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1月底的寒冷冬夜，成千上百的年轻人在台北的“环境保护署”外举办守夜抗争晚会。他们唱歌、演讲，并在晚会结束后就地举办分组环境论坛，谈着白海豚与湿地，直到凌晨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睡去。
　　在香港，过去这两年，80后青年的社会运动成为重要社会现象。他们反对建立香港到深圳的高铁、保卫这条高铁经过的农村菜园村，几千人围住立法会，几十人下跪苦行，希望唤起社会关注。这些冲撞与反抗震惊香港社会，让学者和媒体纷纷寻找各种解释，为何原本以为比较自利、冷漠的新一代，竟然掀起香港社会的巨大骚动。
　　这个80后/七年级生现象也正在台湾发生。
　　1980年代时，随着整个社会力的解放，各种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开始冲撞体制，校园中也出现学生去争取学生权益，或者走出校园参与社会和政治运动，到1990年3月，在中正纪念堂的野百合运动为最高潮。此后，大规模学生运动逐渐退去，许多人开始说学生运动已死。
　　到了2000年以后，当这些成长到20岁的80后进入公众视野，人们开始说他们是不能承受压力的“草莓族”，或者说是不行动只会在网上发牢骚的网民，说他们更现实、功利，不重视严肃的思考。
　　这个说法有事实也有迷思。
　　首先，在1990年代，随着台湾逐渐建立起形式民主、早期反体制社会运动的日益制度化与专业化，以及伴随着消费主义的强大支配力，1980年代大规模的反抗风潮似乎只成为浪漫乡愁。以往，反对者可以把所有问题都认为是长期执政的国民党的罪恶，但现在对新一代的青年来说，抗议的对象不再如此简单，问题更为复杂，但这当然不代表社会矛盾真的减少，而是需要更深刻的反省与思考。
　　再者，这个青年世代的确在某程度上比20年前更轻盈，但这不是专属于这个世代青年人的特质，而是当前整个台湾公共领域的病症，台湾的公共领域尤其媒体日益苍白贫乏，八卦娱乐化。我们必须自问：现在台湾主要媒体提供多少思辨养分给年轻人？当很多人说现在的学生缺乏历史感时，主流媒体又有什么历史感？20年前虽然信息相对稀少，但是有更多深刻讨论问题的报纸版面和思想性杂志。
　　当然，这是一个网络时代，因而主流公共领域之外存在更多另类的公共领域，让有心的年轻人更能接触到广泛而深刻的信息与知识。这也使得上述的结构性困境有了一个出口。
　　而事实上，从1990年代初期至今，校园中从来不乏关心或从事校园改革或社会实践的学生。而从六七年前开始(也正是网络开始普遍时)，更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行动主义”青年世代：先是有一批年轻人开始守护乐生疗养院的行动(这个疗养院是一个住了一批麻风病患并具有文化古迹意义的场所，政府为盖“捷运”要拆迁)，令人意外地吸引大批年轻人参与，并逐渐形成一个行动网络。然后2008年年底爆发“野草莓运动”，几百人从坐在“行政院”到在自由广场埋锅造饭，要求修改台湾过时保守的“集会游行法”。
　　此后这几年的社会运动都可以看到一批批积极的年轻人投入，尤其是这几年火热的农村议题和环境议题，如反对农业再生条例对农业的伤害、反对中部科学园区对环境的破坏、反对国光石化工厂对环境与食物的污染等等，这批青年行动者已经成为这些运动的街头前锋，或是深耕社区的草根工作者。
　　例如在今年1月底的寒冷冬夜，成千上百的年轻人在台北的“环境保护署”外举办守夜抗争晚会。他们唱歌、演讲，并在晚会结束后就地举办分组环境论坛，谈着白海豚与湿地，谈着土地正义，谈着台湾的环境愿景，直到凌晨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睡去。这场活动的组织者是“青年反国光石化联盟”，就是一群以80后为主的年轻人。
　　这不是一个特例，而是这几年台湾公民运动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此之前，既有的社运团体和NGO是各种社会运动的行动主力，学生大多只是参与他们组织的活动。但这几年这些大多不属于特定社运团体的年轻人，却在这些重大议题上扮演了与既有的NGO携手并进的角色。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是网络的兴起，让这群年轻人可以透过网络连结起来，并进而产生行动，而不用像以往必须依靠NGO团体作为主要协调的组织机制。
　　1960年代曾有一首歌曲《时代正在改变》成为那个时代台湾青年运动的经典歌曲，而如今听来竟是如此贴切：
　　“政客们，请注意人们的吶喊/不要在阻挡在路上……一场战争正在外面进行/愤怒地进行/并且将撼动你们的窗和墙/因为时代正在改变／／父母们，不要批评你不了解的东西/你的儿女已经不是你能掌控的……如果你不能伸出手帮忙，那就不要成为变迁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