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达芬奇家居当年神话破灭一样，深圳万象城几位GUCCI员工写给GUCCI最高管理层的公开信扯下了奢侈品以往所披的高贵的面纱。人们仿佛从梦中惊醒一般，原来奢侈品员工并没有过他们服务的品牌那样的生活啊，和我们一样在做牛做马。
    所以，要澄清的第一点就是，奢侈品店员也是普通上班族。
    人们当然有理由觉得奢侈品员工不一样，事实上，他们也常常觉得自己不一样。很多在奢侈品这个行业里工作的人都会有那么一瞬间迷失自己，他们意识不到自己身处的这种环境是自己的工作位置提供的，便把奢侈品品牌的光环套在了自己头上。安妮宝贝的书虽已不再流行，但她早期的小说中可不止一次提到那些大牌的售货店员是多么地趾高气扬，而她笔下的女主角表现如何，跟本文无关。
    奢侈品售货员的高傲，或许是GUCCI店员没有得到同情的原因。他们服务过太多有钱的客户，对那些稍微露出些穷酸相的顾客爱搭不理也是常事。
    关于奢侈品店员有很多传说，互联网上流传过一则LV的招聘启事，“提供月薪7000元的工作，打车上下班，英语四级。”事实哪有这么夸张，在北京国贸LV的门店里，中专毕业的年轻人照样能为顾客挑选出其想要的皮包，普通店员的收入也达不到7000元的高薪。但和那些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来说，还是要高得多。
    如果把他们还原成普通的上班族，或许这则新闻就不会这么敏感了。在北京、上海、广州，有太多刚从名牌大学毕业的职场新人收入和这些店员相同，在公司加班到深夜。在一个经济急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每个人都不得不牺牲休息时间保证整个国家的运转效率，更不要说，奢侈品和为它工作的人本身都是这种膨胀扩张下的受益者。这样的工作强度，不一定只发生在GUCCI，如果由劳动仲裁部门进行一项调查，或许每个奢侈品牌都存在用工超时现象，但在这个每个人都在拼命挣扎只求跑赢通胀的时代，有谁敢说自己从不超时加班？
    这则新闻里的主角GUCCI，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社会新闻的版面上了。就在不久前，还有媒体爆出为GUCCI代工的中国工厂里有工人不堪过大的工作压力自杀。关于代工工厂的传闻，GUCCI不是第一个，PRADA、ZEGNA在中国代工早已经不是秘密。但每次这种新闻的出现，还是有不少人在网络上扬言抵制奢侈品品牌。奢侈品本身是罪恶的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它只是质量更优的消费品。
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哪门学科能给奢侈品一个学术上完整的定义。人们认为奢侈品是一个外延很广阔的词汇，它根据每个人的不同需求有不同的解释。对一个流浪汉来说，一身新衣服一顿饱饭是奢侈品，但当生存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的时候，只有更好的物质才算奢侈品。当我们讨论奢侈品时，不妨从狭义的角度去看它，目前能买到的奢侈品绝大多数都是国外品牌，无论是时装、还是手表或者珠宝。
    奢侈品最早之所以发家，得益于欧洲上流社会的追捧。历史上，最好的布、最好的钟、最好玩的物件，都先尽着皇室用。只有得到皇室的承认，商品才有了我们今天说的“商业价值”，有钱人才会跟风而来。当然，皇室也并非是只剩下钱的冤大头，他们的消费原则是——永远选最好的。
    早期的设计师、工匠们就是靠着这个，再依赖家族一点点的传承，把手艺继承了下来。有些品牌在今天为了迎合大众的需求，盲目扩大生产，降低了自身奢侈的质感。但对于大多数品牌来说，它们的产品确实更经久耐用一些。如果你看过珠宝品牌们飞往全球寻找种类最好的宝石来制作珠宝，你就明白为什么好莱坞女明星永远把珠宝视作心头大爱；你如果不知道有些面料生产商在羊毛中添加黄金和钻石，只是为了让西装面料更贴合人体，你就不能理解一件售价1.2万美金西服的价值。
    奢侈品本身是美好的，它为人们更高的物质需求提供了选择。即使是在中国工厂生产的奢侈品，也并不意味着生产的就是廉价商品。人们总是对中国代工有太多误会，事实上，很多品牌都在中国建立了工厂，但同时也照搬了在欧洲极为严格的监管体系。在一个诚信健全的法律社会里，没有哪个数百年的商业品牌会愿意用低廉的“中国制造”伤害自己的形象，之所以把工厂选在中国，只是遵循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这里的劳动力成本比欧洲便宜得多。
    不过，在中国被颠覆形象也许是每个奢侈品都有可能遇到的事儿，这事儿得怪他们的消费者。大多数奢侈品牌在中国总是被动抹黑，比如郭美美与爱马仕、暴发户与劳力士。这些传统形象极佳的品牌到了中国总是会成为某个群体共同的喜好，而很不巧的是，这些群体的形象总是不那么正面。这个国家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让人们越来越仇视富人，而奢侈品就成为了那些奢侈品。人们对待奢侈品的心态总是那么地难以捉摸，一方面自己千方百计想拥有一件，另一方面又对拥有它的人妄加揣测。但这一切，你觉得，和某件衣服、某块手表有关系吗？生病的，是我们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