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均留下了用钟表随侍的记载。如，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十八日首领太监薛勤向郎中海望传达雍正帝旨意：“着向养心殿造办处要好的表一件，随侍用，钦此。”当日，海望把情况禀报给负责造办处事宜的怡亲王允祥。怡亲王指示从自鸣钟处收贮的好表中选一件交进侍侯。这件事当天便落实了，首领太监赵进忠将一件银盒银套表交给太监武进庆，由其进呈雍正帝。
　　就目前所见的档案而言，雍正帝用钟表随侍只是个别现象。而乾隆时期，使用随侍钟表屡见不鲜。如，《内务府奏案》第127号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十一月初七日，自圆明园往京城内移挪作坊。
　　随同抬运的有随侍钟二件，赏用钟表一箱，圆盒钟表一箱等。甚至南巡时还成为一种定例。乾隆帝效法其祖父康熙帝，曾六下江南，进行南巡。因每次南巡时间长，路程远，故一般在头年就开始着手预备沿途御用之物。除马匹、船只、车辆等不可或缺的辎重外，在庞大的随行队伍中，始终有架子钟二座，小钟表二十件。
　　这些钟表也照例在头一年预备好，整装待发。
　　《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承做活计清档》中对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和二十六年(1761 年)做钟处准备工作情况有记述。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副催总福明来说，为此次南巡，出外随侍架子钟二座，小钟表二十件，应用鞔黄绸毡胎套上黄绸二块、红绸油挖单二块、黄绸挖单五块，自十八年行过，自今俱已糟旧，不堪应用，请照数另行新换做一份，以备出外应用。” 乾隆二十六年的情况与二十一年相同。十二月初八日接到押帖一件，其中提到明年南巡，出外随侍用二座架子钟、二十件小钟表。这些钟表上需用胎套、油挖单、挖单，虽然二十一年已经做过，但目前不敷使用，所以请照原数重新做一份备用。
　　与雍正、乾隆两位皇帝不同，嘉庆皇帝言语中流露出其对钟表和机械玩具持排斥态度。嘉庆四年(1799 年)十一月的一条上谕表明了他的看法：“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尽管如此表白，事实上，嘉庆时期不但宫殿中像其父乾隆帝一样陈设了大量钟表，而且往来于紫禁城与圆明园之间也有随侍钟表相伴。清宫档案中留下了相关记载：“嘉庆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福喜传旨：城园二处来回陈设用玩意表两对。嘉庆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喜传旨：城园二处来回陈设用玩意表一对。嘉庆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福喜传旨：城园二处来回陈设御制时刻钟一件。”
　　随侍钟表通常收贮在清宫做钟处库内，皇帝出行时派员从库内抬出，皇帝回宫后，这些钟表即被收进库内备用。除皇宫外，清帝时常从圆明园、热河避暑山庄出发巡幸各地，因此，这两处也收贮有随侍钟表。如：乾隆时期，热河避暑山庄便收贮有架子钟二件，大小钟表四十一件，日晷一份等。嘉庆时期，为了补充圆明园的随侍钟表，从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撤出一对头等钟表——镀金珐琅倒环顶鸟笼问乐钟。值得玩味的是，视自鸣鸟为粪土的嘉庆帝，恰恰把以自鸣鸟为主体的鸟笼钟作为随侍钟表。
　　与宫廷中陈设钟表不同，随侍钟表被经常搬抬，风吹、日晒、雨淋在所难免。因此，对它们的防护不容忽视。做钟处采取的措施是：先给钟表套上薄厚、软硬不同的套子，如，黄绸毡胎套、黄绸软套等。然后盖上各种挖单，如：黄绸挖单、画龙挖单等。最后盖上油挖单。所谓的挖单就是苫布，油挖单则是能防水的苫布。因经常外出，加之风吹、日晒、雨淋，套子、挖单几年后便糟旧不堪，对此，造办处均依照旧式另行制作。
　　如今，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钟表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随侍钟表，乾隆时期清宫造办处制作的金漆楼阁式钟便是其中之一。钟高36 厘米，宽23 厘米，厚16 厘米，是乾隆帝到天坛举行祭祀大礼时携带的随侍钟表。钟有走时、报时、报刻三套齿轮传动系统。钟盘是典型的乾隆御制钟式样。中圈是黄地彩绘花草珐琅，用来上弦的三个钥匙孔，均匀排列在圈的下半部。
　　上半部有弧形开光。珐琅表盘的开光处是白珐琅描蓝边，其内是蓝色楷书“乾隆年制”。代表时间的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划在白色珐琅环上。珐琅时刻环外的剩余空间是与中间图案一致的黄色珐琅。这样的几种颜色相间表盘，比起单一的同色珐琅，工艺要复杂，制作起来要困难得多。这也正是御制钟不同于其他钟表之处。钟的底座内有抽屉，抽屉内盛放着三个册页、三个手卷，其上分别书写乾隆帝“御制祈谷斋居诗”、“御制南郊斋居诗”和“御制常雩斋居诗”。祈谷、常雩是在天坛举行的大祀，对此，乾隆帝赋诗记述。
　　在清代，用钟表随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钟表与皇帝的行踪可谓如影随形，成为第一重要的日常计时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