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4日，一群家长代表再次来到教育部门口，递交他们关于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呼吁书。
随呼吁书一同递交的，是一本厚厚的蓝色签名册，上面已有1.9万名家长的签名。这些家长，从外地来京打工多年，孩子亦随自己在北京读书。然而，根据2005年所确立的高考报名“学籍、户籍”双认定原则，他们的孩子必须回原籍参加中考、高考。如此一来，由于两地教学内容和考题不同，考试成绩必然受到影响。
仅北京，就有40多万在读学生没有北京户口，他们往往读到初中或高中，就不得不和父母分离，回户籍地就读。这已是家长们的第九次行动。此前七个月，他们每月都到教育部递交一次联名信和建议书，希望允许2011年在京读书的外地孩子能够在北京报名高考。不过，他们的诉求始终未获实质性回应。
直到“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表态，让他们有了新的希望。2011年3月10日，袁贵仁在人民大会堂北厅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随迁子女如何参加高考很快将出方案，目前正在加强调研。”
他介绍，教育部认为农民工进城是趋势，也是城市建设所需要的，如某城市觉得父母应当和可以在城里工作，就业证、暂住证齐全，“那么我们认为，城市就要负责他的孩子上学问题。”
然而，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这份“很快将出”的文件，尚处在讨论、调研阶段，目前仍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方案。
流动人口高考诉求
家长们的麻烦，源于中国政府加强对高考移民的管制，而强化了按户籍地报考的原则。其问题凸显，始于2005年。彼时，高考移民之风越演越烈，多例“集体高考移民”“移民状元”曝光，甚至酿成公共事件。
所谓的高考移民，源于中国高考录取的分省指标制，其最主要的做法，是各高校在招生录取时，分省份、分专业，差别性下放录取指标。前教育部考试研究中心主任赵亮宏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所谓的分省指标制，从计划经济年代延续至今。决定录取指标的因素很多，包括地区历史文化、就业分配、地方财政投入等多种因素。
不同区域差别对待，造就了高招录取的两类“特区”。一是为兼顾不同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各高校向教育欠发达地区以较低分数线倾斜招生，或是额外投放招生名额。因而，不少来自发达地区成绩普通的学生，纷纷以迁户口、开假证明等方式，向新疆、宁夏、海南等地“移民”。
另一类特区，源于高校招生向本地生源倾斜。赵亮宏介绍，这与地方性大学由地方财政支持有关。理论上，中央部属高校则由全国纳税人支持，应各地区一视同仁，但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调研报告》显示，诸如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家重点支持的“985大学”，在本地录取考生达到招生总量的30%到40%，甚至50%。北京考生考取北大的机会要比山东、河南等省的考生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显然，两类“移民”都占用当地招生指标，因而地方舆论对“移民”现象抨击强烈。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认为，高考移民的产生，“其根源在于教育资源的区域间不平衡，在于教育公共财政投入的机制不合理。”
但2005年对高考移民的整治，并未从此根源入手，而是进一步强化户籍、学籍制度。根据教育部与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生报名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高考报名采取“学籍、户籍”双认定原则，即高考报名以考生户籍为主，并要求其在本地区高中就读一定学习年限。
这一规定加大了“移民”难度，短时间内遏制了高考移民。然而其副作用很快显现。一些有学籍、无户籍的随迁子女，失去了在居住地高考的机会。
尚无实质性动作
随着各地城镇化加快和人口流动日益频繁，随迁子女高考矛盾日益尖锐。对随迁子女高考问题的方案研讨，在2010年提上日程。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其中明确将“研究制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当年底，山东省、湖南省、重庆市三地作为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地区，探索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但由于教育部方面始终未能出台全局性的指导方案，各地均表示要
“谋定而后动”，试点有名无实。
财新《新世纪》记者从重庆方面了解到，当前尚无明确的改革思路形成。“异地高考涉及到流入地流出地的协调，需要教育部全国层面的统筹。且改革办法涉及高考制度的公平、公开、公正，地方上不敢轻举妄动。”重庆市教委的工作人员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究竟是采取哪种方案，目前还无定论，至于具体报名条件的制定更未涉及。
山东和湖南二省亦无实质性突破。财新《新世纪》记者从山东省教育厅了解到，山东省的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方案将于3月底出台，当中会涉及流动人口子女参加高考的问题，但改革思路当前仍未确定。湖南省则在等待教育部门的统一部署。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指出，山东、湖南二省，高考升学竞争激烈，乃是“高考移民”移出地，绕开北京、上海这样矛盾最集中的流入地，而在这些二线城市试点，“意义不大”。
正基于此异议，袁贵仁在“两会”期间对媒体透露，教育部目前正和上海、北京研究，逐步推进异地高考。
然而，一位接近教育部的专家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北京目前尚未将此事提上议程。北京市教委宣传部门的回应是，目前尚无政策出台，“‘两会’刚开完，领导的精神我们也得要先消化消化”。
上海市的脚步则更大一些。根据上海2011年的高考报名标准，有十类非沪籍考生可以报名参加上海高考。其中，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子女和市教委批准的其他特殊情况考生两类，是今年新加入的。上海市教委的工作人员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此外，上海尚未有进一步政策动向。但上海每年都在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报名条件，非户籍考生类别也从五年前的六类上升到现在的十类。
不过，亦有学者指出，上海市降低报名门槛，主要受惠群体，乃是高端人才的子女，如父母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在沪高校、科研机构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人员等。普通务工人员，尤其是农民工的子女，仍被排斥在外。
据了解，袁贵仁所称的方案，并非针对北京、上海二市。尽管当前着手研究工作，但距离具有操作性的具体方案出台，仍有时日。
争议“市民待遇”
心急如焚的家长们每天轮流向教育部的有关司局打电话，也未得到任何实质性答复。“并不是教育部不积极。”一位接近教育部的学者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而是异地高考问题太复杂，不是短时间、凭教育部门一己力量所能解决。”
一位家长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教育部门曾向他们提出过解决方案，孩子们可以“借考”，只要当地教育部门协调即可。不过家长们并不认可。“我在北京工作纳税，孩子也从小在北京读书。”上述家长表示，“我们事实上就是北京人，要的是平等的市民待遇。”
赵亮宏介绍，借考制度事实已存在多年。按规定，“因公”“长期”“集体”在省外工作的职工子女，允许在居住地高考，但不参与当地的录取。
熊丙奇将此种方案称作“技术性”方案，“根本算不上一种改革”。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规定，“异地借考”有三个前提：借考地的考题与户籍地完全相同，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校招生办公室批准，父母现工作单位征得所在区(县)高校招生办公室同意。“借考”后，学生的高考成绩将送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录取，或者就在当地录取，但需户籍所在地把录取指标拨到当地。
重庆市教委的上述工作人员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这一方案的操作十分困难，当前全国有17份高考试卷，流入地与流出地考题不同，教育资源亦不均衡，且划拨指标很难协调。
在家长们看来，比较合理的方案，是放宽高考报名资格，从“户籍+学籍”为准，调整为“居住证+学籍”或者“多年纳税证明+学籍”的标准。他们根据北京对房屋、汽车“限购令”，提出了以五年纳税或社会保险缴纳记录为准的具体建议。
事实上，这也是当前教育部比较认可的主流观点。韩民表示，从教育部的表态可以看出，逐步放宽标准将是一个方向，最主要的限定乃是父母在当地就业，在居住地已经比较稳定的人群。
积极推动高考户籍改革的北京邮电大学法学学者许志永对此曾有过测算，一旦开放以户籍为标准的报名门槛，所谓的“留守儿童”都有可能来京与父母团聚，数量约为94万。
他参与起草的一份建议书认为，由于近年来北京市学龄人口呈减少趋势，如果这些适龄留守儿童在未来五年全部到北京来上学，北京的中小学生数量只是恢复到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略多8%左右；相应的教育经费需增加78%，即平均每年12%。北京现在的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18.58%，相比纽约的31%而言，并非不可承受。
韩民分析，逐步放宽报名标准，户籍学生的升学名额会被部分占用，本地学生录取几率也会相应变小。此外，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基础教育资源也更丰富，如果高考环节放开，也会产生以获得优质基础教育资源为目的的教育移民。当地政府要保持当前生均投入，压力势必大增。
在不少学者看来，要真正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根源在于对分省指标制度的改革，乃至对整个高考制度的重构。
然而，分省指标制是否应当取消，学界和业界仍有不同的声音。在熊丙奇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是建立“统一测试+高校自主招生”的考试招生体系。一方面，高考完全社会化，考生可不分户籍，在各地自由报名，进行统考；另一方面，学校有录取自主权，可以结合自主招生，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将考生所在地区的教育水平也纳入评价体系，不分户籍进行录取。
不过，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分省指标制度对于保障落后地区学生的受教育权，仍有着积极的作用，何况若要调整当前的分省指标，还会遭遇来自高校所在地的更大阻力。
韩民强调，以地方投入为主的教育投入机制，将教育变成一种地方公共产品，必然与地区利益紧密相关。而区域间的投入差异，也进一步导致教育资源、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在他看来，对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改变造成此种高招制度的财政投入模式，加大公共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投入，方为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