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消费、储蓄，无疑是个人财富管理的“三驾马车”。
　　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首次突破30万亿元。如果居民储蓄的增长不能转化为投资，过度的居民储蓄抑制了现期的消费，消费需求不足，投资效率低下，那么居民储蓄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反过来，投资、消费不足，又使居民储蓄可能出现滞涨。
　　前央行副行长朱民曾列举一组数据：中国居民储蓄在过去20年前的增长是19.6%，今天还是19.6%，中国政府的储蓄20年前是4.7%，今天是8.6%，公司的储蓄从20年前的7.8%涨到今天18.5%。很显然，储蓄的增加是公司储蓄为主的增加。也就是说，事实上，中国居民并不富裕。那么，中国要调整增长模式，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被推上了最前端，关键是保障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与日俱增。
　　在零利率或负利率背景下，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要靠个人投资来实现。以美国为例，西方发达国家居民投资可供选择的主要渠道是：一是储蓄存款，约占美国人投资额的15%；二是股票，约占投资额的40%；三是保险和养老金，约占投资额的20%；四是债券，占到投资额的10%左右；五是其他投资方式，如购买外汇等。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人在零利率条件下股票投资占比最大，而我国在负利率条件下仍有六成居民选择储蓄存款？难道中国投资者不知道巴菲特的提醒——“你的钱躺着也可能中枪”吗？非也。问题在于中国股市要从根本上改变“站起来更容易中枪”和长期以来“一赚二平七亏”的局面。
　　一段时间以来，贝塔值(β值)成为一些市场人士关注的焦点，相对于市盈率等指标，贝塔值或许更能反映在经济增长出现减速情况下的投资选择标准。巴菲特则在最新年度“致股东的信”中如此阐释：我们将投资定义为“现在将购买力让渡给他人，合理期待未来支付税率后，仍能获得更高的购买力”。简言之，投资就是放弃现在的消费，以便将来有能力消费更多。由此巴菲特得出以下结论：衡量投资风险高低的指标不应是贝塔值（波动性越大，则被认为风险越大），而是持有期满后投资人出现购买力损失的概率。资产价格可能大幅波动，但只要有理由肯定投资期满后它们带来的购买力能得到提升，这项投资就没有风险。基于此，巴菲特旗下公司逆市增持包括科技股在内多种股票。
　　事实证明，年逾八旬的巴菲特老爷子又做对了，如今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股市几乎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相比之下，沪深股市主要指数还在低位徘徊。笔者认为，美国投资人的风险偏好是较为理性的，而中国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往往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关键时刻显得畏首畏尾，甚至不堪一击。
　　这种情形也许正在发生变化。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的一些新提法值得关注：一是认为投资“不差钱”。此前，郭树清还表示要重视A股经过调整后正出现罕见的投资价值，使股市成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财富管理平台；二是吹风“蓝筹价值论”。他明确指出大型绩优公司股票价格比平均水平低了约40%，多次力挺蓝筹；三是对经济与股市“有信心”。他指出，我国经济是典型的大国经济，有着巨大的内需市场，国际环境的影响其实不如想像的那么大。他还坦言，中国股市确实存在许多与经济的脱节现象。但我国资本市场非常年轻，固然存在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也充满旺盛生机。他同时又反对在股市里赚快钱，赚大钱——一幅郭氏A股“慢牛图”似乎浮现在投资者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