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蝶来照相馆，阮玲玉，1930年代，银盐纸基，估价：8千- 1万元。

    在精心布置的环境中，人们整顿精神、端正衣冠，一张精心拍摄的照相馆肖像照，展示着一个时期的时装潮流、社会风尚以及人的气度面貌。早期中国的照相馆拍摄下的照片，不管拍摄的目的是娱乐、消遣，或是为纪念，还是新闻纪实，皆生动地记录下中国人的民生热点、精神面貌和社会生活。
　　由于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众多因素，从摄影术传入中国(1840年代)到20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很多重要的影像资料都出自照相馆，这些照片不仅记录着中国近代史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也承载着中国摄影艺术发展最重要的脉络。可以说，收藏中国的照相馆拍摄的照片，也就是收藏中国的影像历史，收藏中国的摄影史。

　　外来的和尚：中国首批照相馆

　　有记录可考的中国第一批照相馆皆落足于香港。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由外国摄影师经营，开业时间短，业务不稳定，顾客主要是来往于香港与广州的商人、外交人员、外国政府特派员、传教士以及士兵。照相馆拍摄的照片主要有两类：外籍人士的留影；作为旅行纪念品销售的广州、香港等地的风俗与景观照片。
　　中国的首家照相馆由美国人乔治·韦斯特(G eorge R .W est)在1844-1845年间创办于香港。韦斯特是随外交代表团来华的官方画匠，他在中国居住了6年之久，开设了一家达盖尔摄影法照相馆拍照为生，“单人小照价格3美金。合影照片每人额外多交2美金。”
　　1845至1870年，在香港做广告的摄影师有十多位，他们之中有很多是流动性很大的摄影师，比如欧美公司派到中国拍照的摄影师，由于当时在粤港澳等地经营照相馆还不足以成为糊口的正业，与其说是经营“照相馆”(gallery)，还不如说是开设一家私人的“工作室”(studio)或者“摄影室”(photographic room )，很多人只是在酒店中租一间房，为当地的传教士、海关人员、水手等拍照，做一些短期的、兼职的生意，其中包括伦敦纳格洛蒂·赞柏拉(N egretti &　Zam bra)公司派往中国拍摄立体照片的摄影师皮埃尔·罗西耶(Pierre R ossier)。

　　从殖民文化到文人情趣：中国本土照相馆

　　1870年代，香港已有十多家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除了最有名的赖阿芳(Lai A fong)的照相馆外，还有缤纶(PunLun)、宜昌(Y ee C heong)、以及当时尚以英文“Si T ai”署名的梁时泰照相馆等。这些照相馆与外国同行毗邻，皆集中在皇后大马路，顾客亦多是外侨和来往的各国水手，摄影师多是广东人，留下的CD V照片也以外国人物居多。
　　毫无疑问，早期开照相馆的中国人，皆是从外国摄影师那里学到摄影技艺。但是，以阿芳照相馆为代表的部分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在1870-1890年代不仅已经可以达到外国照相馆的技术水平，也能拍摄与外国照相馆风格无异的照片；而梁时泰则把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还有摄影活动文人化融入到照相馆的照片中。
　　由于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水平不一，外国同行给出的评价也截然不同。约翰·汤姆森谈到阿芳时，称赞他“品位高雅”；而对于另外一些由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汤姆森则虚构出了一位“阿红”(音译，A -H ung)，讥诮他为顾客涂抹过多的粉，为迷信而必须保证双耳齐全、只拍摄死板的正面姿势。
　　然而以今天的眼光回看，阿芳所拍摄的精美的香港、广州景物和人像与外国同行无异，让人反而感觉不到中国摄影师的独特之处，倒是那些被外国人讥笑为蹩脚同行们拍摄的照片，倒是保存下中国人对摄影的成见和中国人的照相馆最初的特色。
　　事实表明，在1904-1905年勋龄为慈禧等人拍照之前，摄影已经由香港传入广东、上海、天津，并进入了北方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照相馆的活动也从拍摄地方官、商贾过渡到了拍摄皇族以及优伶，无论是照相馆的背景设置或是道具与人物姿态的选择，开始显现出越来越浓的中国的摄影审美意趣。

　　市民的上海：从耀华到王开

　　早期在上海经营照相馆的中国摄影师多为广东人，他们多因香港照相业竞争激烈转移沪上，因此，照相馆间差异不大，并在光绪年间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至民国时发展到顶峰。照相馆的钤印清一色地标注了地址以及中英对照的名称。从1870到1930年代间，它们拍摄了数目庞大、场景繁多、风格各异的家庭合影，照相馆文化与市民文化形成了相互影响。
　　上海的第一家照相馆为法国主营钟表制造业、兼营照相业务的雷米和施密特公司(R em i，Schm idt
　　&　C ie)的雇员路易·李阁朗(L ouisL egrand)开设，时间应为1856年，辗转经营到1860年代。
　　李阁朗开设的照相馆主要拍摄家庭合影，遗憾的是迄今尚未发现他所拍摄的照相馆人像，流传下来的主要有蛋白和玻璃材质的立体照片，内容包括上海道台园邸、徐家汇河口、浙江嘉兴、嘉善等地风景。
　　至1870年代，照相业在上海普及时，有三兴、宜昌、苏三兴、华兴等多家照相馆并存，其中，三兴和宜昌皆从广东而来，在1905年代成为流行的产业，“其店之最大者，曰耀华、曰宝记、曰致真等，不下十余家。”其中，耀华和宝记是最主要的两家。
　　1920年代的上海照相馆数目遽增。这些照相馆在当时已经摆脱了从欧洲舶来的名片照或者单张蛋白照片的形式和影像，虽然沿用着西洋柱廊背景，但中式园林的背景和道具的使用也逐渐多了起来，照片中的人物变得更加活泼、有个性。
　　以收藏到的雪怀照相馆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出当时上海照相馆的拍摄能力，馆内已拥有三种完全不同的影室环境，同时采用顺光、背景光、轮廓光等复杂光源拍摄从婚纱到家庭合影、仕女像等风格迥异的照片。实际上照相馆的背后还承载有很多民国趣事，比如雪怀照相馆的老板林雪怀是著名影星蝴蝶的前夫、王开曾为宋庆龄和孙中山拍照、鲁迅曾到春阳照相馆留影、中华照相馆曾为宋美龄和蒋介石拍摄结婚照等等。

　　大合影：照相馆留下的集体回忆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照相馆的功能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一般不再参与社会上重大事件的纪录性拍摄了，但又被委以了新的职责──转机拍摄大合影。
　　1921年在北京成立的大北照相馆从1954年开始承担中南海怀仁堂和人民大会堂大合影拍摄任务，目前收藏到的长片有被摄者数千，长过3米，这些长画卷作为一个重大事件最重要的影像纪录和被摄者荣誉的象征，成为影像收藏领域中独特的一类。
　　含有商标、地址等信息的照相馆照片，往往并不出自某位特定拍摄者，因此，它所代表的不是某一摄影师的视觉感受，而是社会习俗和商业力量推动下的摄影文化。这样的照片最能反应世俗的审美，最接近中国的市井生活，它们承载着一段历史，讲述着一个年代，揭示着摄影业的发展轨迹。出自照相馆的照片正在构建出中国摄影史研究的一条新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