而与股东、管理层形成相对稳定的制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