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是社会公正的代言人，是大众利益的呐喊者。当然，也是社会丑陋、社会黑暗的揭露者。
　　具体到股市，人们对媒体是爱恨兼有。这有点像“公共汽车定律”：已经上车的人，不希望后来者再挤车，没上车的人总是拼命往车里挤。已经买了股票的人，希望媒体说好话，唱利好，手中的股票再升值；没买股票的人，心态正好相反。
　　在市场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在某些唯利是图动机的干扰下，或是确实由于报道对象复杂化等因素影响下，媒体在评判股市时，发声出现“失真”或严重错误，并不鲜见。概括起来，主要有几种情况；
　　一是，确实有较高的专业性要求，而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不够，造成误解、误判，最后出现“误稿”；
　　二是，由于调研深度和广度不够，没有准确科学地阐述事实，造成小题大做或是无中生有；
　　三是，由于利益驱使，为某些利益集团所用而成为“打手”，如被竞争对手利用，丧失了客观公正准则，或是被失势的内部管理人员“爆料”而成为满足私欲的工具，等。这是一种最坏的舆论失真。
　　事实上，媒体的话，许多来自券商分析师的研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研究报告是中小投资者的重要决策参考，因研究报告而导致决策失误，致使中小投资者抱怨分析师的案例屡见不鲜。在股市风波中，对分析师的指责不绝于耳，甚至常有亏损的投资人要将分析师告上法庭。
　　首先要明白的是，券商分析师一般不对大众发表研究报告，因而，多数中小投资者是通过新闻媒体间接获得相关信息的；在多数情况下，媒体只会摘用部分内容，因而，多数读者得到的不会是完整报告，而是经过筛选的。一些前提条件、界定条件或多种可能性，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丧失是常有的事。
　　其次，研究报告一般有免责条款。几乎每份报告都会有“本报告不作为投资依据，如依此进行投资，本分析师完全不负责任”之类的告诫，这有点像媒体在进行股市报道时，不断出现投资风险自担的警示一样。
　　客观地说，投资分析师在中国是一个新兴职业，其成熟度与中国股市、中国股民一样，不过是“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过高的要求、过于理想化的想像，是不现实的。当然，我们憎恨那些有黑嘴、黑庄之嫌的违法乱纪者，但这些害群之马毕竟是极少数。多数分析师是业务水准上的差距，而不是道德缺失或法律“踩线”。
　　不过，这些都不能成为分析师工作可以“粗制滥造”的理由。中国的股市，历来是重操作、轻调研，对研发工作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极大。由此，券商应加大研发力度、加大研发投入。
　　还是那句话，股市兴衰，主动权在股民手中。外人的话，不论专家还是媒体，有用的听，没用的扔，只有自己通过缜密调研得到的结论，才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