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除交通拥堵之外，房价趋高、环境污染、生活成本增加、看病难、上学难、入托难等“大城市病”集中爆发，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治理城市“巨无霸”难题已经刻不容缓。
2010年12月13日起，北京市就治堵措施公开征求民意，这份被网友称为“京版严治堵新政”首次写入了“严格控制中心城建设总量增量、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人口”等条款，引起全国广泛关注。事实上，除交通拥堵之外，房价趋高、环境污染、生活成本增加、看病难、上学难、入托难等“大城市病”集中爆发，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治理城市“巨无霸”难题已经刻不容缓。
“城市黑洞”吞噬居民幸福
“当初大学毕业留在北京，以为就是梦想的开始、幸福的源头，但现在，黑乎乎的尘土和望不到尽头的车水马龙，让我越来越怀疑当初的选择。每天无论走到哪里，都免不了经历一番肉搏，懒得出门，懒得聚会，懒得说话，上班累，放假更堵更累，生活就像卡在路上。”35岁的城市白领鲁娜向记者抱怨。
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邵益生看来，长期以来行政指令主导下的资源分配模式、以乡补城的发展策略，让公共投资的大部分留在了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为了更好地发展和生活，共享公共财政的阳光，在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少数大城市，倒逼城市面积扩张，公共资源配置增加，形成恶性循环。
“中国今天的大城市就像一个个巨大的黑洞，加速吸取资金、技术、土地、人口等要素，同时也吞噬着人们的幸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上班堵车、医院排队、学校离家越来越远，大量垃圾无法妥善处理，这些都困扰着大城市的居民。”
在北京市的城市规划中，人口控制规模的指标一直倍受关注。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至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控制在1.4%以内。然而，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户籍人口已达到1200万，实际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
内部人士透露，从北京城市的功能定位和资源来看，应该严格控制人口，但北京人口规模控制困难，历年来北京市每一次城市规划中的人口规模指标均被突破。这样快速增长的人口给北京市带来了种种压力。
北京市政协调研组数据显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尽管这几年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给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教育方面，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已由2000年的9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41.8万人，占学生总数的40%，其中66.9%在公办中小学就读，一些区县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来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此外，资源环境的压力更加突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调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资源仅为26亿立方米，实际年均用水约36亿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库库容、超采地下水及应急水源常态化维持。
探究大城市病的四大成因
竹立家等专家认为，“大城市病”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大误区，主要由以下四方面原因导致。
一是资源过度集中。中国的资源配置都是跟政治权力走的，政治权力集中造成了资源和利益的集中，然后跟着是人口的集中，大城市往往具有比中小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更大的市场、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具有不可抗拒的集聚功能和高度的竞争性、流动性、扩张性。人、财、物等生产要素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必然导致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交通拥堵、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各种“城市病”随之产生。
资源过度集中直接后果就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再无法负荷过多人口。中国行政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均衡，大城市基础设施完备，而中小城市欠账太多，人们不得不涌向大城市。
二是城市规划不合理。以北京为例，单一市中心，围绕它摊大饼式的规划，注定了城市拥堵的命运。
记者了解到，早在6年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在其年度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北京的交通问题是“城市化、现代化、机动化进程中多重矛盾产生的，根本问题是城市规划的问题”。当时北京已形成了回龙观、天通苑、望京3个规模巨大的“住宅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吴良镛在研究中发现，这些不断出现的超大规模的“住宅城”已成为制造交通拥堵的源头，由于“住宅城”的就业功能、成熟城市配套等功能区布局的缺乏，致使大量人口每日如潮水般在城郊之间奔涌。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告诉记者，在中小城市，人们每天平均出行距离为1.5公里～2公里，而在北京，这个数字已超过10公里，而且每年还在递增。出行距离增加后，按人均每天出行2.5次计算，人们对交通的需求量成倍增长，导致政府投入无法满足需求。
三是公共设施跟不上，医院、学校、垃圾处理场等设置跟不上城市和人口扩张速度。“看病排号，上学排队，商场上厕所都得等几分钟，谁能舒服呢？”竹立家说。
此外，政府对学校、医院等优质公共资源集中在中心城区，郊区配比很少，例如天津好的中小学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和平区，很多人虽然居住在郊区，但依然想方设法将孩子送入和平区的学校，而因为校车、公交等公共服务跟不上，家长每天必须开车接送，交通需求量暴增，尾气污染严重。
四是盲目发展汽车工业、房地产开发，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在北京，2010年以来小汽车以每天2000辆的速度增加，而新的汽车生产基地仍在投产。而在各大城市，近年来房地产开发均出现高速增长，且从市中心逐步向郊区扩张，却没有人监管城市发展的失控，最终造成了整个城市效率低下。
一些专家指出，中国实际不需要那么多的大城市，出现这么多大规模的城市，实际是资源畸形配置、不讲究科学发展的结果，现在我们开始为此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