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找到工作了，明天会不会被辞掉？今天身体很健康，明天会不会因为一场大病而致贫？从涨薪到升职，从户籍制度到收入分配制度，从子女教育到社会地位，到处都有或明或暗的“天花板”，“中产”上行的机会并不多。面对现实压力带来的焦虑，有的“中产”顺水推舟选择离开，有的直面困难仍在奋斗
焦虑，究竟源自何处？
●困扰“中产”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生存问题，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实实在在的不安全感
中产阶层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水准？有人说，至少应该有车有房，生活从容，有一定闲暇。“我原本也向往这种生活，以为自己也有希望达到这一标准，但现在看来，这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幻想。”在北京某出版社工作的马成说。
4年前，研究生刚毕业就进入出版社工作的马成感觉自己很幸运：“每月收入6000多元，还能解决北京户口，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小马说，由于没什么负担，生活过得很惬意，几年下来银行存款也达到20多万元，貌似“中产”了。
但今年有了新情况。由于年近30岁，家里经常催他结婚。“结婚要有房子啊。”小马说，一跟高房价正面交锋，看似不少的银行存款立马显得微不足道，连首付都不够。最后，还是在父母全力资助下，小马才在五环边买下一套不足90平方米的两居室。
打这儿起，小马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生活压力。50多万的贷款让他不得不将自己的消费水平一再压低，不敢聚会、不敢消费，以前的洒脱与豪迈都成了过眼云烟。现在，小马经常很焦虑。自己这点收入，哪年才能还清房贷？以后生了孩子，能负担得起吗？万一父母要用钱，怎么帮助他们？种种未知数，让这个原本大大咧咧的年轻人变得忧心忡忡。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很多跟小马一样的所谓“中产”，他们原本充满希望地追逐梦想，但仅仅“高房价”这一现实，就能立马将他们打回原形。在看似光鲜的生活表象下，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焦虑与彷徨。
焦虑，源于个人因素还是社会原因？
有人说，相比改革开放前，现今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为什么还不知足呢？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容易抬高自己的期望值，而一旦达不到预期，挫折感就会随之产生，这是“中产”不快乐的原因。
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被“中产”认同。在北京一家行业协会工作的高先生说，好不容易才凑足首付买了房，沦为房奴；贷款买车，又还贷又养车，成为车奴；生了孩子，更是被深度套牢，成了孩奴。“这些顾虑，难道是凭空编造的吗？难道是过高要求导致的吗？”
事实上，令中产阶层感到焦虑的不仅仅是这些具体的生存问题，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却实实在在的不安全感。今天找到工作了，明天会不会被辞掉？今天身体很健康，明天会不会因为一场大病而致贫？从涨工资到职位晋升，从户籍制度到收入分配制度，到处都有或明或暗的“天花板”，中产上行的机会并不多。如果再看众多青年在结婚生子后被高房价、子女教育等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更让人意兴阑珊、斗志尽消。
逃离，自己更快乐吗？
●面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压，“中产”在现实和理想的夹缝中左冲右突
“逃离北上广”，最近成为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的现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多年后，有些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前人们一窝蜂涌向大城市的现象相比，足以令人注目。
小成是广州某事业单位下属企业的职员，在大都市已工作了5年的她，回陕西老家发展的念头越来越强烈。“在单位，我们属于企业编制，收入虽然也能达到六七千元，但因为不能享受事业编制职工的福利，到现在也买不起房子。”小成说。
其实，家里早已为小成联系好了工作，只要回去，就能进入一个相当不错的单位。但是，由于心存干大事业的梦想，以前总是下不了决心。今年，小成找了一位同乡的男朋友，才决定一起回老家去，“下这个决心不容易，但还是务实些吧。家乡生活成本低，节奏慢，日子可以过得幸福点。”小成说。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巨大的生活成本，让像小成一样生活在大都市的中等收入者切实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大不易”。重压之下，部分中产阶层的优越感、归属感、安全感齐齐消退，“压力大、强度高、焦虑多”一同抬头，在大城市生活甚至变成“死要面子活受罪”。逃离，成为一些人的新想法。中产阶层正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作出反应，在现实和理想的夹缝中左冲右突。
有人逃到“乡下”，有人逃到“国外”。
今年6月，在北京国贸举行的夏季房展上，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移民项目热闹非凡：“50万美金=美国房产+全家绿卡”，“买国内项目仅有70年的土地使用权，而买国外项目则是土地的永久产权”……各大投资移民中介机构声势很盛。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新世纪(27.93,-0.89,-3.09%)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在记者的亲朋好友中，想通过留学、工作等途径申请移民的人也不在少数。当然，有能力移民的人并不多。
逃离之后，真能生活得更好吗？在远离大都市的地方，能否找到自己的幸福？
曾在上海一家媒体工作过的小金去年回到了老家安徽，在当地的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任职。说到现在的生活，小金感觉还是有点别扭。“有时候会有失落感，生活节奏慢了很多，原来还想创业，现在每天就是过日子。”小金说，上海肯定不会再回去了，“在上海，每天都在挣扎；而现在，这才叫生活。”
尽管备受关注，但据记者了解，“逃离北上广”的现象目前并未演化成一种大规模的社会潮流，尚没有数字能证明越来越多白领从大城市逃离，也无法证明离开了就一定会更好。
“道理很简单，城市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丰富的资讯信息。”在北京一家民营企业工作的卫锋说，他在北京工作8年了，已经适应这里的生活状态。再者，二、三线城市工作机会相对较少，且薪水相对较低，对人际关系的依赖也无法被忽略。转移到那里，能否达到预期效果？难说！
创业，能否再上层楼？
●谁都知道给人打工不好受，但真要一咬牙一跺脚，可着劲儿出去自己开公司创业，还真需要勇气
面对重压，有些中产者并没有逃避，而是做出了更主动也更冒险的选择——创业。今年5月，由智联招聘等公司联合发布的《全球雇员指数调研》显示，有49%的中国白领表示正在计划自主创业，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4%；在有创业计划的中国白领中，61%期望能够在2年内当上老板，26%表示会在3至
5年内创业。
由于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中产阶层在获得新信息、接受新理念等方面更具优势，这无疑会为他们创业成功增加砝码。
当然，创业也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网上有人发帖说：谁都知道给人打工的罪不好受，但真要一咬牙一跺脚，可着劲儿地出去自己开公司创业，还真需要勇气。此帖一出，立即引起热议。
对创业者来说，首先要跨过资金这道坎。一旦资金紧张，决策就会畏首畏尾，很多想法难以实施或者不敢实施，好机会也擦肩而过。面对资金门槛，很多有创业念头的中产停下了步伐，而已经创业的白领也随时会面临因周转资金不足而陷入困境。
王辉是南京大学博士生，也是南京一家科技公司的法人代表。去年创办公司，有一支高素质的研发团队，均为南京大学在校博士生与硕士生。
说到公司的未来，王辉虽踌躇满志，但也清楚资金不足是公司发展的最大阻碍：“我现在技术没问题，就是因为缺资金，生产能力上不去。目前我做的还是公斤级订单，有过吨级订单的机会，但是很无奈，我没那么大的生产能力，眼睁睁地送给别人做了。”王辉坦言，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各级政府和学校能对他这样的创业群体提供专项资助，或是有正规的融资机构给他提供贷款，总之让他能“借”到创业资金。
除了资金困难，白领创业的实战经验也比较欠缺。有些人在创业时并未考虑清楚自己的优势、擅长的领域，为了规避资金劣势，或者放弃自己的专业技能，或者光凭想象、冲动做事，结果一败涂地。
在某政府部门工作的王东对创业既爱又怕：“大城市里生活压力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收入不够用。”王东说，为改变这一窘状，去年他尝试着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餐厅。由于平时还要忙单位的工作，再说自己也不懂经营，所以他只做了投资人。但王东挑选的经理并不胜任这一工作，半年之后，王东的餐馆因为顾客过少、管理不善而关门大吉。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认为，能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吸纳就业的中小民营企业，是中产阶层的重要来源，应该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不少创业企业反映，当前企业纳税和缴费压力较大，成本不断攀升；一些行业性、地区性、经营性创业壁垒仍然存在，劳动者创业领域受到限制；一些地方行政监管不规范、不透明，多头收费、乱收费的现象仍有发生，中小企业和个体户负担较重，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基础，如何才可打牢？
●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也不利于中产阶层的成长与发育
在社会学家看来，中产阶层是社会的中坚，是促消费、扩内需的主体，是承载现代文化的主角，一个社会应当有60%—70%的人口属于中产阶层，这样的“橄榄型”社会才会稳定、健康。
那么，实现这种理想，路还有多远？
壮大中产阶层，首先要让他们至少不必为生计发愁，具备阶层晋升的精力与能力。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必须将控高、扩中与提低协调进行。”
中低收入者主要依靠劳动获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就是扩大就业。此外，还需要大力鼓励创业，发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业的小企业，以改善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结构，让更多“小老板”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
“直接减税能有效增加人们的收入。”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王先生说。他已工作4年以上，6000多元的月薪听起来还不错，但房贷、孩子教育、赡养老人，处处都得花钱，如果不是省吃俭用，一不小心就能成为月光族。“收入就这么点，每年还要交纳近万元的个人所得税，心里能舒坦吗？”王先生说。
对于有专家认为“无论在财政领域还是调节分配的领域，调整个人所得税能发挥的作用都不是太大”的观点，王先生并不认同：“我们的每一毛钱都是辛辛苦苦赚的，每一笔钱都有它的用处，怎么能说作用不大呢？”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1990—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到41.4%，降低了12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在相当程度上以职工的低收入为代价。
进行收入分配改革，“限高”这一环节不可忽视。杨宜勇认为，如果不能遏制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过度集中，不仅会增加贫富间的差距、产生不同阶层的矛盾与冲突，同样也不利于中产阶层的成长与发育。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清理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壮大中产阶层，需要为他们减负。事实上，很多中产的绝对收入并不低，以北京为例，月薪5000元—20000元的人群不少。但是，这些人的生活压力同样不轻。一旦遭遇住房、教育、养老等任何一个问题，“中产”们的腰包就迅速缩水了。专家认为，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保、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发展目标。
壮大中产阶层，还要培养好后备军。近两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很多流入“蚁族”。必须创造就业与创业的公平环境，通过公正的机制保障公平竞争，疏通人才向上流动的通道；再者，还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为低收入群体改善生活、改变命运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提供与贡献相匹配的收入、与劳动相对等的报酬，让“蚁族”也拥有放飞理想的机会和条件。