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官方背景的、垄断性慈善机构为主的格局近年来已饱受诟病，但现代化慈善体系的建立尚需时日。中国慈善业瓶颈待破。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真正感到问题的紧迫性，始于陈光标飞赴台湾、日本的两次“发钱”之举：抛却后者的善意本身，这位“中国首善”以“不够聪明”的方式直接和较为成熟的公益体系对接，由此屡屡引发质疑和批评。
　　问题最终指向中国慈善业发展的落后机制，更引发学界对未来国内慈善事业的担忧。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直接表示：“如果引导得好，发展就会快一些；如果自发性和随意性加大，那么现代化的公益慈善体系根本没办法发展。”

　　谁是下一个“壹基金”？

　　之所以强调慈善体系的建立，与陈光标式慈善本身的瑕疵密不可分。就在去年11月，陈光标曾为南京一名保洁员过生日，同时给其他环卫工人发放红包。然而，“首善”刚走，当地环卫部门便收走了善款，并称将用于所有环卫工的平均分配。
　　姓“官”还是姓“民”？这与去年4月“玉树地震善款入地方财政”所引发的争议如出一辙。身份，越来越成为民间慈善团体发展的瓶颈。
　　为此，广东民间慈善服务社团“狮子会”的负责人坦言，常常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在求助大于供需的局面下，狮子会虽有法人资格，但开不出慈善发票。这意味着，流向狮子会的捐款无法享受免税待遇，在数字上，“有爱心人士捐100万元给狮子会，个人需要实付117万元，其中17万元是税款。”
　　非公募基金会的局限性不止于此，对大多数内地民间慈善机构而言，它们必须挂靠于官方机构下，从而账目不能自主、项目开展亦受掣肘。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包括转型前曾饱受其困的壹基金。据其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没有独立账户和公章，壹基金开展潜力巨大的手机平台捐款项目时遇到诸多不顺。所以，成为公募基金会，几乎是每一个民间基金组织的最终梦想。而这个群体的规模有多大？学者们无法提供一个具体数字。“我国现有基金会大概2000家左右，慈善会系统下大概有几百家机构，此外还有分散在各地的红十字会系统。但那些草根的公益慈善组织，没有在民政部注册，没法统计。”邓国胜说。
　　去年年底，壹基金在深圳落地，获深圳市民政局批准，正式成立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自此，壹基金拥有了独立从事公募活动的资格，并成为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
　　这被业内人士视为突破的“先河”。但下一个“壹基金”在哪里？类似国外的、以民间慈善力量为主的机制何时建立？邓国胜表示：“单从制度层面上，公益慈善的注册问题、减免税问题、募款资格等问题都需要逐步改革。”

　　曹德旺的“苛刻捐款”

　　改革的用意，是使更多的公益慈善团体摆脱政府主导，从而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创新性。
　　邓国胜至今仍对汶川地震时的一件“小事”“耿耿于怀”。“当时，有人要给当地红十字会捐钱，红会居然说打个报告过来，让人家发文，可见官僚气息多么严重。”
　　事实上，现阶段，我国以官方背景下的、垄断性的慈善机构为主的格局近年来已饱受诟病。其中，善款使用不透明、效率低下等问题时常见诸报端。
　　《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调查显示，有79%的公众希望了解慈善组织的业务活动信息，73%的人希望慈善组织公布财务信息。然而，只有25%的被调查组织信息披露程度较高，而近九成接受调查的民众表示捐款后从未收到过慈善机构的信息反馈。
　　其中，固然有慈善机构本身的弊病。“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认为，“现在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是，一些有政府背景，吸收了很多社会捐赠资源的公募基金会、慈善会并没有把慈善捐款放到民间来用，而是通过政府系统来使用这些慈善资源。”
　　对此，陶传进认为，“如果捐助者也能够履行监督的责任，那么公益组织就能感受到压力。”
　　类似的尝试以今年3月福建企业家曹德旺的“苛刻捐款”最为有名。曹德旺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部五省捐款2亿元，但提出了“苛刻”要求：要在半年内将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行规”的10%)；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
　　不过曹德旺有能力组建专业监督委员会进行监督，而其他捐款民众怎么办？邓国胜提出，“就像我们当初发展市场经济，要培育大量中介组织一样。健全的慈善体系也不能缺失第三方评估，它们是公益慈善机构的支持性组织。”
　　目前，支持性组织的探索已经开始。去年7月，“基金会中心网”上线运行。它由国内34家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全国1830多家基金会、包括近千家公募基金会和800多家非公募基金会的基础信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和捐款信息，都将逐步通过基金会中心网进行披露。

　　专业型人才稀缺

　　“与其不断强调发展的阻力或者阻碍，不如归于中国慈善事业起步较晚。”陶传进表示，伴随着发展的需要，他感到专业性问题越发凸显出来。“在国外，慈善是一门学问，但是在国内，我们急缺行业的专门性人才。”
　　从笼统的意义上看，专业性是指用善行去激发受捐助者的发展动机。“不是暂时的一个愿望，比如拿到钱、可以不劳而获，而是对自身发展的愿望。”陶传进说，“从这个角度讲，陈光标的慈善方式一点也不专业。”
　　而即使是已运作一段时间，具有较高操守的公益慈善团体也需要不断学习，来加强专业性。
　　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曾坦言，阳光文化基金会在与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合作进行培训，内容包括怎么做社会项目的评估、怎么把志愿者的人力资源管好、怎样筹集收款等各方面。“过去过多地把慈善看成一个心愿，我爱了就可以了，但爱有爱的方法，付出有付出的效率。”
　　陶传进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专业性同时意味着组织内机制要高效、规范。如果专业化程度不高，公益团体的信任机制也难以最终建立起来。

　　“策划式慈善”透支信任

　　但信任不仅是一种机制，更是一种文化。
　　提及此，3月刚刚从东京调回国内工作的孔女士感触颇多。据她介绍，在日本，几乎每个超市都会摆上一个捐款箱。平日购物结账时，经常有民众向箱内投放钱币。当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不少民众捐款上万日元，没有人担心或考虑到善款会被窃取。
　　“不过回国后，我听说了很多利用善款的欺骗行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吗？”她说。
　　3月20日，一起在网络上发生的“策划慈善”被揭穿后引起了社会普遍关注。
　　一位湖北籍打工者发帖求助网友捐款救助患眼癌的女儿，应者寥寥无几。有网民“广州富家子”声称只要“谢三秀”跪爬一千米就捐助两万元。后者带着女儿跪行后，“广州富家子”却食言了。之后，愤怒的网民指责承诺者言而无信，同时纷纷解囊为“谢三秀”筹集手术费。但很快，网民们发现，这是一名叫“金泉少侠”的网络推手联合“谢三秀”精心策划的网络炒作，企图激发公众的愤怒来达到民众对受助者的关注。
　　“当公益慈善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时，容易被一些有心人利用。而没有信任机制，就不存在监督机制，以及惩罚机制。尤其在网络上，缺少一套识别的、检查的体系，网民们会被一次性的‘慈善消费’而欺骗。”陶传进评价说。
　　在邓国胜看来，如果习惯了把公益慈善当作生活的一种方式，从身边小事做起，那么类似这样的欺骗可能会少一些。他呼吁媒体和公众、慈善团体一起努力，真正建立起慈善文化。
　　“粗略讲，我理想的状态是，社会有多种慈善组织，有不同的信息披露渠道；有客观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以便捐赠者识别。如果三五年内出现了这样一个社会选择机制的雏形，将是比较乐观的结果。”陶传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