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究竟是什么？这种起自柏拉图的提问方式是很西式的，与之相对的中国式提问大概要算元好问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至于答案，大概没有一个问题像这个问题那样，在千百年里代代相传，各自求解，最终也难以形成一个通行有效的标准答案，供人们效仿。
为什么流行文化总是不可避免地要与爱情的话题相联系？现代小说、流行歌曲、电影故事、情人节游戏、爱情专家们，喋喋不休地提供着爱情花样，关于爱情，人们说的一定比见到的多得多。
爱究竟是什么？这种起自柏拉图的提问方式是很西式的，与之相对的中国式提问大概要算元好问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至于答案，大概没有一个问题像这个问题那样，在千百年里代代相传，各自求解，最终也难以形成一个通行有效的标准答案，供人们效仿。
即使有，也不意味着我们就能从中获得相应的行动能力。因为，爱情，可能根本上就不是一个谈论的对象，而是实践的对象。
像所有的实践活动一样，爱的实践也意味着一个评价体系，不仅是对实践对象的评价，也是对自己品性、能力、判断和创造力的评价。
与其他实践活动不同的是，爱的实践属于一个庞大的目的，即关于怎样生活的定义，关于人是什么的定义，因此它不会停止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目的，无论是激情、相思、相伴、性，无论是关怀、给予、和睦，都不足以作为结论完成这一定义。
柏拉图大概是最系统地谈论爱情的第一位
在《会饮篇》里通过7个人对爱神的颂词和辩论，柏拉图给出了关于爱的7种解释。爱使人产生幸福感和美德是最初步和最表面的经验，第二个人提出了凡俗的肉身之爱与灵魂之爱的差别；第三个发言人是个医生，他从科学的语气论证了灵与肉的相辅相成，把爱解释为一种和谐的力量。阿里斯托芬以戏剧家的手法讲了一个神话，所谓两性一体的阴阳人，被宙斯劈为两半后，相互思念，爱就是对另一半的寻找，是对整体的重建。对完整性的需求表明其中充满了生命的渴望和紧迫的激情，也意味着对暂时关系的否定。这是柏拉图借阿里斯托芬之口给爱做出的第一个定义，即爱是一种追求整体的欲望，这个定义流传至广，最有文学的利用效力。被劈成两半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就只好寻找同性了。第五个发言的人着重谈论了爱的至高无上的品质，轮到苏格拉底时，先对他来一番追问，使那位夸夸其谈对爱充满激情的人只好承认，这种颂扬显示了自己对爱的无知状态。
《会饮篇》中苏格拉底的形象很特别，一反他在其他篇章中出现的常态，那天他洗了澡，穿戴整齐，还穿了新鞋，而且他很少见地一直以转述一位女祭司的话来参与谈论，这使他对爱的谈论不仅关照到了男女两方，因此包括美、生育，以及美的创造和智慧的产生。而且由于女祭司操持着人与神的中间人的身份，使这个话题能够超越所见所闻所感，从而接近对本质的理解。在对本质的谈论中，爱的对象是非本质的，或者说是偶然的、机遇的，只有爱的行为本身才是有关本质的。最后，一个匆匆来迟的人是苏格拉底的追慕者，他的发言无关紧要，柏拉图以他的出场做结尾，是为了让苏格拉底以行为做出第一种解释，即节制。只有像苏格拉底那样保持清醒的理智，才能真正体验到爱的本质。《会饮篇》中的谈话者为某些人成为情感的奴隶而感慨时，柏拉图认为那是心理疾病，完全不涉及爱的本质。因为爱不是表达情感的行为，情感只是与爱相伴随的状态。他的明智在于，情感只有在爱的意志支配下，才能是和谐的，不会变质的。
柏拉图在这7种解释中，把与爱相关的经验几乎囊括，缺一不是，虽然每一种里都有被后世不断引用的格言，但又都在谈论中辨析出缺陷。最终他通过层层推进，把爱引向了关于善、关于美的理念。
于是，柏拉图式的爱具有了一种理想境界的品质，对后世影响至深。比如，在这个逻辑下，罗素把爱视为所有绝对价值的条件，福柯把两人之间发生的爱作为一种对人所能发生的深刻关系的探索，而弗洛姆以心理学家的角度观察发现，能够“从我的生命中体现对方的生命实质”是爱情的根本条件。对爱的定义推进到这一步，似乎遥相呼应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行为。
“柏拉图式的爱”被赋予一种超自然的品质，所谓纯洁的、刨除了肉体交流成分的精神恋爱，其实不属于柏拉图，而是出自新柏拉图主义者巴尔德沙尔·卡斯诺提，它带有很强的中世纪意识形态色彩。
其室则迩，其人甚远
今天在流行文化中谈论的“爱情”，更多对应的是欧洲浪漫主义兴起之后的观念，即罗曼蒂克之爱。罗曼蒂克之爱最早起源于中世纪骑士与贵妇之间的“雅爱”，是一种发乎情、未必止乎礼的关系，既不以婚姻为目标，也不是以性为目标，而是为了开发对情感的激情体验。直到浪漫主义运动赋予了人能够随自己的意志塑造事物的权利，人在爱情中寄予的目的发生了变化，吉登斯在考察“亲密关系的变迁”中发现：罗曼蒂克之爱的本质就是给个人生活带入一个叙事的观念，启发人把自己的生活讲成一个故事。这种爱情观念与自由观念以及现代小说同时兴起，它也创造了自由与自我实现之间的纽带。
爱情观的这个变化发生自文艺复兴。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的特性在于追求正义，因为“人生来是政治动物……在城邦之外非神即兽”，而城邦以正义为原则。中世纪更极端地把人间的一切情感和价值奉献给了一个公共上帝。15世纪皮科以《论人的尊严》发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宣言”，把人异于动物的特质归于自由，人是自己的主人。以自由定义人基本上就定义了现代人。私人经验或私人知识因为自由而具有了不可替代性和不可还原性。康德在对“人有何德何能成为主体”的追问中，证明人有理性能力，因此能够建立足够的知识，其中针对个人作为道德或者行为的主体，也是因为人有理性，所以有能力为行为的正当性负责。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被主体性之外的任何东西所支配，无论是利益、环境还是欲望，他就不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就不是自己的主人，也就不是独立自由的人。
当人获得了这样一种超越社会关系、超越共同体、超越自然人性的全新身份后，人获得了在精神上不再依赖任何他人的独立性。然而，现代文化的研究发现，这一事实导致了两个结果，人变成了精神上无社会差别的群众，同时也变成了无社会牵连的孤独存在。
这种结果其实是基于后来的现实所做的反向推论，现实的作用是现代的工业化生成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把人从家庭、村庄、社区等共同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原子化”个人。由原子化个人组成的大众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共同体。在共同体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独特身份和位置，它的起点是与生俱来的，伴随着生活的推进，长期的行为不端地对这个身份和位置做出诠释和丰富，因此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独特的身份在人被原子化的时候就被过滤掉了，而且在大众群体中，对他人独特性的体会并做出回应，不再是责无旁贷的生活内容，如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人》中揭示的无奈，心灵的鸿沟不是因为巨大的差异，而是因为渺小的相似。
为了克服孤独感，寻求与他人建立联系成为现代生活中的一个极为日常的项目，饭局、爬梯、闺密、老同学聚会，以及利用新技术开发的QQ、微博，无不与此有关。爱情作为一种更富激情、被赋予长久期待的关系成了一种极品救命稻草。
但是，爱情故事并没有因此而更多地发生，弗洛姆把现代社会奉行的资本主义模式视为祸首之一。资本主义模式建立了一种世界观，一切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获得，也在市场交换中获得等级评价，生活被全方位地在市场中完成，读书、工作，创造精神都已从个人过渡到企业管理机构，分工的细密使人在生活和劳动中的独立空间越来越少。资本主义需要的是容易被预测和评估的人，趣味要足够标准化，善于抗压而又不感到被控制，没有指挥也能做被期待的事。这种不屈服于权威、不服从原则和良心感，而被激发出独立自由感的人被制造出来，这样的人会全力盘算、计较、评估收益，把自己作为一种投资来体现生命力。但弗洛姆的临床发现，人把自己作为投资加入再大的群体，他依然是个孤独的人，在情爱中也同样不能化解他的孤独。在康德哲学中获得了主体性的个人，在被规范化的机械生活中又丢失了自我，一个没有自我的人是缺乏内在动力的，关于爱的行为终于简化为像寻找猎物一样寻找着爱的对象。
根据这种现象，弗洛伊德认定，追求爱情是一种生物需要的求生本能，所以爱情只是为了满足自爱的一种间接方法。他试图证明，人之所以把爱的对象理想化，源于当婴儿把自爱从自身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时出现的幻想，以至于会提出过高要求。但是，弗洛伊德对爱情的否定性研究，与他所处的那个特殊时代有关，是对严苛规范的矫枉。而“一战”后弗洛伊德的迅速走红，呼应的社会气氛是，资本主义模式在节节胜利中推崇的人的竞争本情。话语本身也是一种构造力量，使现象具有了观念的合法性。时过境迁，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备受质疑。
作为新心理分析学家，弗洛姆根据社会对人的塑造力量，得出的结论是，在以资本主义为结构的现代生活中，不利于人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人格，形成一种创造的倾向，因此难以形成爱的能力，爱情也难以发生，只能在爱情小说、流行歌曲、电影故事甚至八卦中，在频繁地更新换代中，抽象地品味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爱情。
那么多的尝试后，还要打这个赌吗？
在《会饮篇》或《诗经》里，爱情总是首先来自自然情感，谈论并不塑造它，而是描述它。爱的能力从未被讨论，似乎这种能力在父母、兄弟、姊妹、发小、邻居、师长等一整套丰富的人际关系中能够自然地成熟起来。有了这种能力，诠释就变得多余。
现代生活大面积地割断了这些有机的人际关联，爱的能力生成以及与人相爱都变成了一种艰苦的个人探索、个人创造。而现代生活的规范化又大面积地在玩乐、休闲、健身、旅游等方面全方位地塑造着一些生活模式，在这种温柔、体贴的市场力量诱导下，人的自主程度降低着，甚至在爱情中，人也会以市场中提供的模式来衡量自己以及对象，选择一种模式悄悄地代替了艰苦的探索。但终究这是一种没有创造力的虚假爱情，它迟早会显示出其虚假的品质，不再为这种关系中的双方激发情感，增加生命活力，“婚姻是爱情坟墓”的经验之说就从这儿来。即便如此，婚礼还是每天都在举办。因为，弗洛姆发现，在这种关系中，人似乎也能暂时忘记他是一个具有希望和失望、悲伤和恐惧的孤独的人。
温暖的港湾是一种关系模式，这种模式期待着对方发出的关怀、体贴，而自己是这一关系的享受着，不承担创造。罗素列举了一种更强化的模式，一个人吮吸对方的生命，毫无回报，他从一个一个牺牲品榨取生命，颇为得意；他的一个个情人则日渐苍白，意志消沉，而他的自我日渐强盛，成了一个监狱，再难与任何人分享生活表现为控制与服从的一种共生性结合，双方都是不完满的个性，需要对方来使自己得到承认或得到保护；让对方体会到爱是什么、欢乐是什么，比体验到被爱更有创造性，一个所谓无私地强烈地爱着对方，时刻让对方感受到这种无私的侍奉，在弗洛姆分析中，这种爱的双方都会感觉得不到他所期待的反馈，是因为其中深深隐藏着的是自我中心，对方虽然不能清晰地分析，但他会潜移默化地讨厌这种生活。
遵从公约式的协作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模式，生日时送一束花，纪念日时送个领带、项链，爱情顾问们都是这么指导的。但弗洛姆问，这种协作与公司雇员履行职责的区别有多大？显然这种协作在爱情中是不够的。排他性给予爱情的空间无法充盈和激活；以爱情的排他性来掩饰自私也是很常见的。爱情的排他性，来自源于自然倾向的身体结合，还有两人共享的全部私人事务，这种意义上的排他性与对其他人的普遍关怀和珍视不仅不冲突，而且能促进两个人从相爱中体现这种普遍关怀和珍视。爱情与对人类其他人的爱，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它并不是普遍人性之外的独特情感，只是因为情爱的双方共享着不能普遍共享的私人事务，并且在长期的共享中创造着生活，也因此使爱情中的人能够更深刻地发展和创造爱的深度和丰富的面貌，而具有了独一无二的面貌，所以情人之爱不是能在所有人中体现和体验得到的。但如果两个人好成一个人似的，对其他人却表现出冷漠、疏远，弗洛姆发现，这样的两个人或早或晚终会慢慢疏远，以致冲突频起，因为这是一种以两个人为形态的自私、自我中心。
自私常常在使用中与自爱混淆。自爱是对自身生活、成长、自由的肯定，弗洛姆发现通常是那些能爱别人的人，才有自爱的态度，因为对自身的了解并不能脱离对他人的尊敬、了解和爱。
相反，自私的人对自身缺乏关心，他懒于对自己生活的创造，只能在别人的生活中捡来一些现成的模式，规划自己得到满足，但这种规划常常不能兑现得恰如心意，所以他对自己常怀灰心，郁郁寡欢，即使兑现了，因为所得到的东西是对别人的创造力的肯定，所以他还是不能在其中体验到对自身生命、自己生活的肯定。
这么多的否定性创伤被现代研究者所揭露，对爱情的种种怀疑也都事出有因。而任何关于爱情的现成答案或对或错，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只要我们还在谈论爱情，就证明在这个世界的可知范围内，闪耀着它的“理念”，就值得以尽可能的生活实践来见证它，像所有的创造实践一样，对其专注的深度和时间长度，决定着实践的完成程度。这是一个值得打的赌。
邂 逅
“不出声没事”、“靠过来”。
大盗张彼德一把搂过电车女梁婉婷，摘下墨镜给她戴上，顺势又取下她的一只耳机塞进自己的耳朵。于是，两人相互依偎，柔情万种，如胶似漆。惊险万分的劫持，就这样成为甜香旖旎的幽会。甚至连执行任务的警察也不忍打扰。
导演杜琪峰在电影《暗战》中安排了一幕不可思议的“邂逅”：一个只有4周生命的江洋大盗与一个生活刻板每日在公车上来来回回的电车女离奇相逢，一路无语，却气氛美妙。匪徒与人质成为恋人。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他要死了，只是没想到，在这场跟时间赛跑的玩命决战中居然会有这样的柔软相逢。两次仅有的碰面，成为一生最珍贵的依恋。两人在剧中甚至不知道彼此的姓名，却将信任交给对方。
一个人，一辈子，会有无数的擦肩而过。但称得上邂逅的，却不可知，亦不可期。或离奇或平淡，千变万化。这个瞬间的化学过程，在某种各种意义上更接近于爱情的本质，忠实于感觉，而与结果无关。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邂逅”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国风·郑风·野有蔓草》。
蔓草纵横，白露未晞。美女迎风而立，裙裾飞扬，风流婉转。我们不期而遇。以最美好的自己，遇见一个美好的人，然后一往无前地美好下去。朝代更迭，世事变迁，“邂逅”的本意却从未改变。
“我是在花店门口和她擦肩而过的，那暖暖的小小的空气块触到我的肌肤。柏油路面洒了水，周围荡漾着玫瑰花香。连向她打声招呼我都未做到。她身穿白毛衣，右手拿一个尚未贴邮票的白色四方信封。她给谁写了封信。那般睡眼惺忪，说不定整整写了一个晚上。那四方信封里可能装着她的全部秘密。走几步回头时，她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人群中。”
与“野有蔓草”的情景相比，村上春树对邂逅的定义无非是转换了一个背景。上天安排了个机会，向那个人多看了一眼。而这一眼带来的感受微妙无比，或惊涛骇浪，或静水深流。“从看见她的身姿那一瞬间，我的胸口便如发生地鸣一般的震颤，口中如沙漠一般干得沙沙作响。”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电光火石之间，突然空气凝固，心旌荡漾。借用《金瓶梅》中李瓶儿对西门庆说的话——“你是医奴心病的药根子。”
一百个人的邂逅，就有一百种形式，一百种感受。邂逅的美妙与神奇也正在于此。它不拘一格，五味杂陈，没有规律，不分场所，跨越阶层，充满变数。引车卖浆者与才子佳人各有因缘。即使落魄记者和安妮公主也可以有共同的“罗马假日”。
林黛玉与贾宝玉初见，黛玉说：“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宝玉说：“这妹妹我曾见过的。”黛玉方说出名字，宝玉便拟字“颦颦”。冥冥之中仿佛自有定数，邂逅得如此完美。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几千年的缘分便降临到他们身上。
智康和嘉仪——两个事业不顺的青年男女，13年后再度重逢。他们希望重新把握爱情，把未来牢牢握在手中。然而，还没有来得及知道对方名字，他们就被追讨电话号码的房东驱散。而他们之间唯一的纽带——电话号码，又被大雨淋湿而模糊。在几米的《向左走向右走》中，都市男女的邂逅成为对爱的考验与修炼。
“人生总有许多巧合，两条平行线也可能会有交汇的一天”，但“人生总有许多的意外，握在手里的风筝也会突然断了线”。于是他们陷入了邂逅的迷魂阵：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擦肩而过，但却始终无法重逢。他们的每次邂逅都如此完美，都足够回味一辈子。然而这种邂逅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仿佛是永无止境的，结局则永远指向分离。直到老天出马，亲自导演了一次地震，把他们中间的那道墙彻底摧毁。
于是，对于有情男女，世间最痛苦的事情并非不相爱，而是彼此相爱却无法相逢。那个“百分之百”的人也许就在左右，“在旋转门面对面那一刹，或是在人群中喃喃道出的‘对不起’，或是在电话的另一端道出的‘打错了’”。可是人海茫茫，咫尺天涯。
在这一个交往手段极端多样化的年代，社交网络无孔不入，但“邂逅”仍旧是一个宿命性的难题。是否要迁就、放弃、怀疑？还是保持着每天的步伐，一直向左或者一直向右，坚信若要遇见，总会遇见？那个“胸口便如发生地鸣一般的震颤，口中如沙漠一般干得沙沙作响”的时刻还会到来吗？
男女间的爱恋是可以在瞬间产生感知的，“邂逅”则将每个人对生命的渴求串联起来。席慕容在《印记》中说：“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求一次倾心的相遇。”亦如波兰女诗人辛波丝卡的《一见钟情》：“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变幻无常更为美丽。”
在这个意义上，“邂逅”更像信仰，是“与有情人做快乐事，莫问是劫是缘”。它最终与结果无关，与责任无关。这只是一个开始，没有柴米油盐的洗礼，才可变化万端，风情万种。
一念起，万水千山。只是现实太硬，各人自有方向。
耽 美
“白色的骨灰如雪花儿飞向晚空。又一阵风吹来，樱花瓣翩然飘落。亚纪的骨灰融入花瓣之中，倏忽不见了。”——这是日本作家片山恭一的成名作《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凄美的结尾。这部2001年出版的爱情小说，最终销售量达到365万册，打破了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保持17年的纪录，成为日本有史以来最卖座的文学作品，也由此奠定了席卷日本，乃至整个东亚的“纯爱”文化风潮的基调——“边哭边一口气看完整部作品，我也希望可以谈一次这样的恋爱。”《在世界中心呼唤爱》电影版女主角柴呋幸关于小说的评价被不断引述，庆应义塾大学社会学教授八柏龙纪甚至撰写了一本《感动禁止！泪之消费的人群》，试图剖析这股突如其来的两性感情价值观诞生，一种跨越文化、国界的“想象中的共同体”已经悄然形成。
无论如何，倘若翻看一切被拥趸奉为圭臬的“纯爱”文本，那么一些基本元素都在叙述中必不可少：男女主角在少年时代结识，舞台背景摒弃物质拜金气氛浓郁的大都市，以及作为最终结局的死亡或彻底别离。2004年，居住于大阪的普通工薪女性大岛道子因恶性软骨瘤，在21岁病逝，她与在东京的恋人河野实的情书，以《凝视爱与死》的题名被编辑出版，在一封接一封的录音带情书的后面，是对某种“逝去的美好时代”的回忆与憧憬——每一代沟通手段的技术嬗变革命，都衍生出全新一代的社会关系，而单纯的情书与录音带和生离死别一起，则构成了纯爱的基础。一如安东尼·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演变》中所说的那样：“在浪漫化的感情中，对他人的极度迷恋经过整合，形成了富于个性的追求探索；它将个体从生活的现实世界连根拔起，漠视正常的义务，并时刻考虑极端的选择和激进的牺牲。”
2008年初，正在为自己的电影新片《牛郎织女》而东奔西走的尹丽川在机场偶然读到了女作家艾米的《山楂树之恋》，她直言不讳地说这本书把自己“看哭了”。“因为自己是女性，再看电影、小说的时候个人代入感就会比较强吧。”尹丽川对本刊记者说，“它的悲剧性不在于男主人公去世，而在于女主人公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失去了爱的能力，因为在那个相对肃杀压抑的年代，这种感情唤醒了女主人公对于他人的信任，对于爱的信念等等东西。”作为《山楂树之恋》电影版的前导演和编剧，她解释说，之所以对这个年代久远、唯美气息浓厚的“纯爱”体小说有兴趣，是因为自己的本能强烈地感觉大众需要这样一个故事：“因为那个时候艳照门事件刚刚过去，给我的印象就是，我们在感情、身体上的底线已经被推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程度。这时候就应该矫正一下，应该给大众讲一点关于单纯的故事了，而且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做一个让人感动、流泪的东西。”
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纯爱”无疑是中国两性情感关系中不可回避的关键词，中国男性对于一种纯粹而理想化感情的追求，更因中国社会当下婚恋关系中物质财富考量干涉过多而显得尖锐而迫切。从笔名痞子蔡的台湾地区网络作家蔡智恒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到由天涯网友“三十”创作，累计点击量超过2亿次的《与空姐同居的日子》，既是Y时代青少年追求“纯爱”的经典模式，也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御宅族男性的生存宣言。两部著作的主人公职业，一为动画设计师，一为理工科大学在校生，从而营造了某种相对单纯的背景设定，进而将大都市消费主义时代一切复杂的两性恋爱关系伎俩手段彻底过滤。
与男性厌弃繁复的社交技巧与物质考量，而相对要求简化两性交往模式的情况相对应，日本电通消费者研究中心主管重本万里子认为，“纯爱”热潮的诞生与70年代后东亚人口中晚婚者数量，尤其是女性的急剧增加有直接关系，重现柏拉图式恋爱为中心，可以说是精神上的神圣恋爱的复权之战。在《华尔街日报》一篇名为《中国女性太挑剔了吗？》的报道中，日本上智大学(Sophia
University)比较文化研究所主任詹姆斯·法拉(James
Farrer)认为，尽管中国年轻女性在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与电视婚恋类节目中表现出对于未来伴侣经济实力的挑剔，但这仍然不能改变其在社会两性关系中的弱势地位。根据英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去年8月发布的调查报告宣称，到2015年，中国独立生活或已婚未育的年轻女性的总购买力将由2005年的1800亿美元增至2600亿美元，并在家庭消费方面拥有很大的发言权——78%的已婚女性负责为家庭日常开销做决定；与这种建立在极大物质丰饶基础上的选择多样性相对应的，则是某种无所适从的恐惧感。“以前也许思想和行为的禁锢比较多，你别无选择，如今面临那么多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选择的时候，可能会感到迷茫或受过伤害，干脆宁愿回到一种相对单纯或纯粹的状态中去。”网名“北京女病人”的情感专栏作家庄雅婷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它是一种先验的信仰一样的东西，女性的清纯、单纯，确实是一个男性判定下的价值观，但我们总是悲哀地发现，纯粹的东西肯定会改变、消失的。”尹丽川这样评价纯爱。然而，一些更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则提出，“纯爱”无非是东亚男性洛丽塔情结的一个变种。“任何对于日本独特的女性视觉缺乏认识的人，都不会了解到这种独特的性感。”本名利川裕美的日本著名独立女摄影师Hiromix说：“日本男性始终认为，独立与成熟的女性是对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希望她们永远保持在一个天真的状态。”——在影迷和文化评论家为《山楂树之恋》中“老三”和静秋是否拥有过真正的身体接触而大打口水仗的表象下，隐含的问题仍然传统，即女性价值是否依旧应该遵循传统，依靠其是否能够有效抵制来自异性的身体需求为核定标准。
“纯爱”如同某种模糊的信仰一样，在被崇拜、质疑、消解，但从未消失。“10年前，大家关注的是身体的解放，因为身体和欲望被压抑了太久。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灵魂，选择考虑回归到家庭和某种单一的长期关系中去，这也是一种螺旋式的女性意识回归吧。”尹丽川说。而庄雅婷则用一篇名为《谁的爱情污秽不堪》的博文，试图以一种开放式的回答解决这个悖论：“爱情到最后就是考验两个人的性格之间最忠厚的那部分本质，所以，这属于绝对实力，在此面前，任何阴谋诡计都不堪一击。不是所有的穷人都情深似海不离不弃，也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是始乱终弃的浑蛋。”
匹 配
“爱情是人类最基本的寻求配对的冲动。这不是性冲动——性冲动让你寻找能够成为性伴侣的人。而爱情让你同时只对一个人产生配对的冲动，并将你所有的精力集中于他一人身上，世界因为他有了新的中心。”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罗格斯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海伦·费雪为爱情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身为双胞胎，她从小就对人类感情与行为的生物学基础有着浓厚的兴趣。心理学家研究的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而她关心人性所共享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如此相似？
爱情，显然是最有趣的一个问题。人类学家在170多个社会中发现了爱情存在的证据。人们为爱情歌唱，为爱情起舞，所有的神话、诗歌、小说，都在描述一样的情感。它的力量如此强大，直教人生死相许。
费雪教授研究爱情、性与依赖已经有30年。她深信，爱情并非一种无可言说不能预测的超自然力量。就像压抑、愤怒、恐惧一样，它有它的生物学和化学基础，可以放到科学仪器之下进行观察和研究。
她的第一批实验对象是18岁到26岁之间的年轻人，刚刚坠入爱河，自称“爱到发疯”。
她将他们塞到核磁共振扫描仪里，观察他们大脑中与爱情相关的化学痕迹。
她发现，这些热恋中的情侣们在大脑底部附近有一块特别活跃的小区域——腹侧背盖区。这是我们爬虫类脑核的一部分，不受理智控制。正是在这个区域里，ApEn细胞制造了大量的多巴胺——一种天然的兴奋剂，并将它传输到大脑的各个区域。他们在中国做过同样的实验，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她相信这就是爱情的源头——作为奖赏系统的一部分，正是多巴胺系统给你强烈的动机和渴望，给你旺盛的能量，也给你持续的专注力，让你去追逐爱情。这也是为什么一对情侣刚刚坠入情网时，可以彻夜不眠等着看日出，没完没了地谈情说爱，从平常对你而言太过陡峭的滑雪坡俯冲而下。爱情让人变得大胆无畏、生气勃勃、甘冒真正的危险。
费雪教授的理论是，人类在数百万年的进化中，为了交配和繁殖发展出来三个大脑系统。第一个系统是性欲。这是一种动物性的冲动，由睾丸激素和雌性激素驱动。正是这些激素让所有人到了一定年纪，都会产生一种神经性的冲动，想要在人群中寻找性伴侣。
第二个系统是爱情系统。除了多巴胺之外，与这个系统有关的化学物质还包括去甲肾上腺素(让我们流汗、心跳加快)和血清素(一个人体内血清素水平过低会让人陷入疯狂，产生偏执的念头)。事实上，沉浸在爱情中的大脑，与精神疾病有某种相似性。你会出现强迫症的症状，渴望和思念像饥饿一样找上门来，甚至出现生理反应——忐忑不安、口干舌燥、掌心出汗。一旦与恋人的联系中断，就会让人陷入绝望。
第三种是依赖系统，一种从长期伴侣那里才能体会到的宁静和安全。依赖而至忍耐、宽容，这种宽容至少可以帮你撑过抚养小孩的这段时间。
这三个大脑系统并非界限分明。即使是偶然的性爱，随着性高潮的到来，除了多巴胺之外，你的身体还会释放“后叶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这些都是与“依赖”相关的激素。这就是为什么你与别人发生关系之后，会感到自己和他/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这三个系统中，爱情是比性欲更强大的一种驱动力。如果别人拒绝跟你上床，顶多伤点自尊，但如果别人拒绝你的爱情，很可能患上忧郁症，甚至闹出人命。
费雪教授认为，关于爱情的科学，最有价值的发现是，爱情是一种瘾，爱若甜蜜，人们沉溺其中；爱若苦涩，人们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在核磁共振机的观测下，失恋者的大脑中呈现出强烈的渴望、依恋和上瘾。他们不仅在精神上，也在肉体上承受巨大的痛苦。
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如此戏剧化的爱情系统呢？
费雪教授认为，我们之所以追求爱情，在某种程度上是遵循达尔文进化论的结果——通过爱情将两个特定的人绑在一起，并依靠这种牢固的关系生儿育女。
4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像黑猩猩一样生活在树上。那时候我们和所有的动物一样，彼此之间只有一种最原始的“动物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同样由大脑中的多巴胺系统驱动。世界上任何一种动物都不会饥不择食地寻找活物到处交配。在调查了100多个物种后，费雪教授发现，几乎每一只动物都有各自的心之归属。太老的、太年轻的、太脏的或是太蠢笨的，都会在交配的战争中惨遭淘汰。除非你把它们关在实验室的笼子里——如果你在笼子里度过一生，就没那么挑剔了。而且，动物间的吸引力是可以即刻产生的——一头大象有时会突然被另一头大象吸引。这大概也是人类“一见钟情”的源头。
但是，当我们从树上下来，被迫在地面生活，双足直立行走时，必须发展出更强大的爱情系统。因为在地面上，一个母亲不可能一手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手抱着食物，同时还能保护自己，所以她需要一个男性来保护自己和孩子。同样，一个男性也不可能保护许多个家庭，它的能力只够保护一个家庭。为了共同抚养子女，人类逐渐进化出爱情和依赖的大脑回路，最终演变成婚姻制度。
所以，这三个大脑系统是共同进化，各司其职的——“性欲”让我们想要寻找很多伴侣；“爱情”让我们一次只能将精力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依赖”则让一个人与伴侣绑在一起足够长的时间抚养子女。这三个系统深深扎根于人类的大脑中，莎士比亚称其为“尘世的烦恼”。
也许这就是人类自古以来所有爱情悲剧的根源——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是一个被创造出来享受快乐的物种，而是繁衍后代的物种。所以，两个人一旦进入长期的伴侣关系，维持大多数婚姻的因素不再是爱情，而是孩子、经济、寂寞、安全感、面子。
但是，也有例外。费雪教授的实验对象中有一组是50多岁的老年人，他们结婚都已超过20年，但仍然自称“在恋爱中”。一开始，她也不相信。但是，在他们的大脑中，她的确发现了与热恋中的年轻人一模一样的大脑活动。唯一的不同是，他们的大脑里与焦虑相关的活动消失了。与年轻人狂野强烈的爱情不同，他们享受的是一种更加平静温和的爱情。
是什么原因，使两个人在相处25年后，大脑中与热恋相关的区域仍然保持活跃？这还是一个未解的谜题。但这一发现本身蕴含了希望。婚姻并非爱情的坟墓。如果你不幸福，也许只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对的人。徐志摩诗曰：“我将在茫茫人海寻找我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不认命的人也是有的，伊丽莎白结了8次婚，是世上最愚蠢，但也最勇敢的女人。
茫茫人海中，谁才是与你最匹配的爱人？古往今来，痴男怨女们为这个问题困扰了数千年，所谓生辰八字、生肖配对、占星术、塔罗牌种种，绝大部分都是冲着爱情来的。
从占星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就是两人的某些行星之间发生了关系，从而带来了吸引的可能性。比如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聊得来，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月亮和水星之间有良好的相位——月亮代表一个人的内在情感和潜意识，水星代表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这样两个人相处，你会觉得对面那个人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你心里所想。这就是默契。
“爱情是正确的位置，合适的角度。”野云告诉本刊记者。野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系，在一家教育机构工作，过着高级白领的生活，但同时做着业余的占星师。在他看来，星座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它利用一个人出生时太阳系九大行星的位置，尤其是日月水金火，来推测一个人的个性特征。这与中国古人讲究生辰八字算姻缘是一个思路：也就是努力寻找一个人出生时间和性格之间的关系。你可以说它不科学，但不能否认它这么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实证经验。
不过，现在绝大部分报纸和电视上那种星座配对，是对占星术最肤浅的了解。如果盲目相信，后果不堪设想。我的一个朋友H最初对她老公动心，是因为他与她最好的朋友Y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他们的爱情果然很圆满。于是，Y也找了一个与H生日只差一天的男孩，结果收场很不好。H的生日差一天，就成了与周星驰同日。
心理学家是不相信一个人的出生日期与他/她的个性之间有任何关联的。但他们认为，我们会倾向于在同等的社会、经济背景、同样智力水平、同等的相貌，以及相同的宗教信仰中找到自己的爱人。童年的经历也会影响人们的爱情，但如何作用却无人知晓。
“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吸引，可以有很多原因，比如时机很重要，距离很重要，神秘感也很重要。但我想寻找的是一种更本质的原因。比如你走进一个房间，所有人都是与你一样的背景，同等的外貌、智力、社会价值观，但你并不会爱上屋里的所有人。为什么？”
为此，她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寻找与个性相关的生物学特征。最后根据人们如何显现多巴胺、血清素、雌激素和睾丸激素的性状，总结了四种人格类型。
第一种是“探险者”，这种人的多巴胺系统表达很强烈，他们往往有强烈的好奇心、创造力、喜欢冒险、乐观、精力充沛，政治上倾向自由主义。
第二种是Builder，这种人的血清素系统表达很强烈，他们往往传统、忠诚、谨慎、平静，交友甚多，尊重权威和规则。“探险者”和“Builder”倾向于同类之间相互吸引。比如一个“探险者”会爱上一个“探险者”，尽管他们感兴趣的领域也许完全不同。
第三种是“指挥者”，这种人的睾丸激素系统表达强烈，为人强势，有决断，逻辑性强，擅长分析，情感上自足。
第四种是“谈判者”，这种人的雌激素系统表达强烈，有卓越的语言技巧，善于表达，擅长交际，富于直觉和想象力，理想主义者，富有同情心。“指挥者”与“谈判者”往往是异类相吸。比如希拉里·克林顿就属于“指挥者”，所以她会被克林顿那种“谈判者”所吸引。
美国最大的婚恋网站match.com的子网站chemistry.com就是根据费雪教授的这套匹配理论设计框架的。到目前为止，全世界一共1000多万人填写了个性问卷，最后网站记录下谁选择了谁。目前，她正在对测试数据进行整理。也许几年之内，我们就可以真正理解大脑是如何为我们选择“灵魂伴侣”了。
角 力
我身边发生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他是警察，长期追求一个女孩子。她对他毫无感觉，一直咬紧牙关不松口。有一天他又默默地跟随着她，走到市区最繁华的商场门口时，她实在受不了，想逼他退缩，她猜测以他的职业是做不到的：“你不是想让我嫁给你吗？现在你跪下，我就嫁你。”
有这样的热闹看，人们能不围观吗？他没吭气，“扑通”跪下了，当着无数人的面。那女孩不得不履行她的承诺。一个女性朋友给我讲起发生在她朋友身上的事，神往地说：“真浪漫！”
我没觉出浪漫，甚至还闻到了一点血腥味。一个随时可以舍弃自尊的人，别的他同样能随时舍弃。梁羽生在《七剑下天山》里讲过一个类似故事，自尊与爱情的取舍。草原上最高傲最英勇的少年哈得庐向最美丽最高傲的少女阿盖求欢，阿盖也喜欢他，但一定要他臣服于自己，她要求他跪在裙下。哈得庐果真跪下了，少女们掩面，不忍看见她们心中的英雄如此受辱。阿盖笑了，想拉他起来，哈得庐用匕首刺死了她，然后自杀。临死前他唱道：“欢乐的时间过得短促而明亮，像黑夜的天空蓦地电光一闪，虽旋即又消于漠漠长空，已照出快乐悲哀交织的爱念。”
这首歌的名字叫《草原上谁是最倔强的人》。
刘若英在电影《征婚启事》中爱上一个有妇之夫，她白天用与不同男人相亲来麻痹自己，夜晚裹着床单，絮絮地给爱人打电话，哀求他回复，而那边，永远是答录机的声音。她求助于导师，导师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对“爱情”进行了一番说文解字的论述：“情从心从青。青是什么？绿色！绿色给全世界的感觉是一种生命或者再生的，所以当我们讲情的时候是一种循环的，它不是一刹那烧掉的，它是包含了很多的关心、体谅、责任，爱是没有责任的，爱是一种本能，譬如说爱是一种性，它是生物的、直接的、动物的，而情就必须要有更多的承担，更多的体贴。”
这就是我们对直系血亲的感情为什么叫“亲情”而不是“亲爱”，因为那是一种绵绵不绝、由生入死的长情。爱是瞬间的花火，在相遇的一刹那引爆，但火焰经不起持续强烈的燃烧。
演员关之琳说过一句话：“我相信爱情，更相信爱情不长久。”可以说，我们大多数人的爱情只有爱，没有情。当经过时间和相处的淬炼后，余下的你可以管它叫亲情、友情、同情、感激，或者别的，但不再是相遇时的心情。有首歌名叫《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在大多数分手情侣的内心，真正想唱的是《只要你过得没我好》。放手、成全是需要有大勇气的人才能做到的事。
人们在两性关系中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妄图控制对方，这种控制不仅是纯粹的占有欲，它很复杂，有爱怜，有母性，有较劲，有向他人证明“我能”的冲动……当其他的因素超过关怀本身后，这份爱就变质了，变得让对方无法承受，只想逃避。如果陷入了某种三角关系，这份争夺会变得愈发激烈。
当时间过了最激烈的那个点，当事人能冷静下来俯视自己的行为，会惊讶地发现：其实我没有那么爱他(她)。或者说，你爱上的不是那个人，你爱上的是你的爱情。电影里刘若英最痛苦的事不是那男人抛弃她，而是他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她对他的无情举动有着千奇百怪的猜想。对付女人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就是折磨她的好奇心。导演很仁慈，给出了一个俗套而让女性观众宽心的解释：他死了，死前还爱着她。
“放手”是说时容易做时难，导师给刘若英的另一个建议非常实用：“选择你所能承受的。”如果在当下，她必须给他打电话，不然会焦躁得爆发抑郁症，那就打吧！如果她必须要经过数轮纠缠，才能证明自己的愚蠢，那就闹吧！前提是尽量不要伤害他人。最后赢得战争的，往往是先撤出阵地的那个人。
我的采访对象都是我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她们在感情中使过各种小心思，结果却是“无招胜有招”，用力最猛的一脚踏空。“我爱你，但不需要你回应”，反而让男方束手就擒。当然，这一切要取决于承受者是个什么样的人，不可能用一种公式套在所有人身上，但能给对方更多的带来愉悦而不是麻烦，往往帮他坚定选择你。男女之间角力的“度”的把握，其实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保 质
除此而外，不是爱情。
肖邦和乔治·桑初次相遇，大肖邦6岁且雄性荷尔蒙充沛的乔治·桑觉得肖邦很害怕见人，可是不知道他怕的是什么，激发了她情感中的温柔一面，决定追求他，肖邦也很快坠入情网。中国人熟悉这段感情，主要是从一部叫做《一曲难忘》的电影中，将两人的爱情描绘成“金风玉露一相逢”式的浪漫之爱。
可是，真相没这么美好，两人感情迅速转淡，肖邦搬去与乔治·桑合住，整天作曲练琴，做完一天工作后才对乔治·桑发牢骚。乔治·桑说：他找我谈话，像是主人找女仆一样。恋情迅速消失。乔治·桑说：我的眼睛终于睁开来了，我再也不能让我的肉体和鲜血成为薄幸和邪恶的牧场。
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已经无话可说了。“好吗？”“好。”
浓厚之爱，转瞬成烟云，在这里，爱情完全没有保质的概念。不过，在人类漫长的文化形态中，这并非特例，爱情一般被定义为罗曼蒂克式的情感，要求处于爱情关系中的双方永远徘徊在花前月下，除此而外，不是爱情。
这也是俗话“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的由来——婚姻中的关系要保持在两人相吸的浓厚程度，并不容易。因为婚姻注定是琐屑而平淡的，所以结婚的人基本上不谈爱情。
16世纪时，蒙田谈到爱情，索性就认定爱情只存在于过去，现在陪伴在身边的人，无论是妻子还是情人，都不是爱情的对象，不存在“爱情保质”一说。他引用维吉尔的诗句：“我认出昔日情爱之火的余烬。”狂热之后，只有一些激动和余温，所以，蒙田觉得，婚姻中尤其不用提及爱情，婚姻中加上爱情不会使婚姻更加光彩，合在一起对两者都不利，他翻过来覆过去，就是说爱情的不易留存。所以，若是两人有什么好结果，也不会让爱情为伴，以爱情为条件，“它会竭力以友情为条件”。
蒙田的观念，是西方文化中一直主要存在的主流观念，最著名的文学作品中无一不奉行这种观念，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让达西和伊丽莎白·班纳特在恋爱期间终日勾心斗角，牵肠挂肚，终于在复杂的纠缠中认清了对方的心，关系也彻底简单下来。
到了两人终于成了正果阶段，聪明的奥斯汀仓促地用几段文章结束了她的小说，只交代两人住在哪里，婚后关系还算和谐，神经质的丈母娘也终于变正常了，既然要承认两人爱情的美满，所以就不能写婚后爱情的继续。因为，无论在当时还是之后的19世纪，爱情都被当做是没几年就过期的浓烈情感，即使不过期，婚后“王子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生活，作家也基本没兴趣写——过于平凡和无味了。这种观念事实上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前些年，某个续貂的女作家写了《傲慢与偏见》的续集，里面的伊丽莎白果然不安于室，与达西的表兄弟开始了调情和恋爱。爱情保质期何其短。
因为普遍觉得爱情保质期短，所以人们对不断恋爱的作家、诗人、勾引者反是大加赞赏。歌德就是例证。从少年时代开始，歌德就处于不断恋爱中，每一段罗曼史都被人们大加赞赏。歌德热爱少女鲜嫩的容颜，因为他的才华，他有了这种权力，以至于他生命中最后一段爱情——73岁时候与19岁的女孩莱维措的爱情——直到现代还是小说题材。没有人觉得，他还爱陪伴他多年的老妻克莉斯蒂安娜，因为她已经老丑，而且出身低微，只是魏玛的一个女工，虽然她陪伴歌德多年，而且爱她的老丈夫，但是人们还是对歌德那不停止的引诱女人的机械装置表示赞美。其实，很可能到了最后，歌德已经不再是用激情去爱，只是用某种习惯和常态去爱，写几首诗，和几封信，但是后世人们无一不对老诗人和少女的这种微妙的调情赞不绝口。
只有昆德拉，在20世纪，才表示了微弱的怀疑，他觉得，歌德和自己老妻并非没有爱情，相反，他和那些少女的所谓爱情，往往只是幻象，爱情的投射而已。可是，这显然没有爱情传奇化的意识形态有吸引力，整个18～20世纪，人们还是把爱情定位于浓情状态，更有科学家研究出来，两人浓情状态只能维持3～5年，剩下的，是友情，也是亲情，但不是爱情——这结论影响了很多人的爱情观。
爱情能保质吗？
很少有人对两个厮守到老的人的感情予以爱情的定义，相反，很多故事说的是这种感情的千疮百孔。心理学者林紫给我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两个一辈子在一起的老夫妻，在旁人眼中也是恩爱的范本，可是，在丈夫去世后，妻子在他杯子底下看到老先生刻的4个字：我要离婚。这样的故事很容易流传，因为适合怀疑爱情能保质的人的口味。
不过，R。利波维奇说得很明白：在爱情中，如果能区分相吸和相依的不同阶段，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你就能得到长期保质的爱情。在感情升华为相依的过程中，情人应该有彼此容忍和迁就的涵养，这时候，相吸时期的激情早就该过去了，这不是冷酷的现实，而是自然的现象，相依并不冷淡，反而很温馨。
女作家洁尘就对这点深有感触，她说：相依感情的美妙，其实一点不比相吸状态来得差。洁尘与自己的爱人在一起十几年了，她觉得，爱情过了相互吸引的高峰阶段，肯定会转入平淡，尽管所有的人都爱那个高峰。“因为高啊，浓度，热情，迷幻，都不甘于走下坡，可是，既然有高峰，就有低谷。不是有人说，高峰最多只有三五年吗？”两个人必须对感情不能维持在高峰状态有共识，如果一方不甘心，那么，就很容易彼此腐蚀，消耗，包括杀伤对方。“甜腻的感觉，说没有就没有了，谁都不甘心，可是，并不表示就没有替代品。”
爱情是成长的，过了甜腻阶段，可以进入第二阶段，彼此交付生命的状态，这个阶段，虽然没有第一阶段甜美加痛苦的精神那么紧张，可是以为生命交付给了彼此，所以有一种强烈的安全感，这种安全的感觉从内而外，从身心到灵魂，感觉一样非常美妙。
这种安全感建立在双方共同努力上，情绪上是稳定的。彼此稳妥，不离不弃。双方都觉得对方是自己的终身伴侣了，不信任感终于消失，不会把不稳定情绪发泄出来，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妥协，可也是美好的妥协。
在洁尘看来，不妥协的也大有人在，总有些人与众不同。“生命力特别旺盛的人，男女都有，我有个女朋友总是寻找那种高峰体验，你提到的歌德也是这样的人，他们的体质与一般人有异，可以经得起爱情狂暴阶段的那种神秘、甜美和痛苦。”
林紫告诉我，现代心理学将不断追求高峰体验爱情的行为视为一种疾病，因为已经“上瘾成症”，这种追求不可能完全满足，只能给自己带来痛苦。
而多数人，选择了和一个人的长相厮守，他们珍惜安全感，双方的智识水平相当，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彼此之间不仅仅为肉体所吸引，更多地为灵魂所吸引，对外界的诱惑也保持平常心，如果不能扶持着向前走，很容易将关系走坏。
文学作品中为什么很少看到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文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是两个价值体系。文学世界追求的是极端的力量，描写内容以生离死别居多，罗密欧和朱丽叶追求的是高潮体验，销魂不太会出现在平凡生活中。而现实生活奉为核心的价值观是平安、稳妥和屈服。“总不屈服，就断了，就毁了。”
洁尘说她一点都不觉得日常生活中的相濡以沫就平庸。三人吃晚饭，一碗是剩饭，丈夫正在想心事，并不用心在晚饭上，可是拿起那碗剩饭就吃，把两碗新米饭给孩子和妻子，对身边人的爱情是一点一滴地体现出来的。在她看来，爱情是慢慢成长到第二个阶段的，然后还会进入老年阶段，双方相依为命，同样很美。
心理学者金韵蓉对本刊说：千万不要瞧不起这种类似亲情的感情，它比起浓烈的爱情来，一点也不卑微。“激素分泌不那么旺盛了，一般两个人在一起，都会有反抗心态，夜里睡觉的时候大家都会想，都会怀疑，莫非我这辈子就和这个人在一起了？这是两人感情的必经阶段，思考对自己的爱情延续很有好处。如果你不去思考这个问题，反而会出问题。思考过后，往往会坚定自己的认识，对两人的爱情保质是有作用的，因为你会去更换你的感动体系，过去你为他带给你一束玫瑰而激动，现在你可能为他下班回家带给你的面包而感动，这不是屈服于现实，而是让自己柔软起来，爱人们在这种柔软状态中，才能坐卧自如。”
与洁尘的爱情阶段论有些类似，林紫觉得，爱情是会成长的。40岁的人，对爱情的认知会升华，也会加进更多内容，贪心会减少，平常心会增多，看重两人长相厮守的感动。“其实有点像两个人一起吃火锅，双方不断往里面加东西和调料，有的火锅到最后，汤越来越鲜美，两人往里面加的都是正面的东西，可是有的火锅到最后完全不能吃了，因为加进去不好的东西越来越多，爱情能否保质，在于两人往里面添加了什么。”
虽然文学家在小说中描绘的都是能搅动灵魂的爱情，可是，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折腾，他们渴望的是平静的生活。董桥在他的散文《从相吸到相依赖》中提到，英国小说家必利吉德80岁生日时写了一篇文章叫《与世纪同年》，文中有一段这样写他夫人：只要我把烟斗弄干净，坐下来展纸提笔，我就不再发牢骚了。我10岁就受文字魔力的驱唤。伏案4小时，什么时间观念都没有了，只觉得几分钟而已；我太太叫我下楼去吃好吃的中饭。她整个早上都在打字机前誊写我前一天写的东西，笑我拼音差劲，认不出我的蝇头小字还要自己加些别的字；她早知道文章打出来之后我一定又要改来改去，非要重打两三次不可；她也是个事事求尽善尽美的人。我们合作愉快；她的记性比我强；我照她的批评改文章。她总是客客气气打发掉那些打电话找我的人，还有那些势利鬼，老以为我活着就是为了读他们的论文和著作，老要我写书评，要我接受访问，发表演讲，替他们当咨询人。她还要经常应付那些不速之客，这些都是作家生活的克星。她比我年轻，比我有魄力。
能说这里面的平静生活不是爱情吗？
有人说过，爱情无药可救，唯一的良药就是越爱越深，所谓深，我们可以理解为温暖深厚的感情，换言之，就是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