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出版界，翻印洋书与中文古书已成为风气。有生意眼的洋文书翻印了固然能赚钱，没有版权的中文古书，集在一起印成所谓丛书，集成，文库，大系，大典之类的大部头，也很能捞一笔。而这些翻印的书，多半都是装订成洋装书。洋装书又有精装与平装之分，精装书除了封面用硬纸布面与烫金之外，装订方法是用线串，可以在桌上展开放平。平装则是用铁钉订起来，除非用手拿着，否则无法在桌上展开放平，是很坏的一种装订形式。薄一点儿的书，还没有多大阅读困难，一本几百页的厚书，不但放在桌上翻不开，而且在读到一半的时候，靠近装订线的一两行读起来就极为吃力，是一种精神虐待。所以我宁可多花一点钱买精装书，而不情愿买廉价的平装书。
　　目前国内出版的书有一个通病，就是印刷成本尽力压低，便只好用最廉价的印刷，最差的纸张，最差的装订。特别是翻印的通俗小说与古书，印装最恶劣——因为书商要减低成本，便将木刻古书上下两页缩并成一页锌版，原来的版本就已经不够清楚，经过缩小制版后，密集成为黑压压的一片，一翻开书便有一种压迫感，小的字迹根本不易辨认，读起来苦极了。我对这种廉价印刷的洋装古书，极为痛恨。连前几年我买了一本续订本的《正续编影印辞源》，笔画多的小字一点儿也看不出，要连着上下文去猜。这一巨册辞源摆在书架上，弃之可惜，翻起来真头痛。我想如果是能印得清楚点，再贵一倍，我也愿意买。
　　在一切趋于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当然不应该再发思古的幽情，提倡印线装书；而且线装书在今天的成本恐怕也绝不会低于洋装书。但线装书有线装书的好处，一本订得结实的线装书，绝不会比这些粗制滥造的洋装书使用的时间短。线装书唯一的缺点是不能装成厚厚的一巨册，一本百万字的巨著，用洋装一本即可，而线装则办不到。但这也是线装书的优点，拿在手中不像厚洋装书那么沉甸甸地压手，可以卷成一卷握在手里，行走坐卧都可以随意阅读。厚洋装书就没有这个方便，只宜放在桌上读，擎在手中十分钟便觉得吃力，躺在枕边读，一会儿手腕便酸痛，而兴致索然了。大致说起来洋装书好像西装一样，方方正正的，烫得笔挺架在身上，要将身子填进一定款式的模子里，而中装则是让身子去驾驭衣裳，没有必须保持的笔挺线条，不必担心弄皱了见不得人，行止坐卧均感舒适惬意，如线装书一样，可以随意捏在手中，或览或辍，可读可思，使人感到亲切而雅适。在推行复兴中华固有文化之际，线装书与长袍大褂，都应该予以鼓励。
　　很多人对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盛况向往，更有人倡议翻印30年代佳作，我是举双手赞成的。30年代已经是洋装书盛行的时候了，但我还是怀念30年代出版的线装书。这应该是线装书的黄金时代，再早的线装书，印刷与刻版太差，油墨太差，纸张也欠佳，看完了一卷书手指会染黑。但30年代出版的石印或铅印的线装书便考究得多了，非但纸张精良，印刷精美，装订也精致。我至今还对留在老家中的那一层层堆在湘妃竹书架上的线装书怀念不已。我幼时最爱的那几部书——像《石头记》、《水浒传》与聊斋志异等，都是用粉纸精印，绣像插图用工笔描绘，在双面的书页中间，再来一张白纸，免得背面的字迹透过来，用丝线钉牢，每一套书外面再用布面硬套套起来，开启处用两个牙签扣住，如今恐怕这些书再也无法拿到手了。今天要偶然看到一本30年代的线装书，如睹老友一样，会有他乡遇故知一般的加倍亲切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