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凡是经济发展良好，而且秩序也良好的地方，都是有可学之处的，新加坡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学新加坡，要学人家的可学之处，把这可学之处的东西拿来装备自己，约束自己，作好向民主法治社会过渡的准备。
    中国官员喜欢学新加坡，据说每年都有大批的官员去新加坡进修，有的还拿学位。新加坡经济发达，虽然政治民主口碑不佳，但治理状况良好，老百姓大体各安其位，法制意识超强，说那里的人个个奉公守法也许有点夸张，但百分之九十以上自觉守法肯定是没问题的。一个经济发达，而且秩序井然的华人社会，对于中国官员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毕竟新加坡仅仅是个弹丸之地，一个港口城市，位于马六甲海峡的要道，得天独厚，可以借过境贸易自肥，跟中国有着天壤之别。中国的治理若要学新加坡，似乎天然的条件就不具备。换句话说，国情有严重的差异。
　　当然，中国学新加坡，如果照搬他们的经验，自然不行。尤其他们的治理经验，放在中国，基本上属于风马牛不相及，方凿圆枘对不上。但是，作为从威权到民主的过渡阶段，一个法制化的后威权体制，新加坡目前对中国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在我看来，新加坡的成功，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他们有一个理性的官僚体制，二是有一个具有威信的法制结构。事实上，不是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保证了新加坡的稳定，而是这样两个制度化的成果，维持了新加坡几十年的繁荣。
　　尽管相当多的中国人对民主有着高度的热情，但是，作为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帝制历史的古老大国，无可否认，建设民主体制，路还是相当长。在经历了高度的专制的过程之后，社会极度萎缩，民众是以原子状态生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公民社会发育期，民主制度即使建立了，民主也难以实现。在后威权时代，经过一个法制化的过程，逐渐养育公民社会，不失为一条稳妥的道路。
　　事实上，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当政者的确有意走法制化的道路，明显有政治问题法律解决的设想。一度中国的法律热、立法热，都跟这种路径选择不无关系。按照这个路径走下去，法制化是可以期待的。只是近年来，法制化的过程似乎遇到了障碍，不仅道路的选择遇到了瓶颈，连司法的技术改革，也出现停滞。依法行政的口号，已经提出多年，在刚提出的时候，各个政府部门还紧张了一段，着手学习和应对，但是，后来居然没什么人提了。曾经相当惹人注目的民告官，也基本偃旗息鼓。只是在这几天，国务院才旧事重提，再次强调依法行政。
　　另一方面，像新加坡那种理性的官僚制，在我们这里，似乎连雏形都没有。虽然在压力体制下，中国的官僚制效率还不算低，但却问题多多，尤其是腐败问题，迄今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加以遏制。各地纷纷出台的反腐高招，有印台历的，有制作反腐电脑保护屏的，还有做廉政操的，听起来都像是闹剧。监督腐败的机构，没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么多，纪委、反贪局、监察部、审计部门等等一长串，但反腐的效果，却难以恭维。中国目前官民矛盾尖锐，冲突严重，已经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最主要的毒瘤。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反腐乏术。而反腐乏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始终没能建立一个理性的官僚制。
　　就目前而言，尽管也实行了公务员考试，也部分地推行了官员的公推公选，但是，从整体上看，官员的选任制度，还远远没有法制化。官员的进出和升迁，人治的因素依然很重，很多地方，都是党政一把手说了算，即使组织部，也只能进行选任的技术操作。因此，人事的腐败，实际上是最大的腐败。不仅如此，我们的行政机构，在政务操作上，也有着过去时代太多的痕迹，离法制化程序化距离甚远。很多地方到现在依然是运动行政思维，周期性搞运动，紧一阵松一阵，全无一定之规。同时，权大则口衔天宪，制度规定再好，也架不住领导一句话，领导一句话，制度门槛和禁令都会被踏平。
　　吊诡的是，我们这么多官员去新加坡学习，却很少有人学到了守法、守规矩，学到严格遵守程序的新加坡官员的行为方式。只羡慕人家管老百姓管得严，人家的老百姓听话。但是，在人家那里，官员更守法，更讲究程序的风格，却被我们的官员有意淡忘了。回来之后，照旧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那么高昂的学费，看来是白交了。
　　这个世界上，凡是经济发展良好，而且秩序也良好的地方，都是有可学之处的，新加坡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学新加坡，要学人家的可学之处，把这可学之处的东西拿来装备自己，约束自己，作好向民主法治社会过渡的准备。

    注：本文作者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