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回归的阴霾，让全球市场充满了担忧和恐惧，各类金融机构纷纷收缩以应对未来的寒潮。但是，却有两类风格截然不同的投资者，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时刻准备杀入市场。一个是对冲基金，他们期望在市场的震荡中追求超额回报；另一个就是私募基金，他们遵循价值投资，挖掘趋势性机会，往往在一个领域潜伏很久。
　　艾德维克就是这样一家私募股权复合基金(母基金)管理公司。这家成立于1997年的瑞士公司，管理着60亿美元的资产，主要为保险公司、退休基金、企业年金、大学捐赠基金和家族资本提供PE服务。在1998年首次投资于中国后，这家PE已经设立了两只亚洲基金，现在正在募集他们的第3只亚洲基金。
　　艾德维克执行主席布鲁诺.若施勒1973第一次来到中国时，就深深地被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所吸引，而今他把艾德维克的泛亚投资管理中心设在了北京，在一个充满冬日暖阳的下午，他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采访，讲解西方人的投资之道。

　　问：全球现在都陷入了二次危机的恐慌之中，您是怎么看待这次欧洲债务危机的？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募集第3只亚洲基金？

　　答：金融危机对于PE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只要有勇气不像普通投资者一样恐慌，做好细致的研究工作，我们一定能在这个时候以很低的价格买到很好的资产。
　　当然，从基本面来说，我个人认为，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比，这一轮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更大。冲击已经不仅仅存在于在金融领域，除了大银行、政府、包括财富排名前100的公司，甚至欧洲的普通人，都已经切实感受到危机对生活的影响。
　　具体到这次危机对全球三大经济体——美国、欧洲、中国的影响。对美国而言主要是基本面，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去杠杆化，不能像以前那样随便花钱；对欧洲而言，主要是债务的影响，各国要更严格地控制政府支出。而中国虽然一直处于高速增长之中，但内部经济的不平衡更加突出，还有很多地方、行业没有跟上全国发展的速度，当务之急是要立足于中国国内的经济转变，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认为，三大经济体的转变过程，需要8到10年的时间。

　　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投资机会？艾德维克的投资回报率多高？

　　答：去年，全球共有2500亿美元进入私募股权行业，其中有400亿美元进入中国，数字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市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
　　我本人1973年第一次来到中国。艾德维克1998年在中国进行了第一笔投资，之后逐步建立了中国投资团队。
　　2005年我们设立了第一只亚洲基金，规模是2.8亿美元，其中50%投资在中国。这是专注于投资成长期的公司，但避免投资制造出口型企业，因为当时我就看到出口型企业的增长不可持续，所以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受到的影响就很小。
　　第2只亚洲基金，规模是1.8亿美元，大部分也投资于中国。当时我们从成长型、价值驱动型公司，转向科技型企业。现在50%的境外上市的中国科技型企业中都有艾德维克的身影。
　　正在募集的第3只亚洲基金，计划募集金额3亿美元，其中超过50%的额度将投资于中国。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新的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但对我们PE说来这已经不是一个好的投资机会了，因为这些领域已经非常热、价值已经被市场推得非常高。
　　我们希望看到下一个五年规划中的投资机会。我认为，第一个热点是本地化的品牌建立，而不是引进国际化的品牌。第二个热点在，让自己的人民更开心的领域，包括医疗保健，物流，下一代互联网，高端成熟的基础设施管理。我也是环境投资的大力驱动者，投资于环境，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经济增长点。第三个热点是：随着中国金融机构资产包的增大，如何让这些机构的规模和回报更加匹配，我们也可以为这些机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
　　我们有相当令人骄傲的投资业绩。即便是经历了互联网泡沫和金融危机的影响，艾德维克的全球投资平均年化回报率也在10%左右。在中国的两期基金还没有结束，还不能计算最终的回报率，不过目前的平均年化回报率超过20%，好的年景有60%，差的年景也超过10%。

　　问：中外机构投资者间有何差别？外国PE在中国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答：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和国外的机构投资者最大的差异就是，中国的机构比较短视，追求短期回报。在中国一个10年期基金，基本不可能卖掉。他们更看重相对回报、相对收益率，而欧美相对成熟的机构，考虑更多的是绝对回报。这其实更多是信任问题，中国很多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人员并不希望承担长期风险。
　　监管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中国没有一个完整的监管伞，总是针对每个项目单独监管，监管上没有可预见性，未来无法判断监管的变化。监管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投资成本。
　　我觉得监管机构应该明示更多的指导方向和监管细则。PE行业的基础是信托责任，监管机构应该帮助行业内部建立比较好的信任机制，无论是从立法，还是行业管理意见，提供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