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石30年演唱会”实际上是去年滚石30周年台北演唱会的一个延续。1980年，段钟沂、段钟潭兄弟在台北创办了滚石唱片公司，并在几年内发展成为台湾最大的唱片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滚石公司不管是在签约歌手和市场份额方面都是亚洲最大的独立唱片公司。
　　但是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全球音乐产业都受到不可逆转的冲击，作为亚洲最大的独立唱片公司，滚石在这场数字化风暴中也受到前所未有的煎熬，尽管他们现在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华语地区最大的唱片公司。现在，滚石旗下仍有十几位签约歌手，与当初几百名歌手上千位员工的阵容已今非昔比。
　　滚石的陨落，实际上也标志一个时代转型过程中传统工业产业的没落过程。因此，当滚石把几十位曾经合作过的歌手召集到一起举办这场马拉松式的演唱会，某种程度上讲这可能是整个华语地区最后一次如此规模的演唱会，因为今后不会再有这样传统工业模式下的唱片公司体系了，唱片公司签约培养歌手的方式会慢慢消失。另外，参加此次演唱会的歌手大都已过中年，下一个10年他们大都将到退休年龄，30年演唱会可能是他们参加的最后一次流水席，是最后的辉煌。
　　在滚石30周年演唱会前夕，记者采访了滚石公司的两位创办人段钟沂、段钟潭兄弟，这也是段氏兄弟30年来第一次同时接受内地媒体采访。

　　段钟潭：以后有没有唱片公司，无所谓

　　三联生活周刊：滚石在30周年举办了这么大规模的演唱会，在过去10年、20年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演唱会吗？
　　段钟潭：滚石10年时我们在新加坡、吉隆坡和香港地区都办过当地的滚石10年演唱会。台北我们就一直没有办，我觉得特别困难，第一就是艺人很多，在同一个时间把他们凑在一起有很大难度，再有就是节目不好安排，你会希望所有的歌手都有最好的表现机会，就一定牵扯到时间的长度。通常演唱会最多就是做两个半小时节目，这样的主题根本没办法做。所以我们在10年、20年的时候基本上也在回避这样的困难。去年，我也一直认为办不起来，觉得太困难了。话说回来，我们直接签约的歌手已经很少了。虽然合作过的歌手非常多，可是也都开枝散叶凑到别的公司去了。而且过去这个10年，滚石的状况又是特别不好。后来内部开会讨论要不要办，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向所有合作过的歌手发出邀请函，定一个日子，你愿意来就来。到那一天我们看有多少人来，我们再根据这些人来设计节目，以大家尽兴为原则。结果来的人很多，一下就搞了5个多钟头。

　　三联生活周刊：创办滚石的时候你还不到30岁，30年后搞了一场演唱会，当时在现场心里是什么滋味呢？
　　段钟潭：我一个人的时候去想，要办一个滚石30年演唱会挺激动的，我也觉得我那天晚上大概会激动得不行了，会泪流满面，可是没有。到那一天我就是个工作人员，就盯着节目、音响，不能出错，要尽量做到完美，不能有问题。他们在后台玩得高兴，我在前面东奔西跑，进入到工作状态，完全没办法感慨。事后感觉其实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台北演唱会让大家的热情都重新燃烧起来，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感慨反而不多，反而都还能继续往前看。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滚石签约的歌手有多少，和10年前、20年前相比有多大差距呢？
　　段钟潭：大概是以前的1/10吧。在签约歌手数量最多的全盛时期，我都不太数得出来有多少，可能有200个。我们现在也就是十来个歌手。全盛时期有1200个员工，现在还不到120个。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还在坚持做这个唱片公司，还在继续面对这个不太好的音乐环境，心里是一种什么感受？
　　段钟潭：当然首先你要活得下去，你不能搞到活不下去，那就有问题。在活得下去的这个基础上，我觉得还得想想做什么。比如说很辛苦，钱赚得少了，或者说赔钱了，我回头去看我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它带给我快乐、满足、成就……我总觉得钱永远就是工作的副产品，它不是你的主要产品。主要产品是你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当初创办滚石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规划一个标准或者目标，将来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段钟潭：做滚石唱片之前做了5年的《滚石》杂志，赔了不少钱。那个时候也没有钱，后来就去努力还债。当时就想，杂志不能做，太难。可是杂志又已经做了，我们又喜欢音乐，那稍微接近一点的是什么？就是唱片，所以就选择了唱片。开始做唱片真不知道会做多久，赔钱就不做了，根本不知道会做这么久。我们坚持原创，做大学生、知识分子这样的歌手。至少我是受到美国嬉皮摇滚乐的影响，觉得文以载道，音乐要能够影响人的思想，要能够影响人的生活，要传递信息，而不只是风花雪月，这个在当时是没有的。因为受摇滚乐的影响很大，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对人生、道德、社会、文化的塑造基本上是从摇滚乐里面得到的。这个信念我很强，所以就一路走了下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从什么时候觉得滚石唱片有力量了，可以不惧跟同行竞争了？
　　段钟潭：大概在1995、1996年，此后就赔得一塌糊涂。当时觉得滚石很厉害了，就开始往外扩张，从香港地区到新加坡、泰国、日本、韩国都成立分公司。这让我们赔得很惨。

　　三联生活周刊：传统的唱片公司这样的操作方式，在今天这个数字时代可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冲击挑战。作为唱片公司老板，现在有什么好办法面对吗？
　　段钟潭：我觉得一个公司的问题，或者一个产业的问题，都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那很多是个别公司的问题，它有可能会老化，有可能会受限于它自己成功的方程式，有些我不知道原因。可是我总觉得从流行音乐来讲，它都不应该是一个限制，或者说它应该不是做不好音乐的一个理由。制作费就是这么多，以前这么多，现在这么多，你还是拿得出来，如果好好做，你还是可以做出好的产品。
　　跟消费者或者跟歌迷的互动现在的确是有点不好克服。不像我们过去经历过的时代了，那时大家对音乐对歌手对作品是那么关注，现在去跟这些人做沟通的确是非常非常困难。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第一次在网上听到MP3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
　　段钟潭：当时我兴奋得不得了。我觉得，哇，中国人要出头了！在传统的唱片行业里面，五大唱片公司有强大的全球发行网络。华语是弱势文化，英语是强势文化，你穷一生之力，也不可能改变这个状况。可是当互联网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到美国去搞一个网络发行公司，不管你是印度人、以色列人还是中国人，文化种族这个壁垒在这个产业面前会被打破。当时想到这个就觉得太棒了，终于有机会逐鹿中原了，结果又赔了。

　　三联生活周刊：听起来很像农夫与蛇的故事。
　　段钟潭：我可以说我们是受害者，可是你也可以说我们不行嘛。包括这些大唱片公司，他们也花了无数的钱，想要去把科技怎么纳入他们的发行系统里，都失败了，一直到iTunes出来才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从商业应用上来讲，那可能就是你的能力不足。如果在关键的几年，包括五大唱片，能够找到这个商业模式，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结果。
　　从悲观角度来看，就是得让这个社会逐渐成长到一个状态。也不是只有音乐，电影、艺术、科技等等，当这个社会大部分人的利益都跟这个东西的关联越来越强的时候，就会迫使这个社会去做一个这样的改变。比较乐观的看法是，当一个国家逐渐看得出它必须要走上那条路的时候，比较早一点用法律、产业政策，去鼓励去引导，结果会更好。

　　三联生活周刊：唱片市场不好，以后唱片公司是不是越来越依靠演出挣钱？
　　段钟潭：或许过几年，唱片公司会介入到演出市场上，有这个可能。我做纵贯线也好，做滚石30年也好，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并不知道它后来会变成什么样。比如说纵贯线，我很坦白地跟你讲，我根本不知道它会不会挣钱。当我决定去做它时，根本不知道会演几场。但是我觉得这个形式有可能对他们的未来产生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将来唱片公司还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段钟潭：有可能就没了，无所谓，也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那它是叫唱片公司还是叫演出公司还是叫经纪公司？没关系。艺人当然总是艺人，这些拉里拉杂的事总是要有人来打理，这个是一个团队的事情。
 
　　三联生活周刊：滚石自从罗大佑、李宗盛之后，再没出现过更有人文色彩的歌手，这是为什么？
　　段钟潭：陈昇应该算一个。这个话题聊起来会比较长。比如说，吃苦这件事，或者一种心灵的困局，到底对创作的影响怎么样，还有就是对文字的影响，我们滚石对流行音乐只有一个贡献，就是我们没倒，还在那儿。我们有一个对不起这个行业的就是，我们没有把节奏的东西做得很好，我们都还是旋律的东西。旋律跟歌词有绝对的关联，甚至歌词的重要性大过旋律。这就会涉及到现在小孩对文字的体验或掌握。流行音乐就是每一个时代的面貌，所以它是不应该一样的。这个时代的流行音乐就是应该这个时代的小孩去做，它长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去反映那个时代的面貌、思想、生活方式等等。
　　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李宗盛在掌控歌词内容，我们也就形成一点点企业文化，就是对歌词特别在意，可是到后来就有点捉摸不到了，不太了解现代人的爱情。那时候我们对爱情这东西掌握得非常精准，一首歌出来会带给你抚慰也好，让人听了怎么去面对自己的一段感情也好，都非常到位，后来就模糊掉了，就搞不清楚现在他们爱来爱去是怎么回事呢，有点糊涂，再后来也就没有那么多好的作品了。我觉得我们是相对比较严肃的，可是到了90年代，我觉得大家对爱情就没有那么严肃了，也就没那么纠结了，也觉得不需要那么恨啊爱的。可是也不对，还是有爱啊恨啊。

　　段钟沂：30年滚石的态度一直没有变

　　三联生活周刊：当滚石举办成立30年的大型演唱会的时候，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是，今天的滚石和过去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你作为创办人，怎么看这个问题？
　　段钟沂：滚石做的事情一直没有变。有人说滚石后面这10年怎么没有第一个10年那么精彩？第一个10年我们有罗大佑，有赵传，有潘越云……第二个10年百花齐放，但是到第三个10年，没有听到声音。如果大家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会承认它是一个比较低档的10年。但是从我们做的事情来看，前面那20年所产生的内容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资源，我们一直使它能够变成价值。我讲价值不是说它能变成钞票。
　　滚石30年台北演唱会，从某一个角度讲也是被逼出来的——被台湾的那些喜欢滚石的人。演出的时候我非常激动，也非常感动，我看到了我们还在创业的时候想做的事情，30年前我们那伙人骑脚踏车或摩托车，做滚石唱片时的那种态度，我看到我们怎么去跟消费者交代，跟30年来支持我们的人交代。台北演唱会我在现场很平静，但到了周一早上，我哭了，不是因为这个演唱会，而是我看到了我们的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创业之初都会对未来有一种想象，你所说的态度是怎么通过滚石唱片体现出来的？
　　段钟沂：我可能很难把这个态度说清楚。我念初中的时候台湾是戒严，然后报禁、党禁，所有的东西都看不到，我们看到的都是政府要我们看到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生活很单调，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乐趣，比如说我们大概每天都在海边，还有就是收音机。我们听收音机听什么？西洋音乐。“越战”打到第二年的时候，台湾地区就变成美国大兵参加了“越战”之后的休闲基地。他们都引进了什么？引进了西洋优秀音乐。那个时候台湾有个美军电台（AFNT，American Forces Network Taiwan），给美国大兵播放西洋音乐，不是给我们听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听得到。所以那个关键的10年对我和段钟潭以及那个时代的很多人影响很大，因为我们吸收到那样的养分了，也开始反叛，刚好是反叛的年龄。我们也一样反对战争，也认为爱比战争重要，也尊重人权。
　　美国的妇女平权运动跟人权运动，其实都在那个10年出现。我们听的所有摇滚音乐都告诉我们一个态度：爱，和平，勇气，梦想。这是流行音乐的本质。

　　三联生活周刊：从密纹唱片一直到iPod出现之前，唱片业是靠实体挣钱的，但是现在不行了。
　　段钟沂：滚石30年，它前面20年的确是靠卖实体产品赚钱，整个音乐产业都是因为实体产品能够赚到钱才生存下来的。那个时候台湾大概有将近3000家唱片行，现在大概没有多少家了，现在连书店都关了。这表示人家不买实体产品了。那他要不要听音乐？他怎么听？从网络下载。你实体产品卖得不好，那你数字这块儿应该是赚到钱啦？不是。我们本来以为是这样，我们在四五年前一致认为好，实体产品不卖但是数字音乐产品应该可以挣到钱，结果没有。那为什么没有？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发现他可以不花钱，还是可以听到音乐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本来就不听音乐的。以前他用3个钟头听音乐，现在只能用半个钟头听音乐，甚至不听。他不听音乐干嘛去了？可能上网，可能在Facebook上面逛。所以，消费者不听音乐，所以你不管网络还是实体都没有办法挣到钱。
　　我们这10年在卖什么？我们还是在卖内容，不管是实体、线上还是数字。我们滚石30年一共出版了将近1800张专辑，平均每个月出5张。这1800张真正留下来的、被记住的、被卖的、能够卖的、能够帮公司赚到钱的，大概是300到400张。滚石到现在为止将近2万首歌，真正会被人家记忆、一直在传唱的，我觉得大概占1/10吧。那就表示如果你当时生产出来的内容好，你就可以一直卖。纵贯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纵贯线这4个人过去30年没有积累出来很好的歌，你去唱，人家会去买你的票吗？纵贯线一共演了50多场。所以生产好的内容，是现在我们唯一还可以自圆其说的，就是坚持做一些好音乐，滚石过去一直是靠一些好音乐活下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怎么去面对将来呢？将来就是说要创造出好的音乐才能让这个公司的内容继续延续下去。但从目前来看，如果说唱片这个传播载体没有了，也就没有影响了。
　　段钟沂：现在这个还是没有改变。我们公司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就是郁可唯，我们还是帮她出CD，她卖1000张2000张不重要，但还是要有，郁可唯的发展跟她的运作模式很有趣，她靠演唱会。郁可唯不是因为她会唱歌，是因为她会在台上。如果我们要去做好的内容，是她在台上唱歌的时候可以感动人，而不是在录音室，不是在一个CD上面。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原来滚石过去30年，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不能站在台上唱歌的，那他就不是我们要做的歌手。

　　三联生活周刊：过去歌手演唱会的效应来自唱片的销售产生的粘合力，现在唱片不能卖了，怎么去培养观众接受看演唱会的方式，以此让唱片公司存活下来？
　　段钟沂：过去是我必须真实地听到你的歌，或者是我要在电视上看到你的歌，在电台上听到你的歌。但现在比以前更好的是，就是唱片公司不要花这个钱了，我们在互联网这种所谓的新的媒体上可以让消费者看到听到我的歌，而且是活生生的。那当他开始接受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去听演唱会。30年代甚至到50年代的美国，几个人就开一个唱片公司，很像我们现在几个人就开一个网络公司一样，小唱片公司就是拿那个唱片去送给电台播，播完了就带歌手巡回演出。他们可能去100人不到的小酒馆唱，唱完了再做下一站。人类文明史上最精彩的是什么？可能我有些偏执，最精彩的不是绘画、文学，是古典音乐500年。现在已经2011年了，我们现在还要回头去听巴赫、听莫扎特，这很了不起啊。

　　三联生活周刊：那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可能呢，再过一二百年，那时候的人听的流行音乐都是我们今天创作的这些作品？
　　段钟沂：这个我不敢讲，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是在想有一天我的儿子、我的孙子、我的孙子的孙子都还在听罗大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