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苹果公司在门户网站上公布《2010年供应商责任报告》，首度公开承认它的中国供应商员工中有137名工人因污染致健康遭受不利影响。而此时，距离事情的发生已过去两年。
　　然而，尽管这份确认姗姗来迟，但毕竟是苹果公司最终决定直面问题迈出的第一步，而且，其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所作所为，也不无可赞许之处。

　　治疗后遗症月均花费25000元

　　“这个迟到许久的确认毕竟是苹果公司最终决定直面问题迈出的第一步”。调研报告《苹果的另一面》的起草人之一，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在给南方都市报发来的书面回复中，他更是用长句子表明态度：“我们强烈希望苹果公司回复中毒工人一个多月前写给苹果公司CEO的信”。
　　2008年，苹果在苏州的供应商联建科技分别有工人在生产车间出现四肢麻木、刺痛、晕倒等中毒症状。经过苏州第五人民医院检定为“正己烷中毒”。2009年下半年，该公司数十名工人因接触正己烷中毒入院，相继被当地职业病防治部门评为九级或十级伤残。
　　那封信，就是2009年中毒事件中的5名受害工人联名所写。在信中，他们痛斥苹果代工厂对其健康造成的伤害，并希望苹果严格监管代工厂，为中毒工人争取应有的赔偿。然而，时至今日，未有回应。2月15日，苹果公司此次公开承认责任，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他们希望。
  　“希望苹果公司跟它的供应商一起站出来，再给我们一次入院检查、治疗的机会。”1984年出生在山东菏泽，因此事住了10个月医院的设备维修工人贾景川说：他自2010年6月出院到现在，腿疼腿麻、手心出汗等正己烷中毒症状已再次出现。而每个月平均25000元的医疗费用，是他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承担的。算上加班费，他一个月只能拿到2000元出头。据他了解，这种后遗症在中毒工人中绝非个别现象。
　　此外，“中毒工人被逼辞职”的传言经南都记者调查，并无确凿证据 。直至昨日，那封信的署名者———贾景川、胡志勇、郭瑞强、桑小龙、崔广双5名工人仍在联建公司工作。尽管他们非常担心中毒后遗症会影响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乃至全部命运。
　　不过，更多的中毒工人选择了签订一纸彼此免责的协议，然后离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拿到8万元-15万元不等的伤残赔偿金。“这一点与苹果公司的报告中所提的，大部分工人已返回该工厂工作，并不符合。”苏州当地一位参与其事的政法界人士告诉南都记者。
　　收治工人的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现已无中毒患者。除了这一点有限的信息，院方从上到下都选择了缄默。

　　NGO：将继续给苹果“揭黑”

　　联建公司早已恢复平静。两年前那场震惊全国的工人中毒事件给它招致的10万元人民币罚款不算什么。这家台资企业一直在给苹果担任零部件的代工供应商，即使在工厂林立的苏州工业园，亦算得上规模较大、用工人数较多者。
　　苏州工业园疾病防治中心卫生检验科科长刘仁平对南都记者说，他从1994年工业园建立起就在此工作，尚未见过像这样规模的集体中毒事件。中毒事件之后，他们时常对联建公司实行抽查，杜绝正己烷的再次使用。“用它(正己烷)擦拭液晶屏，挥发得确实比酒精快，企业的生产率可以提高。但绝不能为了这个，就让工人中毒。”他说。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提供的信息显示：早在去年4月份，他们便与国内另外33家环保N G O组织联名，对29家跨国IT业巨头存在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提出公开倡议，要求它们督促各自的供应商尽快解决问题。今天，苹果是29家企业之中，唯一一家未给予任何回应者。
　　“惠普最积极。它马上根据我们提出的一条污染信息，促使一个供应商接受了第三方咨询公司的评审。”马军说，他们根据政府披露的公开信息，建立了一个包含7万条不良信息的数据库。如今，沃尔玛、通用电气和耐克公司都开始使用这个数据库，对供应商实行管理。只有苹果依旧我行我素，并拒绝提供或证实供应商的名称。
　　这与苹果(中国)公司负责企业公关事务的黄文娜女士的表述一致。她称，对于这起中毒事件，除了《2010年供应商责任报告》外，没有更多的评论。
  　另对南都记者提出的，苹果公司对供应商使用的第三方评审公司是谁、有无供应商因达不到社会责任要求而被取消资格等问题，黄文娜称都不能回答。她只表示：“我们从2007年到现在，连续5年一直在发布这个报告，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监督。”
　　马军称，他们自发布《苹果的另一面》以来已经做了进一步调研，发现了更多苹果公司的供应商有环境违法记录，其中一些记录涉及严重违法“我们将核实并发布这些记录”。

　　中毒事件中的“是”

　　不可否认的是，苹果公司尽管在公关危机中很不得力，但它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所作所为，仍不无可赞许之处。
　　牵头在那封致苹果CEO的信上签名的贾景川两年来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并允许媒体使用他的真名。43岁的工人崔广双则表现得略有担心，只以“老崔”之名出现。昨日，二人均对南都记者承认：他们没有遭遇到苹果及其供应商联建公司的任何打击报复行为。
　　虽然没有什么慰问、看望一类像模像样的温情行为，但联建公司对中毒工人在住院期间的待遇并无不妥。以贾、崔二人为例，除了1600元的月薪照发，他们还享有1000元的营养费与735元的生活费，核计3000余元。2010年1月份出院，崔广双休息了三个月，又两个月后生活费才停发。
　　相比之下，受雇于再下一级供应商，与苹果关系更远的工人们则无此好运。
　　20岁的安徽女孩詹德云为一家名为“运恒五金机电运营部”的作坊式工厂工作，整天穿着静电衣检测IPA D液晶屏上那个缺口苹果标志的厚度，导致与其余30余名工友一起中毒。这家工厂的生意是从苹果的另一家供应商“宇瀚光电科技公司”违规转包而来，因此被苏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开点名。
　　2010年2月-12月，詹德云住了10个月医院。她1700元的月薪被全部停发，每个月只能从老板手中拿到500元的基本生活费。这个17岁开始打工的女孩不得不靠自己微薄的积蓄养病。更甚者，“运恒五金”在此阶段注销了，老板企图拖欠赔偿金。
　　最后，在劳动部门一位好心官员的过问下，老板才不得不“私了”，按照她评的10级伤残支付了8万余元。
　　在这一方面，联建公司则无可指摘。只要中毒工人去找法律顾问，后者便直接按照他们被评定的伤残等级，算出他们应得的赔偿金，并无拖欠。工人们埋怨的，反倒是自己的律师。
　　为了维权，贾景川聘请了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律师担任自己的工伤维权代理人。他称，这是“他做过的最愚蠢的一件事”。拿了3500元代理费，那名律师“什么都不敢说”，许多事情都推给工人自己。
　　作为一种有毒的有机溶剂，正己烷十余年前便在四川、广东等地引发多起工人中毒事件。2002年，东莞安加鞋厂的12名女工相继瘫痪，后被确认为正己烷中毒，在广东省妇联的援助下获救。
　　当时牵头解救女工的省妇联权益部部长黄淑美对南都记者回忆：事发时，该工厂老板一味推卸责任，甚至干脆不承认女工瘫痪；直到她多次暗访，从湖北、河南、贵州等地联系到所有瘫痪女工后才低头。其中一名中毒最深的女工已生命垂危，足足住了三年院。12名女工均未得到一分钱的赔偿。当时的社会尚无工伤等级评定的意识，妇联的维权工作也只到帮助她们恢复健康为止。

　　评审人士自述行业“潜规则”

　　30岁的刘非(化名)，受雇于深圳的一家咨询公司，这家咨询公司专门在中国南方为多个跨国知名品牌进行评审工作，检验供应商是否在它们所要求的社会责任方面达到一致标准。在隐去姓名后，他对南都记者讲述了这一行业的一些潜规则。
　　刘非表示，他们的这份工作分为Labor(工资考勤)和ESH (环境、安全和健康管理)两方面。一般来说，供应商更重视的是Labor，因为很多中国工厂在这个方面还没有做到完全守法。而E SH方面往往要求他们做得更多，确实有难度。
　　他说，他曾为耐克做过一段时间的评审。耐克从前在泰国、印尼那些东南亚国家都因为印花等工序的有毒化学原料、车间噪音之类的问题，对工人健康造成过伤害，影响很大。因此，它在中国格外注重这一方面。虽然它的代工厂工人出事，从法律上讲与它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只是怕这类丑闻影响其国际声誉而已。
　　圈里人都知道，苹果的检查更严格，但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代工工厂想要在ESH方面糊弄跨国公司，其实是很容易的。接到检查通知以后，随时突击改善就行了。你不让用有毒的物质，我事先藏起来；你不让用得多，我临时少用点儿，糊弄非常容易。
　　当然，从理论上讲，评审检查有事先通知和事先不通知两种方式。但后一种方式用得非常少，她自己两年了都没有用过。第一是因为这样可能给供应商造成麻烦，比如他们还要迎接另一拨评审。有时候，一家工厂为十几个品牌做代工，一个月要迎接十几拨评审。第二是评审人员的人身安全容易发生危险。工厂很可能不让你进，派保安把你堵在门口，甚至发生冲突。我们有同行从前就这么被打过。事后工厂高层赶过来，最多给你道个歉，再把保安开除了事。所以，检查也就都事先通知了。这种状况，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