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拍、拍假，在行内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也是拍卖行广受诟病的问题之一。
据记者采访了解，拍卖法过于原则、粗疏，政府部门监管缺位、行业缺乏透明度，是“假拍”长期盛行却很难查证的原因所在。
2010年，对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拍卖来说，似乎注定了是充满纪录的一年：几大拍卖公司你追我赶，拍品屡创天价，亿元成交与世界纪录一次次诞生。春拍如此，秋拍更如此。场内在疯狂，场外在兴奋。
一次次的天价纪录被刷新，不仅刺激着国人的神经，也吸引了海外的关注。更有人放言，文物艺术品拍卖的重心将从欧美转向中国。
虽时值隆冬，艺术品秋季拍卖的狂欢和亢奋还在燃烧，有人仍在得意地享受着这顿美妙大餐，也有人在盘算着2011年的春季拍卖如何能大捞一把。当然，与窃喜、得意、疯狂相对照的是，更多的人对此的疑惑、质疑和反思。
疯狂的秋拍
2010年12月28日，为期3个月的北京拍卖季落下帷幕。据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发布的消息显示，继2009年首次超过百亿元大关之后，本届拍卖季成交金额飙升至194.58亿元。其中，艺术品类成交总额167亿元，占拍卖季成交总额的86%。
秋拍继续演绎着春拍的传奇，中国书画作品和文物成交价连续过亿，不断刷新纪录。中国嘉德秋拍中，王羲之草书《平安帖》成交价3.08亿元，明代陈栝长卷《情韵墨花》以1.14亿元成交，李可染水墨巨制《长征》以1.075亿元成交。北京保利5周年秋拍中，南宋宫廷画《汉宫秋图》1.68亿元成交，北宋年间宋徽宗御制清乾隆御铭的“松石间意”古琴成交价高达1.37亿元，刷新中国古琴拍卖世界纪录。翰海2010年秋拍中，徐悲鸿写实巨制《巴人汲水图》以1.71亿元成交，刷新徐悲鸿作品拍卖最高价，打破近现代书画作品拍卖纪录，同时创下中国绘画拍卖成交世界纪录。
对比保利、嘉德、瀚海、匡时、西泠五家拍卖行2010年春拍和秋拍的成交状况，同样可以明显地发现拍卖市场成交额的扩大。2010年春拍，5家公司合计总成交额仅为约85亿元，而秋拍时总成交额已达139.6亿元，涨幅超过6成。
2010年11月20日晚举行的嘉德2010年秋拍“清代宫廷艺术集萃”夜场拍卖中，王羲之作品草书《平安帖》，经过20多轮竞价，最终以2.75亿元人民币落槌，成交价高达3.08亿元，成为秋拍中最贵的拍品。
据了解，此次夜场拍卖，嘉德共推出25件拍品，总成交价高达6.94亿元，成交率为80%，其中有两件拍品成交价超亿元，除了备受瞩目的王羲之作品外，明代陈栝《情韵梅花图》也以1.015亿元人民币落槌，成交价达1.12亿元。
中国艺术品的拍卖历来都是北京主宰天下，但今年南方市场的表现也很抢眼。2010年12月13日下午，西泠印社秋拍现场，古代书画作品专场中八大山人的《竹石鸳鸯》从3500万元起拍，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竞价过程，最终以1.187亿元价格成交。这是南方艺术品拍卖市场首次单件拍品过亿元成交。
据记者统计，截至2010年12月28日，去年秋拍中，国内拍场产生的亿元以上拍品已有7件。中国拍卖市场进入“亿元时代”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有评论说，以往由藏家主导的收藏江湖，开始转变为由资本驱动的投资高地。
“砥柱铭”风波
虽然嘉德的《平安帖》在秋拍中拔了头筹，但纵观全年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在保利春拍中成交的《砥柱铭》才是2010年的“冠军”。
2010年6月3日，在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举行的春拍中，北宋书法家黄庭坚的《砥柱铭》以3.9亿元落槌，加上12%的佣金，总成交价达到了4.368亿元。
这一成交价创造了中国艺术品拍卖新纪录，也是到目前为止的最高成交纪录。此前的最高纪录是2005年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创造的约2.3亿元。紧随其后的，是同样在北京保利以1.69亿元成交的明代吴彬的《十八应真图》。
这个最高成交纪录，不仅让全球对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刮目相看，更让保利公司名扬天下，风头盖过了一向是行业老大的嘉德。
在一片惊奇和喝彩的同时，质疑声也随之出现。有人怀疑这是一场局。换句话说，是假拍。当然也有人怀疑是拍“假”。因为对这幅书法作品的年代和真伪，学术界一直有争论。
“对一幅有争议的书法作品，买家竟敢出如此天价购得，让人产生一种自拍自买、同行勾结下的炒作拍卖之感。”业内人士潘彦伯如此写道。
8月初，北京一家报纸率先“发难”。报道中表示，有位业内资深人士曾向某媒体记者透露，他从可靠渠道获悉，《砥柱铭》拍卖可能是一场极其严密的局，3.9亿元的落槌价是虚的，实际成交价据称仅为8000万元。
检验交易真实与否的最核心证据应该是纳税额。而另有业内看法是———因为外界无法取得真实数据，特别是某一拍卖品的单项纳税额，所以很难确定哪件拍卖品存在做局或假拍。不过，明显偏低的纳税额从整体上能反映出一些问题。
为了搞清真相，该报记者还去税务局、工商局进行了查询。文章说：“东城区地税局有关负责人表示，2010年保利春拍已经缴税，但纳税额属保密范围，无法对外公布。”这位负责人进一步表示，“北京保利所缴税款为春拍活动的整体税款，并非每一件拍品的纳税明细。”他还表示，“从纳税绝对额来看，北京保利在东城区算不上纳税大户，但从行业细分看，保利在拍卖行业是首屈一指的。”
文章还写到，北京保利近几年的纳税数据，也与拍卖总成交额难以匹配。根据《国税总局关于加强和规范个人取得拍卖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根据拍卖品的不同，分三种方式征收，即：能提供原值的，以转让收入减去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基数，按20%税率缴纳；不能提供原值的拍卖品则按转让收入的3%计税，经文物部门认定的海外回流文物则按转让收入的2%计税。以北京保利2005年至2008年拍卖总成交额为基数，即使按一般认为最普遍的3%的税率征税，应缴税款也比实际纳税额高出许多。以2006年的数据为例，北京保利拍卖总成交额为8.19亿元，折算成落槌价为7.31亿元，其应缴税款在2000万元以上。而当年，其实际纳税额仅为311万元。
这篇发表于2010年8月20日的文章最后说：被卷入“做局”漩涡的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未能提供真实成交凭据，也没有接受记者针对“假拍说”的求证采访。
这篇报道发表后，因其调查相对客观严谨，在业内引起极大轰动。保利再一次赚足了眼球。
仅隔6天，该报又发了一篇后续报道，称保利向该报出示了《砥柱铭》纳税发票，向外界澄清《砥柱铭》并不存在“假拍”或“做局”的情形，其真实成交价确实为3.9亿元，缴税780万元。据称，这是北京保利成立5年来，首次向媒体公开拍品成交纳税凭证。
虽然保利对外公布了《砥柱铭》纳税发票，但这并不能完全解惑释疑。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公布纳税凭证不能完全证明其并非‘假拍’,毕竟缴税比例才2%，有心人士未尝不可以小博大”。一位业内人士说。
对于该报提到的保利存在的其他疑点，保利也没有给出充分的说明。
亿元时代的监管
其实，假拍、拍假，在行内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也是拍卖行广受诟病的问题之一。
近年来，已有数家或大或小的拍卖行为此被告上了法庭。唯有这次《砥柱铭》风波最大。有人说，可能是这次保利玩得太大、风头太劲所致吧。
《砥柱铭》风波的烟雾未散，秋拍再演传奇，亿元拍品一件接一件地出现，其疯狂大大超过了秋拍。一些中国古代书画拍品，其真伪在拍前虽然引起各方争议，但是最后的成交价还是动辄数亿元，屡创拍卖新纪录。业内的质疑声随之出现。
对于天价拍卖“做局”的目的，业内人士潘彦伯撰文分析称，有两种可能，一是洗钱或避税；二是为炒高艺术品拍卖行情。也有人分析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拍卖公司为了扩大影响。
著名收藏家郭庆祥认为，有不少艺术家的作品在拍卖会上的拍卖价格往往远远高于其平时的市场价。这其中既有偶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人为的操纵。他说，不实拍卖与制假贩假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其危害相当大。
据《法治周末》记者采访了解，拍卖法过于原则、粗疏，政府部门监管缺位、行业缺乏透明度，是“假拍”长期盛行却很难查证的原因所在。
据记者了解，文物艺术品拍卖活动中涉及的政府监管部门有文物、工商、税务、商务等部门。文物行政部门对文物类拍品进行拍前审核管理。涉及违法违规拍卖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成交和纳税情况由税务部门监管。行业管理属于商务部门。
北京盛峰律师事务所主任于国富律师对拍卖法颇有研究，也谙熟业内情况。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于国富说，“假拍”的出现与缺乏监管有关系，但拍卖法的滞后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他说，关于对拍卖的监管，拍卖条款基本涵盖，但过于粗疏，如“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并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拍卖人不得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不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等。这些规定就很难监督。
他说，从拍卖理论上讲，拍卖也是商事行为，应该遵守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的原则。但它又是特殊的交易方式，完全按民法、合同法、消法等要求，就没必要制定拍卖法了。他说，拍卖法的修改，应该进一步细化，防止假拍等作弊行为的发生。
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令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由于拍卖法对“假拍”没有具体规定，这种造假行为很难受到监督和制裁。他建议，应修改拍卖法，增设信息公示条款，规定拍卖成交后的某些程序和信息应向社会公开，比如交易记录、缴税凭证等，增加透明度和可信度。
王令还说，假拍，说得不严重，是欺诈，对社会的欺骗和误导，说得严重些就是诈骗。他说，假拍的出现主要是监管的责任。一些部门对拍卖行的监管缺失，甚至默许“假拍”的存在。比如，假拍是不用付款的，如果税务加强监管，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加上拍卖行佣金的税，这是很大的数字，这就会大大制约假拍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