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仙桃体操学校培养出了4名体操世界冠军。这座小城也因此赢得了“体操之乡”的称号。很多孩子从4岁开始，就在这里接受专业的体操训练。在“举国体制”的末端，体校、孩子、家长与城市构成了“体操效应”的传导链。

　　练体操的孩子

　　杨乐与别的女孩不一样。
　　她今年只有8岁，身高1米多一点。伸出手来，手掌却是一层厚厚的茧子，摸起来硬硬的。最初是手上磨出水泡，破一次就长一层茧子。去年她代表仙桃市参加了湖北省幼儿体操比赛，取得跳马第一、高低杠第四的成绩。第一次比赛是在前年，她刚6岁，在全省比赛中取得高低杠第五名。同龄的孩子还未完成生命中第一份期末考卷，她已经站在了人生的赛场上。
　　杨乐开始练体操时只有3岁多，父亲在电厂当司机，母亲在纺织厂上班。还是很小的时候，家里人发现杨乐好动。“两岁的时候，我抱她出去玩，她自己能踩着轱辘爬到三轮车上。”奶奶段桂安对我们说。于是她被送到仙桃李小双体操学校，开始专业训练。去年春节后，8岁的杨乐被湖北体操队选走。对于她的母校——仙桃李小双体操学校来说，她成材了。
　　仙桃是个小城市，位于江汉平原腹地，距离武汉一个小时的车程，总人口150多万，市区人口四五十万。这座小城走出了4名体操世界冠军——李大双、李小双、郑李辉和杨威。参加了从1992年巴塞罗那到2008年北京16年间的5届奥运会，共夺得6枚金牌(团体与个人)。体操成为这座城市最大的骄傲。
　　作为冠军的母校，仙桃李小双体操学校是城市的梦想之地。学校现在一共有120多名孩子学习训练，年龄从4岁到9岁，分为学前班和小学1～3年级。学校实行“三集中”，孩子们在这里集中训练、学习和生活。学校有专门的文化课老师，教授语文、数学、音乐、美术、劳动技能和思想品德。每个寝室则有一名保育员，负责生活起居，洗澡洗衣。
　　“与田径一样，体操也是运动的‘母项’，训练周期长，4岁就要进行启蒙训练。”体操学校总教练谢涛对我们说。与其他运动相比，体操比赛的年龄段也较低。按照动作难度，六七岁的孩子就可以参加丙组比赛，八九岁的孩子参加乙组比赛，十一二岁的孩子参加甲组比赛。按照一般的运动规律，体操运动员经过10年的基础训练后，技术水平就会飞跃上一个台阶，且趋于稳定。优秀选手可以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巅峰期可以维持8年。
　　对于9岁的姚远来说，新的一天从清晨6点半开始。他是体操学校三年级的学生。起床洗漱后，孩子们开始做早操，然后早餐，8点钟上4节文化课。11点半吃午饭，14点再上一节课，15点15分左右到体操房进行两个小时的专业训练。晚饭在17点半开始，然后由保育员带回寝室洗澡，完成作业或者看电视，21点左右熄灯睡觉。学前班孩子们的训练则安排在上午，下午学习文化课或者做游戏。
　　1000平方米的体操训练房就在训练馆二楼，中间挂着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红旗的左右挂着4名冠军的照片——李大双、李小双、杨威和郑李辉。4个人手捧鲜花，胸前挂着金牌，微笑俯视着场下训练的孩子。
　　杨玉林是姚远的教练，在他看来，姚远是有机会进入省队的。当然这一切取决于他的比赛与训练表现。姚远6岁才来体校训练，从训练的角度看已经比较晚了，但由于刻苦，被杨玉林任命为队长。杨玉林带13个孩子训练，年龄从6岁到9岁。上学期，他的队里还有16个孩子，春节后两个孩子去了省队，一个孩子转学退出了训练。
　　两小时的训练中，热身与基础训练占据了一大半的时间。包括1500米的慢跑，踢腿、压腿与倒立。孩子们觉得最辛苦的是压腿，也就是柔韧性练习。“脚尖膝盖要绷直，在一条直线上。”杨玉林对着“劈叉”成一字的孩子们喊着。他们的小脸慢慢变红，憋着气坚持着。在李小双体操学校里，流传着这样一首儿歌：“男子汉，铁打的，不好哭，做好汉，这样老师才喜欢；学小双，要流汗，将来做个英雄汉；拿金牌，夺冠军，美名天下传。”
　　“小孩子来训练，最先做的就是‘开筋’。通过半年到1年的训练，能够劈叉成一字。”杨玉林对我们说。这是每名体操运动员贯穿始终的“童子功”，从入队的第一天到退役，20多年每天风雨无阻。“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更多强调的是乐趣，让孩子们在玩儿中练。”杨玉林说。每一位教练的口袋里都会装一些零食，奖励那些坚持下来的孩子。
　　这一天杨玉林安排的技术训练是“山羊全旋”。即在一个半米高的蘑菇状圆墩上，借助双手旋转身体。这是一项基本的鞍马动作训练。“山羊全旋”是孩子们遇到的一个技术门槛。“正常情况下，前两个月只能转两周。但是一旦数量超过3个，进步的速度就会很快，两个星期就能做到10个。接下来，10～20个又是一个瓶颈期，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杨玉林说。
　　姚远现在已经能做十几个“山羊全旋”了，能杂耍一般地在原地连续空翻，并用倒立的方式绕着体操台“爬”一圈。这些花哨的动作会让外面的孩子瞠目结舌，但只有姚远自己才知道付出了多少。
　　体操房的楼下是一所普通的幼儿园。“老狼、老狼几点了？”做游戏的声音飘入窗内。另一群孩子则挥汗如雨地做着另一项“游戏”——体操。由于比赛竞争的日趋激烈，专业体操队选材的年龄段也在下移。一般情况下，省体操队每年会选走7～9岁的好苗子。所以，体校的课程只开到三年级，此后孩子们的人生开始分道扬镳。

　　期望的阀值

　　在体操学校训练的孩子，30%左右来自仙桃本地，其余的则是周边县市甚至外省。每个学期，全托的学生交4500元的费用，包括训练费、生活费等。孩子们大多来自普通家庭，公务员、工人、小商人占多数。根据教练颜永平的经验，绝大部分的优秀体操运动员，家庭都不会太富裕，“体操需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娇生惯养的孩子很难成为优秀体操运动员，从来没有”。
　　蔡新艳和老公拉着儿子来学校找教练。儿子陈建华今年6岁多，活泼好动，9月份就要上小学了。他们想让教练看看，儿子练体操是否有前途。“我希望他能成为世界冠军，我们孩子在运动上很有天赋。”蔡新艳看着墙上李小双和杨威的照片自信地说。
　　蔡新艳是武汉人，老公是广西人，此前他们一直在广西玉林开发廊。去年眼看儿子要上学了，夫妻俩决定关掉玉林的发廊，一起回武汉，毕竟武汉的学校更好一些。“实际上，在武汉开发廊还不如玉林生意好做，竞争太激烈了。但为了孩子也只能这样了。”蔡新艳说。儿子生性好动，蔡新艳就把他送去练了一年跆拳道。陈建华在班上表现十分突出，于是蔡新艳就决定让他在体育道路上发展一下。
　　仙桃市体育局副局长田华经常会接待这样的家长，他曾经兼任体操学校的校长，不久前才退下来。他往往先对家长们泼一盆冷水——“冠军只有一个，甚至不能期望每个来训练的孩子都能成为专业运动员。”
　　很多家长希望把孩子送来后能够每天来看训练，甚至在附近租房子住可以陪着孩子。这样的举动并不被田华认同。“这样的家长基本都会被我们劝走。一方面，我们不希望家长为了孩子失去太多，甚至放弃自己的工作和发展；另一方面，家长在身边的话，孩子依赖性太强，生活习惯不容易统一，训练的注意力也不集中。”田华告诉我们。
　　“成才率”是业余体校的一项衡量指标，普通体校能达到10%已属不易，而“国家体育人才后备基地”则被要求达到25%。对仙桃体操学校而言，“成才”的概念有三种形式：进入各省的省体操队，进入各体育学院，转行练习跳水、健美操、技巧或杂技等相关项目。即使在启蒙阶段，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就已表露无遗，注定要有八成以上的孩子与赛场无缘。而体操不过是他们幼年时代的一段磨炼和记忆。
　　“我会告诉家长在这里能得到什么。第一，是意志品质的训练；第二，是独立生活能力的提高；第三，是团队意识的培养；第四，是身体素质的改善；第五，是与全市保持同步的文化课学习。”田华说，“这5点可以受用一辈子。最后才是体操专业训练。”
　　已经去武汉省队训练的杨乐，仍旧占据着家长生活的重心。奶奶和母亲轮流，每隔两周就会去武汉看她，每次都会住上几天。以前杨乐是个胆小、娇气的女孩，周末训练结束后，都要让奶奶背回家。而现在，奶奶段桂安发现她变了很多：“今年春节只回家休息了4天。以前看电视要看到晚上23点多才睡，现在很能控制自己，每天晚上20点多就去睡了。”杨乐在省队已经训练了一年，基本站稳了脚跟。但段桂安此前还是做了另一手打算，她让杨乐提前一年读小学，这样即使淘汰下来还有一年缓冲，不致耽误学业。
　　由于生活条件的相对从容，体育也并非唯一的出路，家长们的期望开始多元化。但他们必须比其他家庭更早地权衡孩子的未来。
　　姚远的父亲是十堰市某镇的公务员，母亲在社区工作。父亲也在犹豫着儿子的前途问题。再有几个月三年级的课程就要结束，如果没有进入专业队，是否还要继续？这时候放弃是不是太可惜了？同龄孩子尚在父母怀抱中被宠爱之时，他却和儿子分开，这种代价是否需要成绩的回报？而老姚现在唯一确信的是，不管怎样，儿子的文化课是不能耽误的。
　　王盛勤在安徽安庆做小生意，每两个星期都要坐4个小时的班车去仙桃看儿子。他的儿子王震在体操学校读一年级。“不管怎样，练到二年级再看，如果有专业队要，我们就全力支持，如果没有，就回家专心读书。”王盛勤说，“二年级是最后一个学期。”

　　冠军启蒙

　　家长们把孩子送到仙桃，冲的就是体操学校的冠军招牌。
　　仙桃市原为沔阳县，1986年撤县建市，由湖北省直接管理。虽地处江汉平原，区内河湖纵横，但历史上沔阳并不富裕。“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主要原因在于此前水患未能根治，每到汛期，邻近的汉江、长江洪水泛滥。
　　“我们仙桃这地方出来的孩子一般个头都不高，身材比较匀称，胸板厚实，手臂笔直有劲，协调性也好，这可是练体操的天赋条件。”颜永平告诉我们。
　　仙桃体操的起步，源于一名普通体育老师的努力。丁霞鹏，1932年出生，原籍荆门，1954年毕业于湖北省教师进修学校体育系后，就被分配到沔阳中学(现仙桃中学)当体育老师。他曾带领学生获得过荆州地区体操男女团体第二名。丁霞鹏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师，能写能画，除了体育外，还先后教过俄语、美术，担任过校团委书记和班主任。
　　1964年，因拒绝接受“两个中国”，中国体操协会退出了国际体操联合会。1966年“文革”后，体操运动成为“封资修”的代表被批判，体操训练、比赛全部停止；运动员等级制度也从1966年起暂停执行。此时的丁霞鹏，成分不好，出身地主，再加上“右派”的帽子，一直属于“靠边站”的角色，在前途上似乎看不到什么希望。
　　“当时学校里排练样板戏。《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这些样板戏中有很多翻跟斗、上蹿下跳的打斗动作。”颜永平对我们回忆说，“1972年，丁老师就借着排练样板戏的名义，开始了体操训练。”
　　最初的训练条件非常艰苦，无场地、无器材、无经费。没有垫子就在河滩上铺上厚厚的稻草，他找汉江船厂的工人，用钢管自制了单杠、双杠、吊环和高低杠、平衡木。学校体育场的沙坑就是孩子们练习翻跟头的地方。
　　就在仙桃的孩子们在河滩上摸爬滚打的时候，1971年，沉睡6年后，全国体操比赛在杭州恢复了。1972年，少年体操比赛恢复，楼云、何秀敏等第四、五代运动员入队。1973年，继“乒乓外交”后，中国体操队访美，这是与西方体操来往的一个转折点，基层体操也迎来了转机。
　　随着国家体育比赛的恢复，沔阳县体委恢复了业余体校，丁霞鹏的学校体操队成为体校的体操班。1978年，县政府拨款8万元，丁霞鹏的体操班终于有了一个室内训练的地方。
　　与此同时，中国体操运动员开始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体操终于回归了公共视野，在国内掀起了一股体操热潮。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体操学校遍起皆是。体操的热潮席卷到了江汉平原腹地，1980年，湖北省举行第一次省运动会，体操比赛就安排在仙桃，同时省体操队为备战全国比赛也在仙桃集训。县体委门口有一个灯光球场，经常聚集着一群嬉戏的孩子。在一个夏日的傍晚，丁霞鹏穿过球场去厕所，却被两个小孩子所吸引：他们在球场上做着侧手翻和空翻。丁霞鹏把两个孩子叫过来仔细观察，发现这对孪生兄弟的身体条件不错：肩宽，胸厚，胳膊直，腿部的爆发力好。于是丁霞鹏就找他们的家长商量，把他俩收入体操队。这两个孩子就是李大双、李小双。
　　当时大双、小双刚刚7岁，却十分能吃苦。丁霞鹏的助理教练颜永平回忆说，体操队每天早上6点出早操，冬天下大雪，体操房路上的第一串脚印，一定是大双、小双兄弟踩出来的。
　　体操是一项全面的运动，在选材上，很难选到各方面都完美的苗子。很多身体条件是相互制约的。比如，力量好，则身体不够柔软；反之亦然。从行家的眼光来审视“两双”，他俩虽然腿部极有爆发力、奔跑的速度惊人，但也存在肩部的柔软性差等不足。
　　因此，在“两双”的教学方案中必须进行针对性的苦练：“要以大双小双具有的优越条件——吃苦耐劳精神来克服先天的不足。肩的柔软性差，实行多吊多压多转肩。”李小双在仙桃三中作为名誉校友演讲时曾回忆说：“县体操队教练将100多斤的体重压在我的腿上，疼得我大汗淋漓，我就是这样过了柔软关。”
　　1983年，颜永平从一所幼儿园里发现了一个“爬树特别快”的孩子——郑李辉。当时郑李辉只有5岁，身体条件也有不足——手臂比较短，手掌比较小，还有点罗圈腿。但颜永平就是喜欢小孩子锁紧眉头的不服输的劲头。颜永平在1983年冬的一则训练日记中写道：“我发现单杠上有斑斑血迹，想，坏了，一定是队员的手掌心磨破了。我立即喊停，要5个小队员把手伸出来给我看，郑李辉的手掌心已拉掉了一小块皮，露出鲜红的嫩肉。我问他疼不疼，他眼中含着泪，说疼。我问还练不练，他大声喊，还练！后来我用碘酒给他消毒，小李辉痛得双脚乱蹦乱跳、眼泪满眼打转，却咬着牙，始终没有哭出声来。”
　　1985年，丁霞鹏的学生彭友平从荆州体校进修回来，跟随老师一起进行体操教学。丁霞鹏让彭友平自己组一个班，招六七个孩子，给一个月的时间。彭友平于是到市内的幼儿园、小学去找“苗子”。在一所幼儿园的教室里，他发现了一个在课桌下玩得一脸灰的男孩。彭友平拿出随身的皮尺量了一下身高臂长，惊奇地发现这个孩子两臂展开比身高足足长了四五厘米。“我当时很高兴，马上想到他的力量条件很好，支撑点高。”彭友平回忆说。这个被彭友平当时就带走的孩子就是杨威。
　　男子体操有6个项目：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除了自由体操和跳马外，都需要强大的上肢力量完成。所以彭友平格外看重双臂的力量条件。但杨威的双腿却存在缺陷，膝盖和脚跟无法同时并拢，俗称“马腿”。正是这个原因使杨威大器晚成，直到1996年才正式进入湖北省队。

　　举国体制的缩影

　　中小学基层运动队、业余体校—重点业余体校—体工队层层衔接的训练网，构成了体育“举国体制”的人才链，强调“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业余体校是这条冠军生产线的起点。
　　1972年，7岁半的彭友平被丁霞鹏选到仙桃市业余体校体操班，按照国家规定的“运动灶”伙食补助标准，他一个月可以拿到6块钱和6斤粮票。15岁时他代表湖北省参加全国比赛，拿到了跳马亚军，回来后，学校将他的生活补助从6块钱调到了9块。16岁时他代表家乡出战，再获佳绩，生活补助从9块涨到了15块，这是当时地方给予运动员生活补助的上限。彭友平说，当时父亲月工资也仅有21元，自己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却拿到了15元。
　　除了生活补助，那时候彭友平还从运动队里得到全面的生活保障，“春夏秋冬四季，每一个季节都发新衣，从外套到内衣，甚至到袜子，全都是发的”。17岁时，彭友平被保送到荆州市体育运动中专读书，学费和生活费都由国家负担，毕业后他回到仙桃业余体校当教练。
　　李大双、李小双在仙桃的成长经历几乎是他的翻版。兄弟俩的父亲是码头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爷爷在县招待所食堂做饭，家庭生活拮据。“如果不是国家负担，他们家恐怕都很难把两个孩子带出来。”彭友平说。杨威上体校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始收费，不过一个学期的学费也仅仅30块钱。
　　在举国体制下，国家为运动员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和训练条件。而另一方面，基层体育经费来源高度依赖于计划手段和政府财政投入。中央与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和财政拨款对各级体育部门提供经费，包括各种行政费用、人员工资福利、国家与省市两级专业运动队的训练比赛经费及运动员薪金福利、比赛场馆建设经费等。仙桃处于这张举国体制大网的末端。
　　1986年，仙桃撤县建市，由沔阳县改为仙桃市，并由省政府直接管理。第二年，张守国由潜江市调到仙桃市，任体委主任。他是仙桃人，也是丁霞鹏带过的学生。
　　张守国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争取“创建全国体育先进县市”。除了要修建一个有400米跑道的田径场、一个游泳池外，还要向省队输送5名人才。当时的仙桃体委只有10名工作人员，每年财政拨发的体育经费只有2万元，其中8000元用于业余体校。体校有3个专项班：体操、田径和篮球。由于体操成绩突出，可以从中分到5000元经费。但这笔钱要支付3名教练的工资，还要维持队伍的运行，参赛费用都不够，更谈不上买器材。很长时期内，体操器材都是从省体工队、国家体操队一点点要来的。
　　最初的体操班没有专门的校舍，在县工人文化宫后的空地上建了简易的练功房，借了篮球场看台封砌而成的几间平房。教工就丁霞鹏和颜永平两人。丁霞鹏任校长兼教练，颜永平任助理教练兼生活管理员。1993年夏天，省体委奖励给仙桃体操学校一副天津产的平衡木。时任学校副校长的颜永平和教练谢涛到武昌火车站提货。他们想为一根平衡木专程租车运回仙桃不合算，便盘算着租人力车由武昌拖到汉阳，再乘公共汽车运回仙桃，因平衡木超长，交警不让人力车过长江大桥，他们一咬牙，顶着烈日，硬是用肩膀将50多公斤重的平衡木从武昌扛到了汉阳，搬上了长途汽车。
　　张守国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举国体制下争取更多的资源，形成基层体育发展的良性循环。但无论对竞技体育还是地方体育，成绩都是最具决定性的要素。有了成绩才有谈条件的本钱。
　　张守国回忆说，1989年湖北省曾经考虑将体操项目解散，转为技巧项目。“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急了。仿佛已经种了好多年的菜，眼看收获了，突然说不许卖了。”张守国说。恰好这一年，武汉市将李小双借走，参加第一届城市运动会。在比赛中，李小双获得了金牌。这让湖北体操看到了希望。在第二年的北京亚运会中，李小双夺得了自由体操和男子团体两块金牌。
　　借助李小双兄弟的影响，张守国开始为仙桃体操发展争取项目和资金。“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连续3年往北京找体委汇报工作争取支持，全国体操赛在南昌、许昌、花县举办，我每次都去，见到主管领导就说仙桃体操的事情。”张守国告诉我们。
　　1991年张守国为仙桃争取举办了“全国体育教练培训班”，“这次培训班第一次让全国体操界了解了仙桃，和全国体操界的朋友联络了感情”。1992年，仙桃举办了第一次全国大赛——全国少儿体操比赛分区赛。“我们决心要大搞，我们向市里申请了30万元的经费来修体育场的看台，还向仙桃的企业界集资70多万元。我们把小双请回来，在开幕式上搞了市里的颁奖大会，还搞了飞机跳伞仪式，入场式规模非常大。很多搞体操的都说，像这么大规模的体操比赛还是第一次看到，第一次在体育场里搞开幕式啊。”张守国对此记忆犹新。
　　为了和国家体操队保持关系，“每次有大赛或者出差我们都和市里领导去北京看望我们的队员，和教练、领导沟通感情。体委体操队的领导都说，我们仙桃是和他们联系最紧密的”。张守国说：“仙桃体操有今天，没有省里、国家体操队的扶持是不可能的。”
　　1992、1996年李小双连续两届奥运会获得金牌。有了冠军和项目，争取资金也更容易了。“国家体委给湖北拨付体育经费，会专门注明有一笔钱是付给仙桃的，这是很少见的情况。”张守国说。1997年体操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体操学校，并聘请文化教师，形成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的全托教学训练体系。
　　1996年，时任体委主任伍绍祖来仙桃考察，看到训练条件比较陈旧。当时市委副书记杨先枝承诺规划170亩土地，用于建设新的体育局大楼、新体育馆和体操学校的校舍。2001年体育局依靠体彩积累的370万元及借款，共计800万元兴建了新的大楼和体操房、教室和宿舍，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同时，体操学校更名为李小双体操学校。“新学校建好后，国家体育总局赠送了我们三批设备，有一次拉了三辆大卡车。”颜永平兴奋地说。

　　城市效应

  　对于这座小城来说，体操是一件具有公共效应和对外影响力的“大事件”。
　　与其他地方政府一样，仙桃对于奥运冠军也有着特殊的照顾和奖励。李小双兄弟的姐姐先是被照顾当上公交车售票员，后来又被安排到自来水厂当工人。杨威的姐姐下岗后去了物价局当会计，郑李辉的弟弟被照顾去开一个电脑体育彩票销售点，和他一起的还有杨威的姐夫。
　　1992年李小双首夺奥运冠军后，政府奖励给李家两万元，这笔费用由本市一家毛毯厂赞助。1996年，李小双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夺金后，仙桃市政府奖励给他一套300平方米的别墅。2000年杨威、郑李辉获得悉尼奥运会团体冠军后也分别得到了别墅。
　　另一方面，冠军也给这座普通的城市带来了发展的题材与效应。
　　1992年李小双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获得两枚金牌。这一年仙桃第一次成为全国经济百强县。张守国回忆说：“市里在北京搞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打出的横幅是‘奥运冠军李小双家乡人民向首都人民问好’，效果很好。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把仙桃和体操结合起来。”2000年3月，国家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向仙桃赠送了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书写的“中国仙桃体操之乡”牌匾。此后“体操之乡”成为仙桃最重要的一张名片。
　　2004年10月，仙桃举办了首届国际体操节，为当地招商引资21亿元，涉及60个项目。由于经济效益突出，湖北省奖励了体操学校80万元，国家体育总局又下拨了70万元。2005年，湖北省前往香港举行招商活动。最初仙桃的招商展台并不被关注。市政府把李小双、李大双、杨威、郑李辉4位世锦赛、奥运会冠军请到香港做形象大使，马上吸引了大批香港媒体的关注。最后签下了29个项目，涉及总投资额近30亿元。
　　去年，在仙桃市编制的“十二五”规划中，计划建设“中国体操之乡体育运动中心”。仙桃市体育局副局长王明华介绍说，“体育中心”包括一座4万～6万人的体育场，体操学校的训练馆与校舍，羽毛球、乒乓球训练中心。这个计划目前已经上报国家发改委。王明华说：“目前仙桃还没有一座足球场和大型运动场地，这与城市发展是不相符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仙桃体操学校的学生一度达到了200人。家长们希望通过学校实现他们子女的冠军梦想，时任校长田华也希望能够借此推广体操运动，增加体操人口。但学校的接纳能力还无法达到扩招的要求，学生的增加，意味着教练、保育员的增加与场馆规模的扩大。尽管今日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观，2009年后体操学校每年可获得各类经费约50万元，但这笔费用也只够学校运转与器材购买。几年前，学校要修建一座3层的食堂楼，为了80万元的资金还要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在这种情况下，体操学校的资源还是优先倾向于有专业前途的孩子。”田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