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暖衣物要选防风、防水的。遮阳镜不能选金属框架的，因为温度太低，贴着金属的皮肤会被冻伤，防水靴邮轮会在登陆的时候提供，不必背着一双笨重的靴子飞跃半个地球吧。其他的事情倒也不打紧，最重要的是签证，中国人办阿根廷的签证，过程还是很麻烦，可能遭拒，最好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准备在明年1月前往南极旅行的程盟坤，平时从事金融工作，却也去过不少普通人没有涉足的“蛮荒地带”。第二次去南极，面对繁杂、琐碎的准备工作，他处理得有条不紊。
　　用程盟坤的话来说，能不能见到南极“真容”，甚至登陆南极，只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因为花上十几万二十万的“血本”，飞去智利或者阿根廷，买上一张去南极邮轮的船票，却可能因为天公不作美，无功而返。
　　两年之前，程盟坤夹杂在一堆健谈的旅行达人和狂热的摄影爱好者之中，带着新买的“定焦大炮”，以及各种名牌雪地装备、泡面、罐头，抱着一种“挑战自我、驯服冰雪”的心态，意气风发地开赴南极。但位于魔鬼西风带的德雷克海峡高达数十米的滔天巨浪，却给了所有人一记“下马威”。此时，巨浪犹如千斤重锤，从天而降，把甲板上近90米直径的钢制锚轻松卸下。万吨邮轮犹如一叶舢板，在咆哮怒号的海浪中苦苦挣扎。而邮轮上那些“征战无数”的旅行达人们，个个都“一言不发，两眼无神，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久卧不起，十分难受”。
　　“什么与企鹅零距离，什么冰雪徒步，那些浪漫主义的想法，统统被忘得一干二净，只有最窝囊的念头出现在大脑中——弃船逃跑。”程盟坤这么形容自己当时的心理。焦灼之中，久经沙场的船长在权衡了许久之后，最终决定让船只掉头。因为工作时间的安排，程盟坤就这样与南极擦肩而过。
　　南极第一课，却让程盟坤之后在心态上有了很多的反省。“南极和你想象的完全不同，各种旅行攻略在这里根本起不了作用。邮轮也绝不是能让你享受的。但是，去南极的念想，却会让你‘上瘾’。”2011年12月14日，是人类踏上南极点100周年的日子。百年之中，各色人等带着各种目的和欲望，踏上或者试图接近地球最南端的这方冷酷仙境。笑声、叹息、感慨、梦想、渴望，以及命运的轨迹，对征服、财富、领土、资源的权力欲望，在纯白的冰雪之境中，拼接出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一个个鲜活的背影，宛如一首高低起伏、连绵不绝的行歌。
　　尽管有人已经大声宣布，南极的探险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将是现代消费主义高涨的旅行时代，但更多像程盟坤这样曾经亲历过南极之旅的人，心中却很明白，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如果签证、船票都很顺利，你踏上去南极的邮轮之后，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放平心态，等待一个机缘。”
　　
　　追梦人的史诗
　　
　　很多中国人对于南极的最初印象，是从日本的科教片《咪姆》开始的。其中一集，讲的就是百年之前，海军上校斯科特率领的英国探险队，与以阿蒙森为首的挪威探险队之间，那场近乎赌命式的抵达南极点竞赛。“斯科特三人遇上了百年不遇的暴雪，9天时间无法离开帐篷，食物和燃料已经耗尽。希望破灭，奇迹远离。爬进睡袋等待死亡来临的斯科特用已经冻僵的手写道‘请把这本日记送到我的遗孀手中’。”小咪姆用沉痛的语调讲述着那段悲壮史诗，令人至今记忆犹新。那场竞赛以阿蒙森的胜出、斯科特队在返程中全体罹难而告终。逝者已矣，追梦者却从此前赴后继。
　　日本登山家栗城史多在攀登南极最高点文森峰时，花了将近40万元人民币才获取登山许可。而他沿途看到的，尽是探险者的遗体，或者闪耀着危险光芒、掉下去就会把自由落体的人活活“腰斩”的冰隙。在风雪之中登山的过程，也正如在阿鼻地狱之中苦寻一条生路。
　　南极路上白天步步惊心，晚上“都护铁衣冷难着”。几年前，忍受着脸上刀割般凛冽的寒风和各种煎熬，中国的知名企业家王石、罗红、王秋杨等人，通过办理探险旅行的智利旅行社，搭乘飞机，也来到了南极。看上去柔弱娇小的王秋杨，就是用舒适温标在-50℃到-40℃的羽绒睡袋，和衣卧在这冰天雪地之中。而探路者品牌创始人王静，在南极冻伤了下巴，想着母亲做的米饭直掉眼泪，却又抑制不住对南极的痴迷。
　　从斯科特、阿蒙森，到后来的登山家、企业家，来南极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疯子”？德国导演赫斯佐格在他的纪录片《世界尽头相遇》就给出了答案——来南极，你只能遇到“企鹅”。南极大陆罗斯海岸麦克默多科考站，成了南极世界重塑人性和人心的缩影。考察站里开卡车的，是科罗拉多州的大银行家，园丁和洗碗的是语言学博士，卖冰霜的是好莱坞的制片人，电焊工则有着印加皇族血统。
　　“旅行是消费主义盛行的结果，话是没错。但南极却是一个能让你静心思考、重新看清自我的地方，也是一个重新让你过上简单生活的地方。我们不是一直在苦苦寻找这样一个让自己重回简单、心无杂念的地方吗？”去过南极的旅行达人、微博名为“南宁黑白”的梁文沛说。在南极，无论你是身家上亿的企业家，还是靠节衣缩食而来的普通游客，一旦踏入南极，金钱在这里起不了任何作用，一切在文明社会中所建立的秩序和等级，被皑皑白雪所淡化。
　　人生处处充满着微妙的矛盾。离死亡越近，就越知道该如何去生活。“道理是摆在那里，人人都知道，但亲身体验过就完全不同了。”程盟坤也希望第二次南极之行，能够让自己参透生活的智慧和玄机。事实上，更多的普通人都会像程盟坤那样，选择搭乘邮轮前往南极。
　　普通人也有为谱写自己南极史诗的非常方式，从本质上来说，这与当年的英雄们并无二致。现在，正值南极夏季的旅游季，在阿根廷最南端的小城市乌斯怀亚的客栈和小酒馆里，随处可见抱着撞大运的心情，等待“最后一分钟船票”（Last Minute Offer）的“背包客”。西风带像时刻悬在旅行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选择与南极距离最近的港口，对于南极之旅成功概率高低的影响显得尤为关键。而距离南极仅有1000公里的乌斯怀亚，成了最合理、最经济的选择。食肆酒馆之中，到处流传着倒霉蛋和幸运者的故事。比如，一位人品大爆发的意大利人，在乌斯怀亚三天之后就等到了2850美元超低价的邮轮票。而某个爱尔兰人愿意出价4500美元，但连等12天也没有遇到船票，最后签证到期，不得不离境到智利办签证，再折回来。
　　
　　南极是一场修行
　　
　　南极，好像总和梦想、英雄相关。1914年初，英国探险家沙克尔顿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则招聘启事：“赴南极探险，薪酬微薄，需在极度苦寒、危机四伏且数月不见天日的地段工作。不保证安全返航，如若申请成功，唯一可获得的只有荣誉。”
　　这则招聘被后人认为是沙克尔顿个人品格的写照，没有煽情和夸大，简单平实，道出了人们去南极别无所求，只为科研和探险。然而，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真正踏上过南极大陆、见到过的人都会明白，南极并不只是旅行者和探险家的征战场。
　　“从人类发现南极开始，人类的欲望就像生命力最顽强的种子，在此冰雪世界中迅速生长。直到《南极公约》、《南极洲条约环境保护协议》（马德里条约）签订之前，人类都没有停止过对南极的无序的索取。”《去南极》一书的作者、国内知名旅行家蔡景晖，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电话采访时，描述了他在南极最后一个登陆点——迷幻岛，关于当地历史遗迹的见闻。
　　迷幻岛的内港，为环形火山包围，将外界的惊涛骇浪隔绝开来，形成一个天然的避风港湾。岛上至今还有捕鲸行业繁盛一时留下的提炼鲸脂、鲸油的设施。从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大量的捕鲸船集聚在此。成千上万头鲸尸被遗弃在这里。因为大部分捕鲸公司的技术，还没达到能处理鲸尸的骨和肉，而60%的鲸油正是来自骨和肉。英国公司看中了这个空白，在这里建立起了炼油站，用新技术从鲸尸中炼出鲸油。当年，捕鲸业鼎盛时期，每天在这里排队等候处理的鲸尸堆积如山。迷幻岛就像一个巨大的鲸鱼坟场，气味难闻至极，多年不散。直到上世纪30年代，科技进步，鲸油价格大跌，捕鲸业日益萧条，人类在这里对鲸鱼的屠戮才算罢手。
　　这片世界最后的纯净土地，已经被人类注入了太多的欲望和野心。二战时期，希特勒也曾经企图在南极毛德皇后岛建立纳粹基地，欲用南极基地的辐射力控制南大西洋、印度洋和德雷克海峡。最后，由于英军海军的小规模军事行动，以及欧洲战事的吃紧，计划不得不搁浅。
　　“保护南极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地方，都不要来。”从事南极旅游指导工作的英国历史学家维多利亚，一直纠结在自己的工作和内心的担忧之间。维多利亚也明白，在阿蒙森、斯科特、沙克尔顿开创了南极英雄史诗之后，南极已经不再是世外桃源。“2041年，《南极洲条约环境保护协议》就要失效了，如果没有新的保护协议，采矿这样破坏环境的行为，说不定就会在这里开始了。” 各种利益集团对于能源、财富的贪欲和攫取，会成为这片圣土的真正梦魇。
　　南极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和维多利亚一样，更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投入到一种教育探险旅行的行动中。职业探险家罗比特?斯万创立了“2041”公益组织，希望以民间的力量，去影响年轻人和政策制定者，推动《南极洲条约环境保护协议》在2041年之后继续保持下去。上世纪90年代，由7家倡导环保和责任的南极旅行公司创办的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如今已有1000多家机构参与其中。在旅行之中，安排专业人员为旅行者讲述南极的各种知识和环境保护协议，已经成为南极邮轮上的必修课。同时，该组织对南极旅行者和邮轮的排污制定了一系列规定。比如，游客不能带走南极的任何东西，包括石头。在观看企鹅时，必须和它们保持五米距离，以免惊扰它们。船上的部分污水可以排放在南纬60°以北，其余所有垃圾至少要带回乌斯怀亚。任何人在南极看到违反规定和协议的人和事，都有报告的义务。
　　“到南极旅行，其实也是接受教育、修行的过程。来南极之前，很多朋友都托我捎些南极的东西作为旅行纪念品，哪怕是当地最普通的石头也好。”面对南极不设防的自然环境，你完全有机会去做一些“小动作”，蔡景晖说，你如何克服自己旅行中的小欲望，这是踏上南极大陆之后冰雪修行的第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