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人群还只是社会最底层，那么更严峻的是，以往被视为“准中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也面临着“转正”无望的境地。
去年深受欢迎的香港节目《穷富翁大作战》，今年大年初六又开始播出续集《穷富翁大作战II》。一干出身豪门的参与者继续进行贫民生活的真实体验。在这些体验者中，既有事业有成的社会精英，也有年轻的“富二代”。
25岁的香港“富二代”周国丰在节目中担任快递员和卖珍珠奶茶的店员，时薪只有24港币(1港币约合0.85元人民币)，还不到今年即将实施的28元最低时薪标准。“上岗”的第一天，他连续工作9小时，但是挣来的钱却不够第二天的开销，最后只能吃一碗即食面果腹。
更难的还是找工作。周国丰还尝试以中五毕业生的学历找工作，却发现最简单的推销员工作也要求2年经验。香港媒体披露，周国丰最大的感受是：“80后”青年向上流动的问题在香港任何阶层都存在，“80”后不是懒散，也不是没有事业心。
上升无望的香港“80后”
就在这个节目开始播出的同一天，香港东区法院对去年立法会周围一起示威导致的冲突事件宣判，四名之前被控阻路的市民被判无罪。但是，裁判官也认为警员的处置没有不妥，在判词中表示被告是出于自己的理想，但也要用合理的方式表达。四名被告则表示法官并不完全了解当时的情况，自己的表达方式没有不理性。
这四位被告里有三位都是青年，甚至有两名“90后”。事实上，自2006年的天星码头拆迁事件开始，一直到去年的反高铁运动，一批“80后”、“90后”青年开创了被称为“新社会运动”的时代：网络的聚集力量，另类甚至极端的表达手段，关注保育、环保等社会议题。也正是他们，让“80后”在香港成为有人爱有人恨的名词。
这批青年的主体并非贫穷阶层，很多都是中产出身的知识青年，他们的诉求也往往脱离了个人的利益。香港的“80后”，到底是上升无望的贫穷一代，还是超越物质的理想一代？
香港虽然经济发达，但戴着“最自由经济体”的高帽，也导致贫富差距较大——当然，这是与其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相比。香港的基尼系数已达0.43，最富有的10%人口收入是最贫穷的10%人口的17.8倍。以收入中位数计算，全香港贫困人口超过123万，约占总人口的18%。
可能许多人不知道，在香港，至今仍没有工作时限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则要到2011年5月才开始实施。在经过激烈争论后，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28港币，而现在仅在连锁餐饮业就有数万人的工资远低于此标准。
一位工会人士告诉《世界博览》特约记者，即使按照28港币的最低工资，一名工人每天工作9小时、每月26天，收入也无法达到综援(相当于内地的低保)的标准。
如果说，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人群还只是社会最底层，那么更严峻的是，以往被视为“准中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也面临着“转正”无望的境地。
香港青年中受过专科以上教育的比例从1996年的18.5%上升到2006年的30.6%，达到27万人，但是他们的收入相比前辈却一直在减少。根据香港政府公布的数字，香港整体雇员收入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9.4%，从1997年的9600港币上升到2008年的1.05万港币，但是20岁～24岁青年的收入平均数，却从1997年的8200港币下降到2008年的7500港币。
收入下降的同时，生活成本却在持续上升。如同大陆一样，房价成为香港年轻人的最大负担。香港房价虽然在1998年曾经有过大跌，此后，也就是多数“80后”开始陆续成家立业的时候，却持续上升了超过七成，来自内地的热钱更加剧了这种上升。现在，香港市区的房价至少都在每呎(11呎等于一平方米)5000港币以上，一套蜗居也要几百万港币。
所以，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也曾承认，近十年来，香港中间以上阶层向上爬升的空间在缩小，年轻人收入的增长跟不上家庭负担的增加，他们的不满有一定合理性。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当经济问题成为社会问题，其背后必然有制度的深层原因。
梁振英是下一届特区行政长官的热门人选，另一位热门是现任行政司长唐英年。唐英年不久前因为批评“80后”的社会运动青年“刚愎自用会车毁人亡”而遭到一片谴责，但其实如同许多政界人士一样，唐英年本人也不是没有表示过对“80后”的理解。他忽然出此激烈言语，自然有其用意。
就如同主张最低工资应定到20元而被讥为“张廿蚊”(粤语“元”称“文”或“蚊”)的某议员，坦然做到“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因为他本非由选民选出来的，自不必向民意负责。
这并不是说特区政府不知民意。恰恰相反，香港是民意测试搞得最频繁的地方，每周都有机构给每个官员和政党打分，起起伏伏。但没有现代的治理制度，这种民意指向最多就是如同澳门那样搞一些分糖式的福利，而真正去解决经济社会结构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目前，香港针对“80后”的批评，大多是从经济角度出发。其核心逻辑就是：社会稳定，人人努力，经济就能发展，每个人就能得益。
这个逻辑出现在很多场合：拆除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是为了促进经济；拨款修建高铁，是为了促进经济；政府总部原址开发，是为了促进经济；就连申办亚运会，也要首先说到经济效益。
但香港青年对此并不买账。“写在纸上的数字并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等于好生活，”一位菜园村关注组的青年这样说。
由高铁引发的社会争议，以一个小小的菜园村的拆迁为焦点，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到有关菜园村的消息：村民和志愿者到政府总部请愿，村民与拆迁队对峙，志愿者与施工人员发生冲突……
虽然如同在内地一样，也有人指责菜园村最后一批不愿意搬迁的村民“贪得无厌”，但是事实却是：许多“菜园村关注组”的成员并非本地居民，他们不会从拆迁中得到任何利益。而菜园村当然也不像天星码头、政府山那样具有“集体记忆”的价值，即使有也是将来的事了。
那么，为什么？
一个原因当然是将其当作反对盲目兴建高铁的象征。高铁建设到底能给香港带来多大利益已是众说纷纭，支持者与反对者都有论证。但对于许多“80后”来说，他们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什么”，而是“为什么”、“为了谁”以及“怎么样”。
菜园村村民需要的也不仅仅是“多少钱”，他们是想保持自己辛勤耕作的生活，他们也同意搬迁，但在能重建起一片菜园之前，他们不愿原来的菜园先被毁掉。这种选择是否“理性”自然可以讨论，但其价值却是无法比较的。
同样是在正月初六，因为一位匿名人士出资替菜园村村民买下了新菜园村的路权，使得菜园村收地有望获得进展。“可是当初政府决定建设港铁的时候，作了那么多有关回报的计算，就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更细微的问题吗？”前面提到的青年这样说。
如果经济的参天大树是建立在个体价值的废墟上，就很难相信其果实能为众人所分享。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可以理解许多“80后”青年的抗争逻辑。
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香港的问题。就在万里之外的突尼斯，也曾是经济持续增长，走上街头的也是“80后”。事实上，同为四小龙的韩国、中国台湾更早就遇到过这个问题，只不过它们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