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锭银
在我国收藏史上，明代之前，以皇家的宫廷收藏和士大夫阶层的收藏为主。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因为江南地区商业经济的繁荣，富商巨贾跻身艺术品收藏行列，商贾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对珍稀艺术品的竞相购买，促使艺术市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促成了晚明和清初两次收藏热。
明代学者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述了当时社会上书画古玩收藏之风的兴起：“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明末清初大玩商吴其贞在《书画记》中说：“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是否拥有古玩、会不会鉴赏，成为衡量商人雅俗的标准，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商人们“不惜重值争而收入”，而古玩商则“闻风奔至”，商贾收藏的情形可见一斑。
当年财力最为雄厚的是徽商，关于徽商收藏的记载不胜枚举。《书画记》中曾提到的“巨富鉴赏吴新字”，名吴希元(1551-1606年)，字汝明，号新字。吴氏好风雅，平时“屏处斋中，扫地焚香，储古法书名画、琴剑彝鼎诸物，与名流雅士鉴赏为乐”。所藏有王献之《鸭头丸帖》、阎立本《步辇图》和颜真卿《祭侄稿》等巨迹，吴希元共有子五人，以凤字排行，“故时人呼之为五凤，皆好古玩，各有青绿子父鼎，可见其盛也”。徽州的朱芝台，曾将青绿铜器一宗售于“五凤”，得一万六千金。詹景凤谈及徽商鉴赏风尚云：“吾族世蓄古书画”，对于宋元名家作品，他们“每一轴价重至二十余金不吝也”。
汪道昆《太函集》里也记载了一些徽商的收藏情况。如吴伯举，贾于扬州，“脱遇法书名画，钟鼎敦彝，辄倾橐购之，不遗余力”。陈长者，“居常屈首抱几，自六经以及百氏无所不窥，凡金石古文、名家法帖，手摹指画，务得其真，无所不习。绘事则自皇唐以迄胡元，名品则自宗器以迄玩物，无论百金之价，什袭之珍，无所不购。”寄籍嘉兴的歙人汪玉是晚明著名收藏家，其祖父汪怀荆和父亲汪爱荆均为徽商，家有凝霞阁、墨花阁储藏书画古玩等。汪玉家族所藏书画古玩甚丰，江南著名鉴藏家董其昌、李日华等均曾前去观赏。汪玉继承了家族的大量艺术藏品，并不断与嘉兴其他收藏家如高明水、项德新，交易人王越石等进行交换或买卖。
商贾收藏自然免不了附庸风雅之嫌。商贾虽然有钱，但在当时社会地位不高，身份欠雅，他们不惜重金购买古玩字画，也是对自己的一次“包装”。《万历野获编》中说：“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对徽商的收藏行为颇有微辞。但商贾中也不乏富收藏、精鉴赏的人，如苏州商人归希之，趁明清易代之际，购买了不少唐宋名迹，拒绝售给官家和财主，不少士大夫都乐意和他交往，而经他鉴藏过的墨迹，很少有赝品。
附庸风雅也罢，真心赏爱也罢，晚明清初商贾的收藏活动，使艺术品免遭散佚和损毁，在传承我国古代物质文化遗产上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