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弹性、最终实现较大程度的自由浮动是我们早已确定的长远目标，但提高汇率弹性的潜在风险也令人无法忽视。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比例始终高于固定汇率制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70年代时前者比后者高约40%，1980年代约高15%，1990年代高8%。 而且，国际游资冲击下主要货币汇率波动性增强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有害。汇率的高度波动性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金融市场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因为汇率经常性的波动使居民所持有的本币标记的金融资产价值同样处于高度波动之中，这就会刺激居民改而持有外币标记金融资产。当外币资产与本币资产处于可替代的竞争状态时，本币标记的国内金融市场就会萎缩。

　　扩大汇率波幅风险可控

　　正是由于提高汇率弹性存在上述潜在风险，而且全世界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中修成正果者只是极少数，所以多年来我们对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幅分外谨慎，希望选择最恰当的时机将扩大汇率波幅的副作用降到最低程度。那么，此时此刻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幅，风险可控与否？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提高汇率形成机制弹性、直至最终实行较为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目的并不是要牺牲汇率稳定性；假如市场普遍存在汇率单向变动（升值或贬值）的预期，此时提高汇率波幅将有利于单向变动预期自我实现，从而牺牲汇率稳定性目标。之所以前几年不敢贸然放宽汇率波幅，关键原因就是外汇市场走势及其参与者们的预期几乎一向是单向升值。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累计升值已经超过30%。只有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情况下，放宽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才不至于大大加剧汇率波动性，特别是不至于造成短期内的大幅度升值，以至于超出实体经济部门的承受能力。毕竟，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经济过去、现在、未来都只能建立在强大实体经济部门基础之上。令人宽慰的是，人民币汇率单向升值的特点已在2011年被彻底打破，双向波动特征在这一年里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在2012年的头4个月表现得更加充分。所谓“双向波动”，确实名副其实。

　　双向波动特征贯穿全年

　　而且，双向波动不会仅仅是今年头几个月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特征，由于贸易差额波动和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波动加剧，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特征将贯穿全年，并日趋明显。
　　从贸易差额变动来看，出口增长和持续的贸易顺差是人民币汇率的支撑力量，出口减少和贸易逆差则反之；中国外经贸的2012年恰恰是以进出口“双降”和创纪录单月贸易逆差开局。
　　鉴于今年外部经济环境不利，接踵而来的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损害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吸纳中国大陆出口增长的能力，去年中国对欧盟、美国、加拿大出口增幅分别为14.4%、14.5%和13.7%，均低于当年中国出口总额增幅（20.3%），而发达国家和地区长期是我国大陆传统的主要出口市场，尽管预计今年全年贸易收支仍将维持顺差格局，但逆差月份可能会增多，单月逆差额已经创造了纪录。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走势将更多、更强有力地被贸易差额波动所打断，或发生一定时期的逆转。
　　其它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宏观经济的波动将通过金融市场的传染效应进一步加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而经济基本面、初级产品行情走势、资本流动性的增强，这些因素都在预示着今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和货币汇率将出现比较剧烈的波动。

　　传染效应加剧汇率波动幅度

　　去年，除中国外，其它几乎所有热门新兴市场货币兑美元汇率都经历了两位数幅度的贬值，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概莫能外，而这些国家货币汇率去年的贬值又有着深刻的基本面因素。
　　由于许多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几年的经济繁荣直接间接源于商品牛市，然而，去年初级产品行情已经明显下跌，路透-杰富瑞大宗商品期货指数全年下跌8.3%，无论是金属还是农产品均未能幸免，导致全球大宗商品对冲基金经历了10多年来最差的年景；今年初级产品行情也并不看好，部分初级产品价格前两三个月虽然出现相当强劲的回升，但多数是战争风险、出口禁令之类经济基本面之外的因素所致，预计全年大宗商品进口价格将继续下跌，进一步加大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今年其它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和汇率波动多半会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上的传染效应由此会进一步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何须过度担心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幅的风险失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