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 皇家艺术收藏账本
2010-12-17   作者: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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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在拍卖市场上屡创天价的数件古代书画精品,均著录于同一部书《石渠宝笈》。日前,随着北京故宫版《石渠宝笈》的出版,“皇家艺术收藏账本”的神秘面纱也由此揭开。
  “流传有序”素来是藏家考量古代艺术品价值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一批为《石渠宝笈》所著录的古代书画精品,如王羲之草书《平安帖》、南宋《汉宫秋图》、恽寿平的《载鹤图》、马远的《溪山秋爽图》等,在拍场上屡创天价,印证了“流传有序”作为判断艺术品价值的重要指标,越来越为藏家所看重。由此,海内外藏家对于一部藏于北京故宫地库的清代皇家书画藏品著录书——《石渠宝笈》的收藏与阅读期待亦日益强烈。
  12月15日,《石渠宝笈》的首部原大线装影印双色版本由紫禁城出版社和“三希堂藏书”合作出版,定价12.8万元,首批限量200套。北京故宫版《石渠宝笈》影印自清内府藏朱丝栏精抄本,此底本于2009年6月9日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原本纸为连四纸,朱丝文武栏刻版刷印,提抬手画补边栏。此次北京故宫版《石渠宝笈》依照原书形制分装54函235册,四眼订。封面为藏蓝湖绫,明黄绫签,函套为织锦,无论形制还是材质无不追溯原物,旨在完整再现皇家秘本原貌。
  《石渠宝笈》分初编、续编和三编,清乾隆八年开始编辑,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三编至嘉庆二十一年始告完成。全书修编定稿后,指定专人以精整“馆阁体”小楷缮写成朱丝栏抄本,分函加以保存。《石渠宝笈》原抄本完整存世的仅有两套,分别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世人难睹原貌。
  《石渠宝笈》的编纂以贮藏地编次后,又按照册、卷、轴等不同装裱形式著录,集中了张照、梁诗正、励宗万、董邦达等大批馆学之士对清廷内府所藏自晋、六朝、隋唐到清朝历代书法、绘画、碑帖、缂丝等书画藏品的研究、鉴定成果。除去对历代藏品的名称、质地、尺寸、款识、前代鉴藏印记、题跋以及清内府印记、乾隆皇帝过目的题跋诗文进行详细著录,张照、梁诗正、励宗万等鉴赏大家对作品观感的简洁描述,寥寥数笔让古代书画作品的神韵和气象跃然而出。
  作为书画研究和书画鉴定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国人早就看到《石渠宝笈》的价值,曾有过多次缩印出版。但诸多版本均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为底本,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内容略有不同,且各个版本均为单色缩印,难以完整呈现原书朱栏玉楮、纸墨莹洁的精美风貌。日前,针对不同版本的差异性问题,紫禁城出版社副总编、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线装影印版责任编辑刘辉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有人说这是一本“皇家艺术收藏的账本”,请解析一下“账本”的含义。
  刘辉:我们在学习书画史的时候,都会提到《石渠宝笈》“是中国书画史上著录的集大成之作”。这是我们今天看待这本书的眼光,但这样一本书,当初编著的时候,意义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乾隆皇帝要知道自己家有些什么书画、碑帖、缂丝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在哪儿了。所以,它的编排是按照收藏地来编,今天看来,这是个很特殊的体例,其实不方便今人的查阅。比如说,从《石渠宝笈》中我们可以看到,放置在重华宫的东西很多,占到很大比例,因为这是乾隆皇帝当皇子的时候生活的地方。他后来在重华宫结的婚,当上皇帝后,逢年过节在这里跟大臣吟诗作对。这是一个很风雅的地方,乾隆皇帝对这个地方也很有感情,所以书画作品放置的就多些。重华宫现在仍保持乾隆时期原状,还有一些作品收藏在那儿,现在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说,编这个书的目的就是——我们家哪个屋子里藏了什么东西,我得知道。

  日报:这个版本与过去的缩印版不同,它更强调收藏价值,按原作形制影印,没有页码标记,没有索引,相对来说,查找比较困难。如果藏家要把它当工具书,应该如何使用?
  刘辉:市面上流传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缩小影印版的《石渠宝笈》的定位是工具书,他们编了索引。而北京故宫原大影印版的《石渠宝笈》更大的价值在于强调这是一个收藏品。从材料选择到编排装帧方式,追求的是呈现珍贵古籍的原貌,没有索引,查阅的方式可能比编了索引的复杂一点。但查找的乐趣可能也正在这略微复杂的过程中。查找的方法很多,比如,紫禁城出版社曾经出过冯华版的《石渠宝笈密殿珠林索引》,依据这个索引,基本上能够查找任何一个版本的《石渠宝笈》,各个版本虽然略有差异,但差别不大。再者,你要查某幅作品是否著录于《石渠宝笈》,可以根据作品上的钤章进行查找。第一,绝大部分著录的作品都会有印章说明它收录到《石渠宝笈》的哪一编中,或者是“石渠宝笈”(初编印章)、“宝笈重编”(续编印章)、“宝笈三编”(三编印章)的章,这样就知道了分编情况。第二,因为是按收藏地编录,则进一步根据“殿座章”进行查找。依据画面上呈现的钤印,如“三希堂精鉴玺”,或“御书房鉴藏宝”、“重华宫鉴藏宝”的钤印,这样就会找到收藏地的那几卷;第三,收藏地的分卷中,又列出总目,总目又按照列朝人书迹、国朝人书迹,抑或列朝人画迹、国朝人画迹,或者皇帝御笔等分类项,其次又按照册、卷、轴等不同装裱形式分类,在这些细的分类项中查找,就很容易找到了。这次出版,已经将总目印刷成小册,方便大家核对。这样的查找过程虽然复杂,但是很好玩,找到的话,很有成就感。

  日报:著录的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复杂的情况,是否也增加了鉴定的难度?
  刘辉:著录的作品在流传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很多复杂的情况。比如,一件作品被分成好几部分,分别被不同的机构或个人收藏,或者原来是两件作品,却被后人重新装裱成为一件作品;另一种较为少见的情况是,有些作品有某些印章,但是没有被著录,有的被著录了,但是又没有或者缺少某些印章——问题非常复杂,但大部分有规律,比如一般来说,《石渠宝笈初编》在钤印方面,上等有7个印章,次等有5个。
  编辑过程中,我们也请教了很多专家。但因为著录涉及的作品从魏晋到清朝嘉庆年间,年代的跨度太大,门类繁多,很少有专家能对各个朝代、各门类的作品有一个贯通地研究。说到钤章的问题,如果章缺少了,说明有其他的“情况”发生,为什么作品上盖着“石渠”的章,但是没有著录?有专家认为,如果它章不全,说明是备选,最后没有选录;也有的专家说,因为成书过程时间太长,起初是备选收录,但是这个过程中被皇家赏赐出去了,就有可能盖了章,但是没有著录。而著录了,但是找不到章的,也是有的,比如作品被分割了,章可能在别的部分。比如,《睢阳五老图》,现存状况为作品分为5幅,被3个博物馆收藏,分别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了“毕世长像”,美国“弗里尔博物馆”收藏了冯平、王涣像,“耶鲁大学美术馆”收藏了朱贯、杜衍像。

  日报:直观地讲,原作给您一种怎样的印象?
  刘辉:装帧形式大体上是一样的,但“三编”函套不同、形制略有差异,总体上说,初编、续编品质更好一些。函套用真丝锦,色泽更沉稳也更柔和,有一种很安静的丰富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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