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物价突涨，看似来得很突然，实际上是发展模式多年累积后，诸种内外因素集中爆发的规律性结果。
涨！虽然2010年还没有结束，但早已有好事者将其选为今年的年度汉字。
从10月份CPI“冲4”，到11月份CPI“破5”，一次次数据的公布，就“犹如一颗颗重磅炸弹引爆，市场十分震撼”。
除了百姓感受最深的食品外，汽油柴油、有色金属、煤炭、棉花、钾肥、快递，等等，也是“涨声一片”。
遭受煎熬的不仅是普通百姓，通胀压力的上升变化也对国家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何在控制通胀预期和保持经济增长之间取得令人满意的平衡，并不容易回答——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的风险、中国经济仍未进入新的增长通道、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各经济部门冷热极度不均一个个纷繁复杂又相互交织的难题，宏观调控，可谓“多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们看来，引发此次物价突涨的原因很多，既有全球性因素，又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增长模式和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货币超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放眼未来，在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通胀或将成为一种长期压力，对此，宏观的对策在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削弱通胀威胁。
金融危机+美元霸权
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且不仅来源于中国的货币。此前，对于10月份CPI的飙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就直言“美国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已成为国内物价上涨的新推手。”
金融危机后，美联储连续两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11月推出6000亿美元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此前截至2010年3月第一轮量化宽松结束，美联储购买了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750亿美元的机构证券，累计1.725万亿美元左右。两者合计，给全球市场释放了2.3万亿美元流动性。
上述措施阻止了美国经济“如自由落体般崩溃”，却导致大量资金涌入大宗产品市场，加上新兴经济体率先复苏所引发需求预期，大宗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据美银—美林证券的估计，在美联储推出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后，包括原油、铜以及贵金属等商品价格上涨了约15%。
此时，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未能成功启动发达经济体内部的投资和消费，反而导致本币贬值，过剩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加速流入新兴经济体，引发资产泡沫，刺激这些地区的通胀率先回升。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作为主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国和潜在汇率升值国，热钱涌入和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尤为明显。
于是，与上次全球性通胀不同，此次“东边日出西边雨”：一边是以美欧日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失业率高居不下，持续面临“通缩”风险；另一边则是新兴市场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愈演愈烈，通胀迅速抬头。
不过，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的张茉楠眼中，这只是问题的表面。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之所以会成为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泄洪区’，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是全球货币政策的实际制定者，美元霸权的全新模式在驱动全球经济，中国也被完全纳入到美元的全球循环之中，而危机中的美国恰恰在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来转嫁危机。”
她向本刊记者阐述道，一方面，美元不再有黄金储备的束缚，其支柱虚拟化为美国提供的债券和金融资产，为美国大规模对外提供流动性打开了大门，造成了全球空前持续性的流动性膨胀。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日益成为全球生产制造基地和各类制成品出口基地。此时，凭借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在用最低的成本支配和使用全球资源的同时，也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纳入到美元的环流之中。
“当今的货币制度赋予了美联储以全球中央银行的权利，却没有任何有效的责任制度约束。”张茉楠谈到，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已经导致全球系统性风险，环流当中的其他国家只能被迫承担通胀的煎熬。
2010年，中国前所未有地感受到美元霸权的掠夺力量。
货币超发+经济“泡沫化”
采访中，多位专家一直强调，此次物价突涨，除了国际通胀的输入和全球资本的流入，中国自身快速增长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也是重要的推手。
“中央政府4万亿的紧急救助计划以及与之配套的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大地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量。这些货币即使完全进入实体经济也不会一下子全部用掉，人们会为暂时闲置的资金寻找用途，这些货币会进入虚拟经济、流通领域、房地产市场，会整体地推高物价。”在有关专家看来，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逻辑。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流动性也不是一时累积的。”因此，如果仅将中国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怪罪于应对金融危机爆发的措施，仍有不足，这里有中国发展模式的必然性在。
“这是一个常年货币超发的累积效果，不是某一个时点货币发多了，也不全是反危机这两年货币信贷膨胀的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如此表示。
统计数据显示，自2002年以来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年均增长率保持着23%的水平，截至今年9月底，M2的供应总量达到了69.64万亿元，远超过美国的8.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而GDP只有美国的1/3。
在西方经济学界，一般采用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来衡量货币是否超发。目前来看，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在1以下，而新兴市场国家则相对较高，货币供应量一般为GDP的1～1.5倍，超过2倍的很少。但到2010年9月底，中国的GDP总量为26.866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是GDP的2.6倍。以此指标来衡量的话，中国的货币已经属于绝对超发。
那么，中国货币超发为何持续多年呢？在专家们看来，这里面首先是存在一个“货币被动超发”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重工业的依赖性很高，我国目前的投资率超过40%，远高于其他国家水平。”张茉楠表示，大量投资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而过剩的产能只能由国外需求所吸纳，这就成就了“外贸依赖”。
如此一来，庞大的贸易顺差加上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以及无孔不入的“热钱”，一起汇成进入中国的外汇洪流。在人民币稳定汇率目标的硬约束下，央行不得不动用基础货币大笔购汇，一方面形成巨量国家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就对内转成越来越多的广义货币存量。
“从数据上看，自2003年开始，中国每年市场被注入的净头寸都是大剂量的。尽管这段时期中国央行很忙，但依然无法对冲掉外来之水。我们知道，这个注水泵叫‘外汇占款’。”刘煜辉说。
根据不久前公布的数据，10月份，中国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高达5190.47亿元，创30个月来新高，环比大增79.27%。
对此，张茉楠直言，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已经达50%以上，成为影响我国基础货币供应最主要的因素，货币超发的外生性风险急剧放大。
不过，从更深层次分析，中国式的“货币超发”是由多年来经济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不仅原有的经济领域体量迅速增大，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原有体制束缚的放松，不断涌现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市场领域，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货币发行作为支撑。
“这就如同种地，不仅是把原来农田的单产提高了，而且还开辟出了许多新农田，这些新农田必然需要有足够的水来浇灌，否则就不会有任何的收成。”一位专家形象地说。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依照西方经济理论所计算出的所谓“货币超发”，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对中国而言，一定程度的“货币超发”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此种行为虽持续了多年，却并没有必然地引发通胀。
那为何偏偏在此刻通胀压力却急剧加大了呢？
答案还需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上来寻找。张茉楠分析认为，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
但是近年来，由于红利的减少，劳动力、土地、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过剩产能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制造业行业利润率越来越低，不仅靠实业起家的众多民营企业纷纷“逃离”实体经济，一些大型国企也“不甘寂寞”，当这些资产领域产生的预期利润率大大超过或者成倍超过制造业的利润率时，它就会导致制造业的空心化，从而引起大量资金“出逃”制造业。
“这意味着，作为经济植被的制造业和民间实体投资越来越贫瘠，整个经济的蓄水能力下滑，一遇到洪涝灾害，水就没地方去，一旦再挤压房地产，即使一点点的水，也会引发物价的泥石流。”
她强调，“本来，如果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能够顺利实现，经济就会重现健康高速增长的情形，过剩的流动性也会找到新的‘归宿’。但眼下，产业升级的过程并不顺利，超发的货币要么继续吹大泡沫，要么充当投机资金，结果都会加大通胀的压力。”
刘易斯拐点+要素价格回补
即便没有货币超发，中国依然有持续通胀的可能。
“当前的通胀压力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长期以来失衡要素价格的一种回补。”张茉楠表示，从全球范围看，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基础相对落后，只能主要以原材料和初级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深加工产品交换，而由于国际竞争激烈以及现有国际价格体系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产品被迫接受较低的价格，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想生存，只能寄希望于较低的生产要素价格，而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
“这些生产要素包括成本较低的劳动力、低估的人民币及各种资源类生产要素。”她表示，这些价格被低估的生产要素成为近几年中国投资、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随着中国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接近尾声，曾经的人口高红利时代或将面临终结。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将面临经济学界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即多数发展中国家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其突出的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缓慢；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工业若要继续吸纳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从而推动社会总体通胀水平的提高。
从目前来看，国内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50%，新增劳动力的减少正使得劳动力价格弹性增大。实际上，近年来工资上升加快正在一波接一波的“民工荒”浪潮当中显现出来，再加上政府对能源、资源价格机制理顺的要求以及节能环保成本的提高，都会对物价上升形成额外的推动力，并最终转变为真实的通胀感受。
“2003年以来，中国物价上涨的一大动力来自食品价格。”刘煜辉谈到，一般人很容易把农产品涨价与短期供求联系在一起，比如气候和自然灾害。
“但最近十年来中国大多数农作物的价格都能画出很明显的趋势线，而短期因素是无法画出趋势线的。”因此他认为，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关键是存在趋势性因素——人工，“这就不难理解耗费劳动力大的农产品价格涨幅大，如棉花、蔬菜的价格涨幅远大于谷物的价格涨幅。”
不过在他看来，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后，似乎不仅仅是由于渐行渐近的“刘易斯拐点”，更直接的原因，是近年来资产价格的大幅提高。
“当刘易斯拐点迫近之时，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来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而常年的货币超发所致的经济泡沫，使得这一切来得更加急促。本来中国的劳动力红利的释放或可以更均匀、更持续一些，甚至我们广袤的国土和区域差异可以使得这一过程有足够的纵深，但当下内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同时快速地上涨。”他说到，“我们不得不回望货币泡沫，某种程度确是泡沫吞噬了中国的要素红利。”
调结构+降速度
随着CPI不断创出年内新高，通胀预期被推至“风口浪尖”。为了稳定物价，保障群众日常生活，从11月中旬开始，国家密集出台措施平抑物价，全面向通胀压力“开战”。
先是“国16条”出台，后是六个国务院督查组，赴18个省区市督促检查工作，同时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粮食局等部门也加大了粮、糖、油储备投放。
显然，行政手段只是临时措施，因此，为了应对流动性过剩，经济手段也有了新的动作。于是，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和加息接踵而至，货币政策正式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
然而，管理通胀预期，仍然需要战略性部署。
“对付经济周期性的小型通货膨胀或可以用货币政策搞定，而对于中国这种由经济结构发生质变而导致的通货膨胀不能单单从货币政策上做文章。”张茉楠认为，由于货币政策某种程度上失去独立性，中国想以量化紧缩对抗美国量化宽松效果未必尽如人意。
“我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根基深、治理难度大。从目前对流动性成因和传导机制的分析，流动性尚无‘拐点’。短期内，央行可继续通过准备金率、央行票据、资本管控等手段遏制贷款扩张，抵御热钱，但是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和效果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她说。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此次通胀压力加大的成因，不仅仅只源于过剩的流动性，更与我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当前的发展阶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例如，当前要素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成本上涨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必经阶段。因此可以预见，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价格上行的压力，并且这种价格上行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也恰恰是国家上调明年通胀预期指标的根本原因所在。
针对这一状况，有专家表示，要缓解劳动力成本上升给通胀预期造成的压力，就必须要对现有的财富分配制度进行改革，让社会财富更多地向提高劳动者收入方向倾斜，这样既可以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其应对通胀的能力，又可以在满足劳动力成本提升这一客观要求的同时，不至于推高未来通胀预期。
举例而言，企业的营业收入大体由利润、税收和成本三部分构成，而这也往往决定了商品的价格。因此如果成本上升，企业一般都需要通过提高价格来保持一定的利润，从而也就增加了社会通胀压力。所以，在成本上升的同时，能够减少部分税收的话，企业就不必提高价格，社会的通胀压力也自然得到缓解。
不过在张茉楠看来，从更长远的角度分析，未来中国要有效控制通胀，就必须重新审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立场，摆脱治理成本日益加大的对冲操作模式。要以解决内部失衡为主要着力点，化解引发中国通胀的结构性矛盾。
“管理通胀预期要实现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关键是要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提高劳动者收入，让劳动者收入的提高跑赢通货膨胀，这才是正道。”她谈到，其实西方国家在处理上个世纪的滞胀时也是通过采用“供给学派”的方法，鼓励企业更新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才得以成功，而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当前的中国。
“虽然结构调整往往意味着经济主动地有效减速，但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而言，必须要忍受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刘煜辉最后表示，“现在的发展速度是违背经济内生规律硬推上去的，若施以重手挤破泡沫，很多棘手的问题会立刻化身为幽灵从盖子下冒出来，在没有把握处理的情况下，只能捂住，但谁又能保证更长的时间内，这些幽灵不会进一步演变成更加难以对付的魔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