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中国重新成为世界最强国，依赖的一定是我们的文化，而不是其他。”日前，在嘉兴“南湖文化论坛”上，马未都在题为“文明的坐标”演讲中，用这句话作为结语，略显激动的语气透露出这位“中国收藏第一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信心和热爱。   

2010年初夏，观复文化基金会在北京成立。

    2010年初夏，观复文化基金会在北京成立。这是55岁的马未都为让自己苦心经营14年的观复博物馆长久存续下去，迈出的重要一步。
　　观复基金会的口号是“与文化共同远行”。收藏之外，马未都与文化的渊源的确颇深。
　　1981年，《中国青年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他的小说《今夜月儿圆》，让他从工人变成了《青年文学》的编辑。其后，他和王朔等朋友组建了“海马影视工作室”，参与了《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影视作品的创作。真正让马未都领悟到中国文化之深邃的则是收藏。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文物包含了中国文化几乎所有的信息。
　　1997年，收藏已颇具规模的马未都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观复”—— 这个马未都为博物馆起的名字，语出老子《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意思是，万物同时都在生长，我看着你们轮回。
　　“观是看，复是重复，一个东西，你反复地看，就有喜爱、研究的意思。”马未都说。
　　已几易其址的观复博物馆，如今位于北京东北五环外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上。那是藏身于低调的竹制大门之后的一个精致院落—— 仿古的石砖铺地，精心栽种的各类植物和盆景点缀其间，正对大门的一面墙上书写着老子《道德经》第十六章的内容，说明了“观复”二字的出处。
　　2010年7月的一个午后，马未都在观复博物馆内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坐在会客厅的藤椅上，面前一杯清茶，马未都以一口标准的“京片子”拉开了话匣，从观复基金会的成立和观复博物馆的未来谈起，延伸到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种种话题。

　　不可复制的“观复模式”

　　《瞭望东方周刊》：你最近成立了观复基金会，决定把你的藏品全部捐献给基金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马未都：做观复博物馆是我个人的一个兴趣，最早就是生活中的一个支点。做到一定程度后，它就变成了我一个责任，不是个人的事，变成了一种社会责任，我得扛着。新中国成立后，博物馆都是国家在办。1992年我去申请的时候，文物局的人说，这都是国家的事，你在这捣什么乱？1996年批下来，算是非常荣幸，成为中国第一个私立博物馆。其实，旧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就是个人办的。那是1905年，光绪末年，南通人张謇办了个南通博物院，在它之后20年故宫博物院才宣布成立。
　　对我来说，我们是新中国，新中国的一个概念就是公有制的国家，所以博物馆可能不是私人做的。但是历史给了我一个机会，我申请做博物馆时37岁，申请下来41岁，正是一个人最好的时间段，既有经历也有经验。我是正好卡在这个时间段里了，比我年长10岁或年轻1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机会。年长的人看见过我们以前对文化的破坏，心有余悸；年轻的人，当他有这根弦的时候又没有经济能力。今天，即便有经济能力的人，他还要有经验，另外还需要具备文化素养，这些差一个都不行。
　　我希望未来能有退休的生活，而不是永远把着这个博物馆。我要想这个博物馆的后事，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希望博物馆将来能继续完整而有效地留给社会，所以我就想把博物馆的机制做好。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的“完整”和“有效”具体指什么？
　　马未都：“完整”是使博物馆不断扩大，不能拆分。“有效”指博物馆离开我个人依然能有效地生存，甚至生存得更好。西方有很多例子。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私立大学，比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这些由个人创办的大学不因个人的离去而解体，反而变得越来越好。由于它们的机制好，所以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逊于任何一个公立大学。

　　《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说到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那你认为什么样的机制最有效？
　　马未都：我们也参考了一些国外的经验，比如西方大学的董事会制、理事会制，我们也搞了理事会制。因为我早晚要下车，你不能说这么庞大的车一直是我自己开着，我一停车就停了。我希望这个博物馆有很多理事，所有人都是司机。我下车别人可以开，这就需要磨合出一个运营的机制。
　　我希望这个博物馆变成一个真正的公共财富，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天，希望最后这个博物馆根本不依赖于我。所以开始谋求第一步，成立理事会；第二步，成立基金会。现在两步都迈出了，只不过现在理事会和基金会都还弱小，目前还不能完全承担一切责任。
　　基金会希望能给博物馆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博物馆很难运作，很难生钱，基金会则是可以运作的。现在全国2000多个博物馆，我是唯一(收支)持平的博物馆。剩下那些不是财政拨款就是企业拨款。我们没有，照样经营得很好。
　　我们是非常孤立地做博物馆，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也几乎没有，非常难。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的“孤立”是什么意思？
　　马未都：就是没有经济来源。你看古根海姆、日本的MIHO等，这些美术馆背后都有财团支持。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是栽了一颗豆，长出一棵苗，再长成一棵大树，是这样的模式。人家都是移植来的。理论上讲，我这样的成功方式是不能复制的。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
　　马未都：因为必须经历一个历史的低谷，而且这个低谷得有一定的时间谷底是平的。如果谷底是尖的，就是一下去又上来也不成。80年代，那时谷底是平的，没有起伏。我能承受，随便捡(文物)，我觉得这是历史给我的机遇。大众对于文物真正开始有认识还是90年代中期，就是拍卖行成立。此前，大部分人对(文物)没有感受，都不知道它的(价值)。
　　所以，在那之前买东西在今天看都是白拿。我记得有一次在北大买东西，都出门了，那个教授还追着我说，你回来，我还有个东西你要不要。我问多少钱，他想了半天说，你给50块吧。都这态度，追着你把他们家的国宝卖给你，他觉得这东西是个累赘，没用。我还碰到过，就是有人查抄退赔一大堆东西，那人拿着退赔清单和我说，他想买一冰箱和彩电，只要我给他的钱够买这两样东西，这张纸就给我，我去把东西领了。
　　这个历史时期是没有了，所以不可以复制。
　　西方的美术馆、博物馆，但凡有一定影响力的，也没有我这么干成的。那时我是一个只有点小钱的人，也就比别人生活好点而已，只不过就是别人拿工资，我有点稿费。那稿费在今天看那都不叫钱，在报纸上发满一个版，才给你65块钱。可是那个时候65块钱买5块钱一件的官窑能买13件。今天倒是稿费给得高，可是你买不着(官窑)了，连个瓷片都买不着了。这个历史机遇我们不可能再获得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这种基金会制度会是以后私立博物馆发展的趋势吗？
　　马未都：我不敢说是趋势，起码觉得我们只能看到这一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永远寄希望于人而不寄希望于制度，我们要寄希望于制度而不是寄希望于人。一个馆长不行了，董事会一开会，你就走人，换一个不就完了嘛。只要制度好，有能力的人永远有。苏富比和佳士得，这两个拍卖行都有250年以上的历史了，它依靠的是什么？是制度。

　　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是一个“战国时代”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一些艺术品在拍卖中频繁拍出天价，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马未都：我觉得这是当今经济社会对文化的一个利用，而不是肯定。而它对文化的利用要具体到一个物上才觉得更有价值。
　　中国人是很物化的民族，不会用高额的资金去买一个虚拟的东西。比如去买一个创意，他肯定不干，中国人的创意不值钱。这在装修市场看得特别清楚：免费设计，交钱装修。西方人一定是先交设计费。
　　中国人认为设计是虚的，你怎么能向我收钱？所以在艺术品上，由于文化被全社会关注，那么比较物化的就是文物，所以一定要有这种直接的体现，这是很正常的。
　　当一个文物很值钱的时候，说明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很有信心。但是，如果它超出了社会中的横向比较，所谓横向比较就是社会中不是光这一个值钱，还有很多值钱的东西，如果横向比较大大偏离了轨道，那就不能简单地说是社会的认可了。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大量涌入艺术品市场的都是一些投资者，你认为这是好现象吗？
　　马未都：不是。但是较之过去拿着文物不当事的时候，那是一个好现象。我们必须有这么一个过程。
　　台阶必须一步一步地走，你想一次飞跃是很难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对文化从无知到有知，从蔑视到重视，由文物的一钱不值到价值连城，这是一种进步。只不过将来一件文物再有价值，也一定不能脱离社会的横向比较。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你一直强调，文物给人带来的最终快乐一定是文化上的，而非金钱上的。
　　马未都：对。伴随你终身的是文化上的快乐。金钱的快乐也有，但是它是瞬间的。我不鼓动人家把我们的艺术更多地换算成钱。但是艺术最终还是要换算成钱才能划清它的标杆。
　　这是一个国际通行的标准，这没办法，你老说你的艺术价值连城，那我说你有什么标准呢？荷兰梵高博物馆的馆长就老说，梵高是最“值钱”的画家。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现在这个市场乱在哪里？
　　马未都：它就是一个战国时代。你看西方那么大的拍卖市场，这么多年来，主要的拍卖行只有两家，苏富比和佳士得，还有一些带有地域性的拍卖行，前后加起来也不过10家吧。
　　咱们现在光北京就有七八十家啊，从数量上讲，就是一个战国时代，将来会慢慢淘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