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争议的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将在6月份到期。在经历了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后,美国经济受益几何？面对来势汹涌的全球性通胀,作为国际货币政策风向标的美联储,是否会逆市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结合日渐回暖的经济数据,尤其是就业市场的积极向好,美联储后期在货币政策上又会有哪些新的调整呢？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从前期的政策效果,还是从目前的全球经济形势看,美联储后市继续推出QE3的概率不大,相反,加息的脚步正逐渐临近。
    回顾两轮量化宽松推出的背景,不难发现,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初决策的四个变量分别是:GDP、利率、通胀和失业率。2009年一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为-0.6%,基准利率降至0—0.25%的历史最低水平,通胀率(同比)仅为0.4%,失业率更是在2009年2月创下25年来新高(8.1%)。四个变量一同降至冰点,成为美联储第一次启动量化宽松的背景。
　　事实证明,尽管第一轮量化宽松遏制了美国经济的颓势,使美国经济于2009年三季度成功反弹,但伯南克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变量——利率的期限结构。在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影响下,美联储向银行体系注入大量流动性,但由于国债收益率曲线的长端明显高于短端,导致资金在银行内部即可无风险获利,资金并未真正流入实体经济。这也导致了2010年二季度美国经济“二次探底”和失业率攀升(最高达9.8%)。同样由于这种特殊的利率期限结构,短期国债收益率一降再降,使美国经济整体上面临通缩的风险。为此,美联储再度推出了为期8个月的QE2,集中购买久期为2—7年的国债,希望起到压低长端利率的作用,迫使资金由银行体系向实体导入。
　　从执行的效果看,第二轮量化宽松与第一轮相比,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十分明显,经济开始稳步复苏,失业率也从高位开始下降。然而,资本不能及时有效注入实体经济的老问题仍未解决。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美国经济就不能进入实质性复苏。资本无法有效回流实体经济成为了量化宽松的一大“痼疾”。
　　由于量化宽松自身的“痼疾”,经济减速的阵痛需要不断用量化宽松来止痛。但这种“止痛药”不仅副作用大,而且可操作性也逐渐降低,尤其是当前全球范围内的通胀格局和持续低迷的美元,更是成为量化宽松不可承受之重。
　　一方面,前两轮量化宽松在提振美国经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向其他国家输出了通胀。特别是后危机时代率先复苏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被QE2掠走了前期经济复苏的果实。而时下,受日本大地震和中东北非地缘政治的影响,通胀已经牵动了全球经济的最敏感神经。在这样一个全球面临通胀的背景下,如果美联储一意孤行,继续推出QE3,其所承受的压力同样十分巨大。另一方面,与QE2推出时美元正处于反弹的高位不同,目前的美元非常低迷。若美联储逆市推出QE3,势必使美元迎来灾难性下跌,引发海外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抛售。如果出现这种情形,将对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相当不利。
　　鉴于前两轮量化宽松都未能使资金有效导入实体经济,同时考虑到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美联储在经济复苏的下一个阶段必须采取新的政策措施,而不是一味重复老的量化宽松道路。
　　结合以上分析,目前,美联储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扶植美元并积极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以助推美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复苏。在这样一个大的政策目标下,目前可采取的手段中,唯一可能选择的就是加息。
　　首先,在全球面临通胀的大背景下,美联储若不及早退出量化宽松,并防范通胀风险,那么前两轮量化宽松对经济的负作用将被放大。其次,加息可以起到促进国际资本回流,助推美元企稳反弹的作用。最为关键的一点是,目前,美元疲软,美国银行体系资金饱和,美联储加息后,回流美国的资本投资国债的可能性不大,转投实体经济成为其唯一可能的选择。
　　从历史经验看,上一轮加息周期即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后,各主要国家加息步调相对比较一致,顺序依次是澳大利亚、英国、美国、中国和欧元区。这一次,澳大利亚再次充当了全球进入加息周期的“领头羊”,紧随其后的是除日本外的亚太地区和新兴市场,下一个最有可能加息的是欧元区。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欧元区最早将在4月份加息0.25个百分点,英国则会紧随其后。在这样一个全球加息的背景下,美联储断不会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