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蒲松龄的嫡系后裔中，历来有“长支藏书，次支藏像”的说法，但蒲价人并非蒲氏嫡系后代，这手稿是怎么到了他手中的呢？
《聊斋》手稿
建国初，半部《聊斋》手稿从蒲价人后人手中面世，后存于辽宁省图书馆。那么，是谁将手稿带离淄川，手稿何以又只有半部，如今另半部手稿下落何在呢？
在蒲松龄的嫡系后裔中，历来有着“长支藏书，次支藏像”的说法，但蒲价人并非蒲松龄的嫡系后代。这手稿是怎么到了蒲价人手中的呢？
当时蒲氏家族因创建聊斋祠堂，而将存于蒲松龄长支后代手中的手稿一直存放在“总管般阳路，珍藏志异书”的聊斋祠堂(后称蒲氏家祠)中。1861年，淄博地区发起的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刘德培起义爆发，两年后，清军血洗了刘德培的根据地淄城，这里也是蒲氏家祠所在地，参与刘德培起义的蒲氏长支蒲人芷及其家属也死于这场战斗，再加上一把大火焚毁了聊斋祠堂，使人们普遍认为蒲松龄留下的宝贵遗产已经化为灰烬。于是，有研究人员分析，很可能是蒲人芷感到祠堂随时面临毁于战火的巨大危险，很有可能对聊斋祠堂中的重要藏品采取分散存藏措施，即选择本族中部分为人可靠、住处又较隐蔽的住户，每家代祠堂临时保管数件藏品，等战事结束再重新集中到聊斋祠堂中统一珍藏。蒲价人代为收藏的，大概就是他后来携到沈阳的《聊斋》手稿等三件珍品。
蒲价人的叔父蒲国标无子嗣，需从族人中选后嗣，他集资开铅矿发了财，选谁为嗣就意味着会留给谁一笔巨额财产。蒲价人有四个儿子，一家人满以为这位胞叔会从中选一个为嗣孙，然而，胞叔却过继了自己已故叔父蒲蕊之孙蒲僩人为嗣。蒲价人担心妻子为争夺继承权而与族人发生争执，携家出走，而持有《聊斋》手稿才是蒲价人出走的更为重要的原因。
蒲价人一家三代，辗转山东淄川和辽宁沈阳、西丰三地，家藏《聊斋》手稿达85年之久。蒲价人为了保护好手中的三件聊斋文物，毅然弃绝了名利科举之途，也放弃了旅游观光的旧日癖好，整个后半生默默地混迹于下层社会三教九流之中，从此不与官场和社会名流交接，的确做到了严守秘密、不动声色地度过了数十年平平淡淡的小市民人生，将三件聊斋文物毫发无损地传给自己的后人继续珍藏，最终从孙子蒲文珊手中将半部手稿交给了国家。
考《蒲氏世谱》可知，蒲文珊为蒲松龄的十世族孙，喜欢读书，对《聊斋》手稿的珍视胜过其父。1931年，奉天省图书馆馆长袁金铠得知手稿之事，遂商借选印，手稿便存入奉天银行保管。由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夏，共选出有王士祯评语的14篇，刻印本未收入的10篇共24篇，题为《选印聊斋志异原稿》刊印。此时，已任伪满洲国参议的袁金铠与伪满奉天中央银行行长陈漱六，提出欲购买手稿。此前即有日本驻伪满洲国的领事官员也曾以威胁利诱手法欲得到手稿。蒲文珊严尊祖训，不为利害所动。在给袁金铠的信中他写道：“先祖遗墨，仅此稿幸存，虽有欲购者，但贫不卖书，古训昭然，又何忍负先世保存之苦心也。……”以此向袁金铠表明了自己决不出卖手稿的态度，从而将手稿取回。
蒲文珊为确保手稿安全，于居室北炕西墙开一小门，门前置一大衣柜，柜内设活板通此室。手稿则盛于漆木匣内秘藏其中，家人不得擅入其内。甭说局外人无法知道手稿的情况，就连其子女也不知详情。
1948年冬，辽宁西丰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农会干部到蒲文珊家中挖浮财，半部《聊斋》手稿也与挖到的浮财一起被拉到农会办公室，扔到旧书堆里准备用来烧炕取暖。这书被县政府秘书刘伯涛偶然看到，遂得救。1951年春，西丰县政府将两函四册《聊斋》原稿送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处，入藏辽宁省图书馆。经专家鉴定，两函四册是四函八册原稿中的一、三、四、七册，共收入234篇，比刻印本多23篇，是极为珍贵的《聊斋》定稿本。
《聊斋》的另外半部手稿到底流落到何方去了呢？
史学界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虎将军”依克唐阿在借到下半部三四函的二、五、六、八册后，于1899年3月在北京病逝，接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下半部手稿在这时被外国人抢去，流落国外。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北平晨报》曾报道说：“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图书馆藏有蒲留仙《聊斋志异》原稿四十六卷。”1941年伪满报纸《盛京时报》曾援引德国的一则消息：“《聊斋志异》部分原稿48卷现存柏林博物馆。”
另一种说法认为，依克唐阿1899年去世后，手稿被军阀张宗昌购得。张宗昌生前曾嘱托他的管家，万一情况有变，务必将他所存《聊斋》手稿交给一位可靠文化人。张宗昌遇刺身亡后，他的管家想到与他同乡的王森然是位教书的文化人，于是便将此手稿交给了王森然。王森然把手稿藏在平安里以西北兴胡同8号旧宅墙里。十年浩劫期间，他家先后被抄过8次。最早于1966年8月的一天，管片民警王连生来王家报信说造反派要来抄家，叫王森然把最贵重的东西先交给他保存。王森然家藏古画、古籍不少，但他认为最珍贵的当属这半部手稿，于是，他就将手稿交给了王连生。谁知这位民警并不认为这几本旧书有什么价值，便将其交给了街上收旧书报的。从此，这部分《聊斋》手稿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