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的央视3·15晚会上，记者披露了艺术品鉴定造假的情况。真假的确是艺术品市场长盛不衰的话题，但人们看待真假的角度却不应是单一的，只以真假论英雄。真不一定等于优，假不一定等于劣。从艺术价值上看待真假，或许能给你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艺术评论家刘建伟认为，某些仿造的书画作品，要从艺术价值上看，已经超过了许多名家的真迹。当然，这里说的真迹多是名家的应酬之作，远离了创作初衷，俗称“行活”。
　　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一种预测，市场已经认可了这个观点。比如，去年嘉德秋拍出现的王羲之《平安帖》，便是一个摹本，也就是“假”的，但因为王羲之高古摹本无出其右，无论是从艺术价值还是历史价值上看，它都可谓一件“假的精品”，最后能拍出3.08亿元高价，也算实至名归了。
　　再如齐白石的画作，其公认的存世作品只有三万五千件左右，但如今公开出版的画册中，已经有了约十万件齐白石的作品。也就是说，其中有六万五千件左右都是仿作。但能和真迹一起进入画册，也说明那些仿作的艺术价值并不低。当然，这里不是在为以假乱真辩护，而是说人们完全可以换个角度，理性地认识仿作的艺术价值。
　　刘建伟介绍，其实西方人对于名画复制品、仿造品的态度要比中国人豁达。“许多西方贵族家庭墙上挂的莫奈、凡·高，就是复制的。”不过，虽然是仿制品，那些克罗版好多也是限量版，画上还会有编号，这就让“假画”变成了“假的精品”。相反，国内许多当代名画家的真画，却是短时间内仓促完成的，作品之间趋于雷同，见不到真功夫，反而如同流水线作业的产品。这些所谓的名家作品，其实是名家把自己当作了印钞机，疯狂生产的“行活”。
　　那么，为何一些仿制品的艺术价值能超过名家的“行活”呢？这还要从“假画”的作者说起。刘建伟分析，其实许多青年书画家的艺术造诣很高，但他们没有名气，作品的价格或许只能卖到每平方尺1千元。而一些艺术水平跟他们差不多的名家作品，却能卖到每平方尺1万元。如此一来，没名气的青年书画家心理自然不平衡，干脆将自己的作品署以名家之名，或是仿造名家的作品，这样不就能赚更多钱了吗？
　　要是翻阅中国近代书画史话，也能看出这种现象的存在。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张大千的故事。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张大千的假画比他的真画更有名气。他的真画当时还并未出类拔萃，在画坛上算是个“无名小卒”，但他在仿名家画作时，却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上自魏晋南北朝，下至明清，各朝各代具有代表性的画家的画作，百无禁忌的张大千都拿来仿之。
　　张大千的仿作，骗倒了许多行家：他仿南宋人梁楷的《双猿图》瞒过了鉴定大家吴湖帆，吴将其断为自家祖上所藏而高价购进；上海收藏家程霖生以六千大洋买进朱耷《花卉图》四条屏，也是张大千所仿；日本最权威的绘画类书籍《南画大成》中所刊录石溪《山水图》，也是张大千与何海霞一起仿造的。张大千的仿画当然不止这些，至今在国内和海外不少文物收藏机构中，都还收藏有张大千的仿画。
　　张大千仿作中最著名的是他仿石涛的画，其神韵、表现手法、构图特点，惟妙惟肖，与真迹差别不大，让当时上海、北平等地一些名家相继栽了跟头。一次，张大千仿制了几幅石涛的炕头小画，精心将画画好后，张大千通过朋友让著名鉴赏家罗振玉不经意中看到这几幅画。罗振玉以为遇到奇品了，高价买进，还雅兴大发，请来画友共赏。张大千故意前去凑热闹，混在其中评论二三，只是等客人散尽后，他悄声对罗振玉说：“罗老师，我看这几幅小画有点不妥。”罗振玉这才猛然醒悟。
　　东北少帅张学良，也在张大千这得到了教训。他也很喜好石涛的作品，常常耗费巨资去搜罗。结果，张学良费尽心力，却得来不少赝品，而且多出自一个青年画家之手。不过，上了当的张学良不仅没有震怒，反而对仿造者张大千大感兴趣，想见识下这位以假乱真的同龄人。当时，友人都提醒张大千，说这恐怕是“鸿门宴”。可是张大千考虑后，还是赴宴了。让张大千没想到的是，宴会中张学良拍着他的肩头，给其他客人介绍：“这位便是仿石涛的专家，鼎鼎大名的张大千，在我的收藏中，就有好多是他的‘杰作’。”从此，俩人就交上了朋友。后来，张大千曾以石涛的笔法，画了一幅《黄山九龙潭》赠送给张学良，画中还题了一首借景寓意、颂扬张学良雄才大略的诗。
　　其实，从张学良和张大千的故事中大家就可以发现，对于一些仿制名家画作水平不错的年轻人，画家和藏家们恐怕不该去报复、去声讨，而应该去提携年轻人，去认可他们的才华，去鼓励他们画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优秀作品来。画家要是能做到这点，或许比单纯“打假”或制作大量行活更有意义。而对于藏家来说，说不定就此发现一支“潜力股”，也算是意外的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